我以少年的眼所識之女性，當然皆20世紀50年代的女性。

哈爾濱市當年的市區主要是道裏區和道外區，當年南崗區還沒成為主要市區，動力區也還沒成為主要重工業區，香坊區乃城鄉交界地。

道裏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松花江畔，叫做“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十二條橫街，叫做“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國”之名。少年時期的我，家在道裏區，但不是在道裏區的中央大街那一帶，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臉子。

哈爾濱市早年有幾處老居民區，偏臉子便是之一。這些老居民區，幾乎一概沙土路。路兩側挖有夏季流水的溝，叫“陽溝”。“陽溝”乃相對於“陰溝”而言。陰溝之上鋪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時，陰溝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區只剩陽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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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條陽溝後，便是一排排臨街的住宅。而臨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圍著。木板障子其實便是柵欄的一種，只不過比柵欄高，不那麽整齊美觀罷了。木板障子使城市裏平添了幾分鄉村的景味兒，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自然，用木板障子圍成的臨街園子裏，皆有樹、花和草生長著。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觀過。木板的上端，鋸出齒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塊形。天長日久，漸漸地朽了，缺斷了，於是補以不美觀的、帶皮的、長短不齊寬窄不一的雜木板、木條，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柵欄後”。

修柵欄是俄人的鄉村居住習慣。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帶。不太富的和窮的，早年居偏臉子一帶。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向蘇聯遣送了一批俄人。於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家。柵欄也罷，木板障也罷，當然都是為了家的嚴緊，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從窗戶望進屋裏去。

陽溝上每隔幾米，便有小橋。叫小橋未免誇張，其實是過踏板。從板上過陽溝，迎面往往便是院門。那院門也皆為俄式的，大門上開小門。入了院門，就等於入了一個城市小“部落”。少則四五戶，多則七八戶、十幾戶，異姓而居。和北京異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樣。俄人住時，一般都是一院一戶。中國人住時，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戶。既然異姓而居，便有公共義務。如輪流著每晚幾點關大門，天亮幾點開大門。如雨季共同疏通陽溝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時期，那些院門大抵已朽損。但畢竟還都能算是門。

也有一院一戶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門的小官，科長、副科長的家。再稍大點兒官，絕不至於住偏臉子。或新中國成立前的殷實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買下的，屬私產。當年偏臉子屬私產的院子不少，約占一半。故許多人家之間的關系，不但是鄰居，又是房東和租戶的關系。

就是在如此這般的一條條街上、一座座院子裏、一戶戶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樣的女人，也領略過與我同齡的少女們的風情。有的是小知識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幹部之家，有的是小販之家，有的是被“共產”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營”了的小業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頭開爿小小的雜貨鋪維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開修鞋鋪、理髮亭；還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爛兒，女人夏天賣冰棍兒、冬天賣糖葫蘆養家糊口……總之，沒上層人家，但有最底層人家。沒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窮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的，便是這些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20世紀50年代，中國平民和貧民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

先說那些是母親的女性們。她們當是我母親的同輩人，年齡在40歲左右。年輕的三十七八歲，年齡大些的四十五六歲。她們不僅是那條街上，而且是偏臉子千家萬戶的人數最多的母親。看來，中年母親是任何一個時代母親群體的主要成分。

她們大抵沒工作，更沒職業，20世紀50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門競相謀職的年代。她們大抵是比較典型的傳統的家庭婦女。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之妻、小幹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們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時間為20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時候進城投親靠友謀生，如當代的打工妹，趕上了“光復”，於是索性嫁與城裏的男人為妻。當年落城市戶口容易，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一個有城市戶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國女性，獲得長期居住權的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外國人。她們中後來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國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成果。在那一運動中，她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去夜校的身影，是當年城市裏一道獨特的、具有輕松喜劇色彩的風景。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這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她們每天早早起床，盡量輕手輕腳地做飯。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兒女們睡“回籠覺”的時候，擾醒了兒女無妨，兒女白天盡可以補覺。擾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氣的。丈夫不生氣，她們自己也會覺得罪過。將去上班的丈夫白天無處補覺，這一點她們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談不上罪過感，也會內疚。夫妻感情好的，便會生出一份兒心疼。這一點和今天的妻子們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們雖然也做早飯，但已非義務，而是覺悟。何況自己也要吃了早飯去上班。今天許多人家做早飯的義務已移交給丈夫們了。倘丈夫們弄出大的響動，擾醒了妻子們，她們也是要不滿的。今天的丈夫們如果不主動承擔做早飯的義務，久而久之，妻子們是要牢騷滿腹甚至提出抗議的。但20世紀50年代絕少有丈夫們做早飯的現象。那樣的丈夫將遭男人恥笑，同時那樣的妻子也將遭女人恥笑。20世紀50年代的妻子們，沒有因做早飯而發牢騷的權力，更沒有抗議的權力。這一種任勞任怨，乃是由她們家庭婦女的角色所決定了的。

20世紀50年代以細糧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較優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時候吃細糧，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時候吃細糧，生活貧窮的家庭每月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時候吃細糧。那細糧也就差不多僅夠丈夫一個人吃和帶飯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兒女，受優待跟丈夫們沾點兒吃細糧的光，於是，也就幾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糧了。

雖然如此，她們也無怨言，甚至會認為這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之事。更甚至，不願實情被外人所知。當然是不願在這一點上被別人家的妻女們同情和憐憫。因為在這一點上來自別人家的妻子們的同情和憐憫，對於她們，似乎意味著自尊所受的傷害。

20世紀50年代也有羨人富笑人窮的現象。與現在比，不是什麽咄咄逼人的現象，但也畢竟不是令窮人家愉快的現象。

“瞧她，哪兒像個妻子，像雇的個老媽子!做在前，吃在後，而且只能吃粗糧糙飯!”

這是當年左鄰右舍口舌尖刻的女人們對窮家妻的譏嘲之一種。話裏包含著對窮家丈夫的譴責，實際上也包含了對是窮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貶損，因而使窮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們常常囑咐兒女，對外人要講全家都吃一樣的飯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確每每心懷叵測地向別人家的小兒女刺探：“你們家吃一樣的飯菜麽?”

這種刺探沒有太大的惡意。只不過是對別人家的隱私的興趣罷了。企圖通過那話刺探到這樣的結論——別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於是刺探者往往會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兒，幫後者縫縫補補，拆拆洗洗。此時，她們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動，自我滿足。後者們當然也會受感動，也會獲得被憐憫的滿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則家庭婦女們就彼此串門兒。串門兒是她們冬季裏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帶著針線活兒。常有這樣的事兒——張家的女人，腋下夾著沒做成的一卷棉襖片兒或棉褲片兒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著同樣的活兒，立刻讓出一半兒炕面。於是兩個女人相向而坐，一邊各做各的，一邊聊家常，聊她們少女時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沒什麽活兒可做，也會熱情地騰出炕面，情願幫著張家的女人做。

所以，張家丈夫的鞋底兒是李家女人幫著納完的，李家兒女的衣服是張家女人幫著做成的，乃不足為奇的尋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們關系相處得不睦，或某一戶的女人與別家的女人關系緊張，那麽聊天和串門兒便由本院轉移到別的院去了。可叫做交際的“外向型發展”。

所以，20世紀50年代男人們訓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議別人家女人的一句話往往是——“就生了一張嘴兩條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條街上也知音難尋，那麽她們便向別的街去尋。

由這一條街到那一條街，是極方便的事。往往從本院或鄰院的什麽地方，比如矮墻的豁口處，比如兩間房子的夾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條街或後一條街的某個院子裏。哈爾濱叫“鉆院兒”。

家庭婦女們喜歡聊天和串門兒，實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這一傳統的交流方式，她們當年再沒有另外的什麽交流方式。她們的真性情，通過此方式呈現和舒展。如果連這一種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們作為女人的生氣也就迅速委靡了。

上午11點左右，她們又都回到了各自家裏。丈夫雖不在家，兒女們還要吃午飯呢。

下午，她們可小睡一會兒。

下午的聊天和串門兒，是不時看表的，必得在4點半以前結束。

6點鐘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進門片刻，喝杯水，吸支煙，飯菜就上齊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無論做什麽飯菜，時間是掐算得極準確的。

如果飯桌上有饅頭、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兒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兒；不多，自然沒她的份兒。

沒她的份兒她也早就習慣了。因為她是妻子，是母親，是兒媳。她自己的意識裏，承認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員。吃穿方面，無論與誰比，她自己往後排永遠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7點鐘左右，她開始為丈夫、兒女和老人燒洗腳水。

如果家裏有收音機，丈夫往往一邊吸煙一邊聽著，等著洗腳水端到腳前。而上學的長子長女，必在埋頭寫作業。

無論夏天還是冬天，8點半後，一般人家準拉窗簾了。

夏天，男人們吃罷晚飯也喜歡坐在院子裏聊一會兒天，或下一盤棋，但絕不會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們是不太串門兒的。

9點，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燈。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8點多就熄燈。

沒電視的年代有一個好處——無論大人孩子，睡眠都較充足。

20世紀50年代，並非家家戶戶都有收音機。可以說大多數平民家庭都沒有。誰家有，也是老舊的，只能聽一兩個臺。記得我家住的那條街上有人家買了一臺八十幾元的國產名牌收音機，一時幾乎轟動整條街……

當丈夫和兒女們發出鼾聲，家庭婦女的一天終於結束了。

她們周而復始，一年又一年，過著內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髮白了，臉皺了，在不知不覺中老了。

她們當然也是愛美的。她們往頭上抹的叫“頭油”，往臉上擦的叫“雪花膏”，潤手的叫“蛤蜊油”——兩片蛤蜊殼扣裝的某種油脂，8分錢。而這三樣，對她們而言是奢侈品，加起來一元錢左右。就算如此廉價的東西，有的女人一輩子也沒用過幾次。

平素她們洗發用堿水，洗臉用肥皂，手上的皮膚幹裂了，塗點兒豆油。過春節了，才舍得預先買塊香皂用。

她們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畢竟是會有一兩件的。比如結婚時穿過的，但婚後不久可能就疊起來壓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壓著她們當年穿過的旗袍。某個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氣曬箱底的時候，她會一高興心血來潮地穿上，在院子裏招搖一番。那旗袍當然已瘦了，穿著不合體了。同院的女人們就圍攏了觀賞、贊嘆或遺憾。

除了結婚時擁有的新衣服，據我估計，她們中的大多數，婚後又為自己做過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說是五六套，其實不可能同時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褲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為自己做雙新鞋。終於湊齊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無非是用平紋布或斜紋布做成的。平紋布三角多一尺，斜紋布五角多一尺。她們中大多數，終生在衣著方面的消費，細算下來，二三百元罷了。她們中某人猝死，往往沒一套新衣服入斂，現做一套平紋或斜紋的送終。

她們當然是愛名譽的。賢妻、良母、孝媳便是她們至高無尚的名譽追求。家庭婦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認為榜樣，那麽她會成為全院乃至整條街上極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麽她在鄰裏關關係方面也肯定是能謙善忍的。即或刁蠻潑悍的女人，對她也不敢過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婦女中也有俠肝義膽的女子，她們在一個院子裏乃至整條街上主持民間正義，抑強扶弱，專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們每個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婦女究竟是怎樣的女人，別人一邁入她的家門心中便有數了。持家有方的女人，無論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齊全或簡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貧抵消不了的。丈夫、兒女、老人是她們的廣告。她們懂得這一點，所以，盡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員都穿得體面些。如果說顧不上考慮到誰，那麽顧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們自己。而要盡到以上義務，對於她們已實非易事。20世紀50年代，平民之家幾乎是舍不得花錢買衣穿的，全靠她們一雙手做。夏季的單衣做起來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們的手往往僵得難以彎曲了。說來現在的人們也許不相信，我少年時那一條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極要強極要臉面。她夏季裏生病，沒能預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於是加緊拆洗，一心爭取讓全家人在春節時穿上拆洗過的棉衣褲，蓋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褲和被褥，還要講究“漿”。那是一道很麻煩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後開始做，麻煩倍增。春節前，她的願望實現了。但她的雙手殘了，此後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稱“雞爪子”的一種筋骨病。她的雙眼差一點兒失明，此後視力嚴重下降，可憐那一年她還不到40歲……

職業婦女如果嫉妒心強，人們就都會說她“像家庭婦女”。

然而我想說，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許恰恰是家庭婦女。更確切地說，恰恰是平民階層的家庭婦女。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宣揚她們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強調——她們並不能直接參與到社會中去進行名利的競爭，同時值得女人嫉妒的現象又幾乎皆存在於她們短窄的視野以外。無論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曉的現象生發出嫉妒之心。置身於她們那麽一種群體封閉的生活形態，決定了她們對別的女人實在沒什麽可嫉妒的。

但畢竟也會有嫉妒的時候吧?

是的。

表現在哪幾方面呢?

如嫉妒別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舉架高，可搭“吊鋪”，增加了居住米數；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門皆陷地下，又背陰，終年不見陽光。有人家兩間，有人家一間……

這些硬性差別決定了生活條件不一，更確切地說決定了生存條件的高低優劣。她們的心理不可能不對視野內的這些差別有反應。

如果張家人口多，卻偏偏住一間，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麽她一定會嫉妒人口少卻住兩間好房子的李家。於是張家的女人，或者最愛去李家串門兒，或者最不愛去。最愛去是由於向往，由於憧憬，在別人的家裏，間接體會住好房子的感覺。最不愛去是由於本能地遠離自己所達不到的願望“樣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當年以少年的眼觀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間經常串門兒，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間過往甚密。

但是僅此而已。絕不至於因而相互歧視，更不會因而相互敵視。見了面也是客客氣氣的，彼此以禮相待。

能做到這一點，乃是由於房子的差別在20世紀50年代一般是歷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輩人解放前花錢買的，非是解放後新中國按什麽原則分配的。如果純屬後一種情況造成的，那麽她們的嫉妒也許會生出憤懣吧?

因為所謂“公平”二字，主要體現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別非是由後來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們那一種嫉妒之心，雖有，卻並不強烈。

嚴格說，用“羨慕”一詞更恰當些。

20世紀50年代，是關於“共產主義”的話題在中國最“發燒”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被宣傳搞得弱智，真的以為“共產主義”是明後天就會實現之事。家庭婦女們尤其深信不疑，這一種迷信，大面積地稀釋了她們的羨慕。

到了“共產主義”，不是家家戶戶都住面積差不多、大小樣式差不多、一樣的好房子了麽?眼前的差別，又有什麽值得羨慕的呢?不就是在老舊的房子裏再熬八年十年麽?她們對“共產主義”表現出極令人感動的耐心。

有一年，偏臉子的幾條街修路，並非是將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鋪成石路，只不過來了些修路工，載幾卡車沙土，將坑凹處填平，由壓道機碾壓幾遍罷了，再加上挖掘陽溝，但大人孩子們都興奮不已。以為是開始建設“共產主義”大工程的信號，接著就會蓋起一片片樓群了。於是家庭婦女們奔走相告，無不興高采烈，積極踴躍地參加義務勞動去……結果自然是“共產主義”並沒由修那幾條沙土路開始一鼓作氣地實現了。

家庭婦女們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誰家的丈夫對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對自己好。因為這不但是她們視野以內的事，而且是直接觸動她們女人感想的事。毫無疑問，其實也是無論任何時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過，因為她們是家庭婦女，僅能通過丈夫對自己的態度意識到幾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時代的女性尤其在乎這一點。

她們中有人常常公開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頭油、幾尺布料，炫耀說是自己丈夫給自己買的。

也有人動輒便說：“在我們家裏，我可是和他吃一樣的飯菜!我不和他吃一樣的他不高興!”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極點。

其實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數女人並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樣的飯菜，但是極其在乎自己的丈夫連一瓶頭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給自己買過。她們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費，暗自承認其要求雖屬正當但未免鋪張，心裏卻總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給予她那一份兒驚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慮……

於是，她某一天興許會當眾宣布：“俺家那口子，說要給俺買一雙皮鞋呢!”

家庭婦女的這一種虛榮，有時簡直像比寵的小女孩兒。

20世紀50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絕大多數是勤儉型的。許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遠放著針線筐。幾乎家家有襪底板。襪底板上往往套著沒補完的襪子。幾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種功用，反過來貼袼褙。納一雙鞋底兒要貼十幾層袼褙。至於帶著針線沒縫完補丁、沒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見。她們沒有8小時以外。她們總在不停地做這做那，永遠也做不完，而且永遠做不煩似的。

家庭婦女沒什麽個人祈求。她們的祈求體現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寬厚而長壽，丈夫體貼而本分，孩子聽話而健康——便幾乎是她們的全部幸運和幸福。

她們最怕的是丈夫經常對自己吼而又經常被鄰居們聽到。

被丈夫打是她們最覺丟臉之事。

20世紀50年代的家庭婦女心中很少動離婚之念。她們能忍的程度令今人無話可說。

她們其實並不怎麽地望子成龍，兒女長大後能有份工作她們就頗感欣慰了。而20世紀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壯年勞動者短缺的時代。所以她們看著兒女一天天長大，對將來是較樂觀的。而這樂觀一進入20世紀60年代便被粉碎……

她們普遍一年四季身著舊衣，樸素得不能再樸素。剪齊肩短發，當年叫“文明頭”。無追求，無強欲。在稍微有點兒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點兒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對的是街道的小幹部她們也那樣。公社書記一級的幹部，在她們心目中是大官兒，派出所所長在她們心目中代表著一種令她們畏懼的權威。

我家前街或後街住過派出所所長和科級幹部，街道小組長的女人們往往不敢獨自去收戶口本兒或通知什麽事兒，每拽扯上另外幾個女人陪著壯膽兒。

哈爾濱市偏臉子一帶的這些平民階層的家庭婦女20世紀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態，據我想來，與正陽河、三棵樹、地包、顧鄉（哈爾濱地名）等等大面積的城市平民區的家庭婦女們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廣之，與全中國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婦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斷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許因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於北方的城市情況，決定了20世紀50年代的家庭婦女的不同。

有統計表明，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女性在人數上以中年女性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婦女為最多，家庭婦女中又以平民階層的為最多。

而總體上，她們差不多就是我寫的那樣。

我親近她們甚於親近以後任何時代的女性，因為她們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親。我一向對她們懷有深厚的敬意，因為她們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們，因為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付出太多，享獲太少——更因為她們沒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機會大有作為、大展鴻圖的時代。

她們中大多數人的兒女，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可能實際地對衰老了的她們盡孝心，此前幾乎不能。而她們若逝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大約兒女們都還在“上山下鄉”的尾聲中撐持著自己的命運。

那麽，真的逝於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她們，我粗略按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終生個人花費，吃穿全包括在內，四五千元人民幣。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費算的。而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費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幣，約等於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個月的工資。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紀50年代的她們了。

代與代相比，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紀50年代的職業女性，其風貌與20世紀50年代的家庭婦女們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時代的女性。這不僅是由“職業”二字所決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決定的。“職業”只能使女性發生經濟獨立的變化，以及由此影響的消費水平和物質生活質量的變化。而全中國的解放這一改天換地的大事件，卻使當年的職業女性以嶄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態證明著自己不可輕視的社會作用。她們中有新中國成立初年畢業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有解放前幸運地達到小學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識女性，有軍隊轉業加強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學生，小學直接升高中，不另設初中年級。高中畢業即可直接考大學。軍隊轉業的女官兵，要麽參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識分子，要麽在革命隊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達到了小學乃至中學文化程度。總之，都有文化，能讀能寫。

20世紀50年代，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鳳毛麟角。

具有高中文化，無論男女，就算具有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當於“次高級”知識分子。

初中一畢業，急需文化人才的社會，便不再視這些人為學生，而以“小知識分子”看待。在這一點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為女性，社會尤厚愛之。

她們首先被各級黨政機關和廳局處部門熱情吸納，或被各大工廠爭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會直接下車間當工人。20世紀50年代前5年，時代舍不得“浪費”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當工人。最起碼，分配她在科室擔任抄抄寫寫的工作。初高中畢業生直接下車間當工人，是20世紀50年代後5年開始的事，因為初高中生多了，時代文化職業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滿足了。

以上這樣一些20世紀50年代的職業女性，年齡大抵在20至35歲。她們精力充沛意氣風發，敬業態度可嘉，工作嚴謹負責，要求進步的思想真誠而又飽滿。

她們中，第一類知識女性在第二類知識女性面前頗為謙恭。因為她們自覺擁有的是舊教育制度發的學業證書，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虛弱幾分，豈敢與新中國發給了學業證書的知識女性逞強好勝地論資排輩?所以總是表現出甘願向第二類知識女性虛心學習的樣子。哪怕暗地裏並不服氣，也不敢公開地一爭高下。何況，新中國錄用她們，她們便已有些受寵若驚了。她們執行上級領導的各項指示絕對不敢走板，請示多，匯報多，傳達多，自己勇於做主的時候少。哪怕賦予她們某種權力，她們用起來也小心翼翼，甚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錯、挨批評。她們是一些夾緊尾巴做女人的知識女性。

第二類知識女性在第三類知識女性面前也頗為謙恭。她們的學業證書雖然是新中國發給的，她們的文化程度雖然比對方高一個檔次甚至高兩個檔次，但她們沒有對方受部隊培養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幹和經驗。它們綜合起來意味著可以獨當一面，雷厲風行，果斷堅決，敢議敢言，甚至“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自作主張較少顧忌。這幾點，每使第二類知識女性欽佩得五體投地，心悅誠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類知識女性多麽地崇敬，更是不消說了。第一類知識女性對第二類知識女性內心每有不服，但對第三類知識女性內心卻是不存半點兒歧見的。所謂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類知識女性，無論在部隊時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經歷”的女人。那經歷也叫資歷，進言之乃資本。在新政權建立的初年，那資本至高無上。不管什麽樣的知識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識資本頓時暗淡無光。一個女人如果擁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沒有那資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於是情形往往這樣——倘三類女性在一起工作，過不了多久，有那資本的女人，便漸漸成了她們的中心人物。而第二類知識女性，不知不覺中扮演起了爭取信任的角色。第一類知識女性，則只能是第三類和第二類知識女性共同團結幫助的對象了。

一般來說，當年在原則上，總是安排第三類知識女性領導第一類和第二類知識女性，安排第一類知識女性領導另兩類知識女性的情況很少。但也有第二類知識女性是領導的情況，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長幾歲。即使她是領導，還是會自覺地、經常地就工作問題主動與第三類知識女性商議，虛心請教。何況，她是領導了，便會想到：自己該要求入黨了。第三類知識女性差不多都是黨員。部隊在將她們選送到地方時，是考慮到了這一點的。那麽已經是領導了的女人的入黨申請書，自然要經由她們向組織呈交。她們往往還必是組織指定的、前者的入黨幫助人。

總體而言，知識女性當年比知識男性們更善於擺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於無沖突相處，更善於維護三者之間的“生態平衡”。她們積極的、有益的社會作用，是今天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不充分肯定的。她們在20世紀50年代的女性中雖是少數，但畢竟最能代表20世紀50年代中國女性的時代風采。

她們當年經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組，為五花八門的事進行宣傳、讀解、鼓動。於是廣大的家庭婦女們，便有幸接觸到了闖入自己視野的她們。每次她們的身份都代表著黨政機關部門，令家庭婦女們不能不仰目而視，洗耳恭聽。

少年時期的我，便是在那一種情況下見到她們的。

我和家庭婦女們一樣，更喜歡聽她們中第三類女人作動員。她們說話時習慣於借助手勢加強語意。她們較少用“上級”這個詞。她們口中經常道出的四個字是“咱們婦女”，於是她們和家庭婦女們之間的關系拉近了，似乎平等得不能再平等了。同時，家庭婦女們感到，她們自己便是“上級”了，起碼是“咱們婦女”的“上級”。

第二類知識女性，亦即新中國發給學歷證書的女人們，講起話來則就不那麽響亮，不那麽熱烈，不那麽神采飛揚了，她們顯得遠不如第三類知識女性們那麽自信。她們手中往往拿著報、文件或幾頁稿，一邊說，一邊看，怕說錯了。

如果有前兩類知識女性同行，第一類知識女性往往很拘謹，不多說什麽，也往往沒機會說什麽。但如果沒第三類知識女性在場，第一類、第二類知識女性講起話來也會變得生動自如的。

做完動員報告，她們就分頭到各家各戶串門兒。而且，哪一家哪一戶的房子低矮破舊，她們越愛去。不管床上炕上亂不亂，椅子凳子擦沒擦，落身便坐，坐下便聊家常。聊時，每每拉著窘得不知所措的女主人的手，令後者們激動得淚眼汪汪。

她們常常鄭重地這樣說：“大嫂，信我的，生活會好起來的，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就像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瓦西裏對憂愁的妻子說：“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她們抱起人家的小孩子就親，就逗。她們語重心長地替女主人教誨小學生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要聽父母的話，要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

如今回憶起來，我覺得她們(三類女性都包括在內)當年並非作秀，而是內心裏真有一種對百姓的親情。也許她們意識到自己在家庭婦女們心目中是代表著黨和政府的，所以感受到能和家庭婦女們打成一片乃是特殊的愉快。她們走時，家庭婦女們往往成群結隊地送出大院，送至街頭，戀戀不舍。

應該承認，她們當年像一種黏合劑，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濃厚的方式，緊密了底層民眾，起碼是底層家庭婦女們與黨和政府的關系。

這一點她們做得比當年的男性出色得多。如果沒有她們深入的、經常的宣傳鼓勵和教化，家庭婦女們與黨和政府的關系其實是極為松懈的，只不過經由街道和居民組的婦女幹部們發生著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罷了。

以上三類20世紀50年代的知識女性，在第四類知識女性們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肅然起敬。

這第四類知識女性，便是首長們的夫人。她們中不少人革命資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處級幹部。20世紀50年代，一個是處級幹部的女人，在尋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幹了。想想嘛，她在部隊裏是團級!而且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處級幹部也的確是高幹的初級——十三級。即使她們不是處級，是科級，也往往是身任要職的科級。她們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長、廳長、省市黨政機關的部長們，甚至是省市正副領導們。

所以，她們身上往往既有官氣，同時也有官太太之氣。哪怕她們是溫和待人的女人，也難以全部掩飾起身上的官氣和官太太之氣。為官不能半點兒沒有官氣。但官氣在她們身上，由於官太太之氣而有時表現得盛氣淩人。可以這麽認為——她們比自己的丈夫們更早地從內心裏消除了“百姓”這一概念。

20世紀50年代，除了龐大的家庭婦女群體，除了以上四類知識女性，當然還應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務行業的女性，以及從事教育、衛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們皆是新中國的第一代職業女性。在一個意識形態極端政治化的國家裏，“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榮幸。這榮幸當年通過各種方式灌輸進她們的頭腦，並在她們的頭腦中發酵為極其強烈的自豪。如今我們稍微一想，其實“第一代”並不意味著什麽了不起的內容，因為這世界一向經常產生著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當年她們可不會像我們現在這麽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當年有人將我們現在這麽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訴了她們，她們定會生氣，甚至會認為我們思想反動……

榮幸加自豪，使當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職業女性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都盡量以出色的敬業表現在自己平凡的崗位上。當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評，哪怕僅僅受到班組長的批評，也是一件無比嚴重的事。而且，無疑是讓人覺得羞恥的事。她們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性質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極少的。誰頭腦中存在這樣的不滿意或不滿足，誰就被認為“思想成問題”，而一個女人若被認為“思想成問題”，那麽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問題”了。

她們對榮譽的要求都相當強烈，體現在爭當先進、標兵、模範、“紅旗手”等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實際物質內容近乎虛無。即使有形，無非一個小本兒、一條毛巾、一支筆而已。但一張紙上如果印了“獎狀”二字，它會使當年的許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內不知道究竟怎麽樣努力工作才配獲得它，才算對得起它……

每年國慶節前，她們中有些姐妹被挑選出來——當然首先是獲得過獎狀的和年輕漂亮的，進行集體操練。於是她們出現在國慶那一天的遊行隊伍中，身穿整齊劃一的行業服裝，列成方陣，手拿紙花或小紅旗，一邊揮舞，一邊呼喊慶祝口號。她們手挽手，挺胸昂頭，盡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陣更豪邁的步伐，盡量呼喊得比男人們的聲音還響亮。後來這一傳統的慶典方式嬗變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開的政治表演。但在當年，尤其對於那些女性而言，豪邁乃真情懷，昂奮乃真精神。她們雖不見得生活的怎樣幸福，但卻覺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們列成的方陣，在以後每年的遊行隊伍中不斷壯大。而她們臉上的豪邁和昂奮之態，卻一年比一年消逝。那樣的遊行也越來越是任務……

當然，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城市裏也仍有與前幾類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帶，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見到她們綽約的身姿。旗袍、絲襪(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燙卷的頭發，描得又細又長的眉，抹得猩紅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則裹著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頭上像電影裏的外國女人似的歪戴著貝雷帽——白天也偶爾能見到。

我和少年時期的夥伴兒到中央大街去玩兒，幾次見到過這樣的女人。她們使我們聯想到小人書《三毛流浪記》中畫的摩登女郎。我們不覺得她們美，只覺得好奇，覺得她們喜歡那樣子不可思議。免不了彼此小聲說一句：“瞧，一個資產階級的臭女人!”

但她們卻恰恰可能屬於最“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

有一次，我們在一家冷飲店裏撿冰棍簽子，看到了這麽一幕——一個那樣的女人，因為店員服務不周，聲色俱厲地訓斥店員。店員火了，將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店門吼：“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專門伺候你這種女人的!你出去……”

那女人倒也沒因此而耍潑。她起身去櫃臺那兒掛了個電話，隨後歸座，架起二郎腿吸煙。不一會兒來了兩名警察，二話不說，推著店員往外走。店員抗議：“幹嗎沖我來呀?我怎麽啦?”一個警察問：“你為什麽侮辱這位女士?”事後，聽人們議論——那女人是市裏一位很大的官的小姨子……這種女人，往往和另一種生活連在一起。那另一種生活，是老百姓的眼根本看不到的，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與表面的社會生活並存著了。它似乎意味著革命對某些革命者的回報。

最後，我們要提到20世紀50年代最值得令人懷著肅然的心情悼念和評價的一些青年女性，那就是當年參加了抗美援朝的她們。她們普遍是那麽的勇敢，心中充滿了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她們和男性誌願軍戰士們一樣，在異國的土地上冒著槍林彈雨譜寫戰地豪情。關於她們的許多英雄事跡，時至今日，如果一一講來，對當代人肯定依然具有可歌可泣的震撼力，依然足以引起由衷的敬意。

而此前，她們中許多人，只不過是些剛畢業的中學生或高中生，或衛校的在校生。她們的英雄氣概產生於強烈的愛國熱忱。她們的獻身精神誠如“誌願軍”三個字所體現的，是一種誌赴崇高的“誌願”。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青年女性中，她們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壯麗的光彩。

20世紀50年代的女孩兒，一入中學，母親們就會經常教誨她：“不小了啊，該有點兒大姑娘樣兒了!”當然，她們還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過不再被視為小姑娘了。

於是，母親們的經常教誨，對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們的心理產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們便開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樣兒了。

不必急於細說20世紀50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麽樣兒，還是先談當年的少女們吧。

據我看來，與當代少女們相比，她們有比較幸福的一面。

第一，雖然是中學生了，但學業絕對不至於對她們構成什麽壓力。20世紀50年代的中學生也只上半天課。中午放學後，除了完成作業，其余時間她們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業，一般兩個小時綽綽有余。因母親們大抵是家庭婦女，其實並沒什麽家務吩咐她們做。倘有哥哥姐姐，則她們更閑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則她們應該做的事，不過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別哭別鬧，所以她們有相當充分的時間自由支配。當然，也有家裏生活特別困難，母親賣冰棍、擺小攤兒，攬到家裏些零活兒做的。那麽，這樣的少女就閑在不了。但20世紀50年代的母親們，一般不會指令自己上了中學的女兒去接替自己賣冰棍或擺攤兒。她們雖是家庭婦女，卻比女兒們更在乎女兒的外界形象如何。母親們愛護女兒們的外界形象，甚過愛護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兒有哥哥弟弟，母親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兒子。

少女們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視為小姑娘玩的項目。她們尤其較少跳皮筋了，因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項目，夏季她們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時須撩起裙子。皮筋舉多高，一條腿要踢到多高。她們已自覺不雅。而母親們倘見她們仍玩著，就會訓斥。自己的母親不訓斥，別人家的母親也會議論：“那麽大個姑娘，還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沒羞。也不知她媽管教過沒有!”

我一直認為，跳皮筋對於少女們是極有益於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們當年跳皮筋時靈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腦海裏。她們母親當年訓斥她們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憶中有趣的片斷。

少女們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樣兒”，不成文的訓條之一便是少動多靜。結果是——她們還能聚在一起玩玩兒的，也就只有“歘嗄啦哈”了。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見得也玩兒。所謂“嗄啦哈”，是豬或羊腿關節處的骨軸。以羊的為佳，小巧形整。每面塗上不同的顏色。可獨自玩兒，也可兩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兒。玩兒時左手拋起一個布口袋，右手同時撒出四到六個“嗄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時，右手須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間將“嗄啦哈”全都撫為同面朝上。至今我還沒發現過，也沒想出過比這一種玩兒法更能訓練手疾眼快的另一種玩兒法。此玩兒法或許是蒙人傳給漢人的。當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嗄啦哈”已被玩兒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兒了的姐姐傳給她們的。母親們一般不會反對她們“欻嗄啦哈”，因為總得允許她們玩兒一種項目。四個少女各自盤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聲不張，幾乎靜悄悄地玩著，是當年的母親們看著也頗欣賞的城市女兒圖。“嗄啦哈”難湊，更多的少女們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學男生們開始互相借書一樣，少女們開始彼此討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後都有起碼幾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們栽培自己喜愛的花兒的花圃。少女喜愛花兒是符合她們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麽原因而且始終奇怪著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直至“文革”爆發前的中國少女，不知為什麽愛讀書的極少。她們是小姑娘的時候並不特別愛看小人書，她們上中學了也並不特別愛讀小說。如果她們愛看，她們比今天的少女們有充分得多的時間。當然，一個原因是，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數家庭沒有任何書報。大多數父母沒有讀書的習慣。我在當年的小人書鋪裏，很少發現少女們的身影。一分錢就可以看一本小人書，甚至可以看兩本薄的。少年們每個月能從父母那兒得到幾分錢的獎賞，我想她們也會得到的。

倘她們不屬於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父母們自然也是遺憾的，但絕不至於像今天的父母們一樣著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終日起來。因為當年上學是為了識字。既已是中學生了，便一輩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們也就覺得對她們盡到了義務，滿足於這一點了。大多數的她們，自己也滿足於這一點。不就你是優等生，我不是麽?但你能讀，我也一樣能讀；你能寫，我也一樣能寫呀!中學畢業之後，不都是要參加工作的麽?不都是要學三年徒麽?學徒期間不都是只有18元的工資麽?以後不都是要憑工齡、憑實際工作表現漲級麽?……

的確，20世紀50年代的她們中，只有極少極非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學不可。普遍的她們，自己並無很強烈的願望。普遍的家長，也只打算供她們讀到初中畢業。當年初中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較多，這使她們對自己前邊兒的人生沒有什麽太嚴峻的憂慮。

不消說當年中國人還沒聽過“電視”二字，平民階層十之五六的人家連一臺舊收音機也沒有，一個院兒七八戶人家往往只有一戶訂晚報的。幾乎家家都沒又書架，更無“閑書”。如果學校不組織看電影，少女們是不會像少年們一樣，合夥撿點兒破爛兒賣了，結伴兒去看場電影的。也不會像精力過剩得沒著兒的少年們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裏去盲目地東遊西逛。

但是在我的記憶裏，她們並不顯得特別寂寞。恰恰相反，她們的少女心懷似乎很充實。那裏邊不曾為追星發燒過，也不曾為向往某種物質生活的強烈念頭折磨過，更不曾為什麽世事的平等與不平等沖擊過。

20世紀50年代的少女的心懷，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凈靜。說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們心懷範圍的有限，凈靜得當代人既不能說多麽好也不能說多麽不好。

她們不寂寞，也許因為她們之間有足夠裝滿心懷的友情。一名少女當年傷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於她們之間的友情發生誤解了，出現裂痕了。

我小時候，不止一次在別人家裏見過這樣的情形：

一個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親問她怎麽了。

她說：“她媽(或她爸)打她了!”

那麽那個“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裏挨打挨罵，她會難過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來。每一回憶，心為之感動。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間，是否還存在著那麽樣一種不是姐妹勝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種醇香如親情的友情呢。

20世紀50年代少女之間的此種友情，驗證了一條人性的邏輯——對於心靈而言，有空曠，就有本能的添補，無好壞之分。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社會現象過於單調，因而世風相對較為淳樸。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少女，往她們空曠凈靜的心懷裏添補的大抵是淳樸。

當然20世紀50年代也發生了沖擊性極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們距這大事件甚遠，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們，才體會到禍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少女是極其簡單的——一尺紅或綠的毛線頭繩兒，一件布拉吉（連衣裙），一雙黑布鞋，足夠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過了才穿上的，即使舊，也還是能使她們變得清清爽爽，靈靈秀秀的。有雙白襪子穿更好，沒有，也好。總之，當年那一種簡樸到極點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極了，美極了。

20世紀50年代的少女，與今天的少女們相比較最主要的差別是——那一種心靈的自在，那一種心理的自然，那一種心事的簡單，以及那一種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們並不太受普遍之清貧的影響。好比農人漫不經心地撒在土質不良的土地上的種子，竟也一片片長出秧苗，但是株莖細瘦，大多數難結飽滿的穗。

20世紀50年代，中學畢業以後，她們就被視為名副其實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暫的，短暫得幾乎可以說稍縱即逝。20世紀50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歲，無論工作與否，如果自己不急於考慮婚事，父母們也會按捺不住地張羅著為她們東找婆家西找婆家。倘23歲以後還沒嫁出去，那麽就將被視為老姑娘了。而一個家庭若有一個老姑娘，那麽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裏。所以大姑娘也意味著一段短暫的年華。從結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婦了。從大姑娘到小媳婦，短則三四年，長則五六載。20世紀50年代，二十來歲的小媳婦，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們對工作並不怎麽挑揀，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興興地去上班。工資是全國平等的。腦體之間基本無差別，機關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行業與行業之間基本無差別，男女之間基本無差別。在此種種基本無差別的前提之下，對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不滿意的她們，雖也羨慕這些方面比她們幸運的別人，但一般不至於羨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的程度。

上班的她們，普遍還買不起自行車。如果單位遠，她們每天需6點多鐘就離家。從居民區走到有馬路的地方，才能擠上公共汽車。為了不遲到，她們常將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著工作服離家。那樣就省下在廠裏換工作服的時間了。

20世紀50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覺得挺神氣。如果那工作體面，那廠是大廠，有名，則她們穿著工作服走在路上，不僅覺得神氣，簡直還往往覺得美氣。她們穿那樣的工作服，能吸引較高的回頭率。向她們投以熱烈目光的，當然都是小夥子。

她們中當護士的，無論冬夏，常喜歡將雪白的護士帽戴在頭上。醫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業，戴了雪白護士帽的她們，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時她們就尤其顯出大姑娘的矜持來。

餐飲行業也戴白帽子，與護士在醫院裏戴的白帽子區別不大。故有在小飯館工作的她們，也戴了白帽子招搖過市，內心裏樂於被路人看成大醫院的護士，所謂“過把癮”(但不死)。

當年有小夥子沖著一頂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飯館服務員的事，成了相聲、小品和小說、戲劇中的喜劇情節。

她們上班時，鄰家沒有長大的女兒的母親一出門碰上了她們，投在她們身上的目光是很復雜、很微妙的。那一種目光告訴她們，母親心裏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兒也開始上班掙錢呢?她們每月十八元、二十幾元的工資，對一個平民之家的經濟補充非同小可。那時她們嘴上禮貌地問著好，內心裏體會到極大的優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們也會在廠裏換下工作服回家。倘還是夏季，她們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為她們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顯示出她們成熟又苗條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為她們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婦，再穿布拉吉的機會便少了。小媳婦們一般是不公開穿布拉吉的。

於是許多母親的目光，都會追隨她們的身影久望，互相詢問她們是哪條街上、哪個院裏、哪一戶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較漂亮，那麽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們每每會情不自禁地這麽說：“瞧人家那大姑娘長得喜人勁兒的!”，出落得標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擁有的“專利”。但在20世紀50年代，她們並不特別具有“商品”的屬性。20世紀50年代中國沒有“大款”及“富豪”，故她們自己的頭腦中，絕然不會產生通過“傍”或“嫁”而成貴婦的念頭。她們的父母一般也不太會有指望經由她們的“流通”而改換門庭的不切實際的心思。20世紀50年代的父母不像現在的某些父母那麽開通，如果她給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親的年齡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愛，不管那男人是處長還是局長，家人都會覺得是奇恥大辱而鬧得天翻地覆。

小時候我家前一條街上，有個標致的21歲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給一位死了老伴的52歲的商業局副局長，結果是她沒死，她母親死了。在一輛“上海”牌兒小汽車興師動眾地來娶她時，她母親喝了藥臭蟲的“敵敵畏”。

20世紀50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認為自己的女婿年輕、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兒的福，當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於是工人還是小幹部，那倒無所謂。當然，如果前四條達標，居然還是位小科長，父母也會替女兒高興得心花怒放。

20世紀50年代，關於婚姻的某些新觀念具有著強大的說教力，並且深受人們的普遍擁護。某些舊思維或被沖擊垮了，或被人們覺悟到是一種醜陋，自覺地拋棄，甚至自覺地抵制。父母將女兒待價而沽或女兒將自己待價而沽，一個家庭的名聲也許就完了。共和國的新工人階層沒有財富，家庭名聲是他們唯一重要的“不動產”。幾千年來的舊意識本非他們自願的意識。所以他們的頭腦雖簡單，卻很適合往裏裝新意識。頭腦裏裝進了新意識的他們，是絕不容許自己的女兒拿家庭名聲開玩笑的。

大姑娘們下班一回到家裏，放下飯盒就幫母親們做這做那。她們一般不會因自己也是掙工資的人了便在家裏擺什麽資格，要求什麽特殊的待遇。她們明白，自己生活在家裏的日子不會太久了。這使她們比從前更體恤永遠操勞著的母親們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時，竟不怎麽懂得體恤母親替家庭分憂，她們每每心生愧疚。同時心生對她們的家的眷眷依戀，雖然它可能很清貧，很擁擠，很雜亂。那一種眷眷依戀又每使她們的心情特別惆悵。大姑娘們這時望著生出白發的母親的目光，是非常之溫柔的。

女兒是娘的貼心襖——這句話主要指的是成為大姑娘的女兒們。

吃完飯，大姑娘和母親爭搶著洗碗。

“不用你，屋裏歇著吧!”

“媽，你進屋歇著，就讓我來吧!我還能替你幾次呢?”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廚房裏悄悄的對話。當母親的聽了，心裏一陣熱。她感動得想哭。她這時心裏覺得，她將女兒從一個小姑娘拉扯成一個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勞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滿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罷碗，收拾幹凈了廚房，進屋又拿起了毛線活兒或針線活兒。如果家是兩間屋，大姑娘準和母親待在同一間屋。或對坐，或並坐，或大姑娘手裏運針走線，母親陪著一遞一接地說話兒，或母女倆手中各有各的活兒……

少年時期的我，常在別人家見到這樣的母女親情圖。

大姑娘有工資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資買毛線了。她心裏有種籌劃，那就是要在“出門”前，給父親織件毛衣，給母親也織件毛衣，再給弟弟織件毛背心，給妹妹織條毛圍巾什麽的。“出門”前的大姑娘，心裏裝著每一個家庭成員。她要留下念心兒，延續她對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家的親情。

小時候我們鄰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給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爺爺每人都織了一件毛線物，而且將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褲和被子都拆洗了，漿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門挨戶向長輩們道別。做母親的女人們幾乎都落淚了，都比她媽還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這麽評論她家：“真沒白養姑娘!”

這當然也意味著對那大姑娘的極高的贊揚。

後來，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條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學習的榜樣。

大姑娘某一天終於是新娘了。男方家裏會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嗶嘰的，那將是她以後二三十年內最好的一套衣服。當然還少不了一雙皮鞋，那幾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雙皮鞋。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是當年代表一個家庭物質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極少有同時備齊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隨自己的心願任選其中的一件或兩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們只得租一間小屋，每月付3元、5元、10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區位置而定，當年一間小屋的最高房租是10元。如果夫妻倆都是一、二級工，工資加起來六七十元，付了房租還能過得不錯。如果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比較困難，婚後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繼續交些錢，那麽他們的新生活一開始便是拮據的，此後將克勤克儉，長久的歲月裏都要節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婦，一般都會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務較少，下了班後，她一如既往地織，這時是給丈夫織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關系處得好，也給他們織。但這樣的一對兒年輕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錢買太多的毛線織了取悅於人，更多的情況下她奉獻的是織藝和時間。

那幸福往往也不過就是這樣——小兩口都靠著被子，並排地半躺在床上，為妻的織著，為夫的時不時愛撫她一下，親吻她一下，講段笑話給她聽。如果丈夫具有“科學”頭腦，會在婚前或婚後，花很少的錢買些部件，自己組裝一臺收音機。20世紀50年代，我在許多新婚夫妻陳設簡單的小家裏見到過他們自己組裝的收音機。20世紀50年代年輕的工人們，手巧得很，借助廠裏的機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鐵的收音機外殼，看去也挺美觀。年輕的工人們中，總有幾個能工巧匠。他們既為自己做，也很樂於為將要成為丈夫的工友們做。

小時候我家沒有收音機。我太喜歡聽收音機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機的人家闖，尤其愛往有收音機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闖。我不討厭，他們聽什麽我沾光聽什麽，所以他們並不煩我。也可能心裏煩，我小，看不出來。還可能因為我母親人緣兒好，他們容忍我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著他們聽收音機時那一種心態平靜的相依相偎的樣子，當年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多麽地幸福。並且，經常暗自向往這一種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著自己快快長大，早日上班掙錢，也有那麽一個小家，每晚也有那麽一個小媳婦依偎在自己身旁，一邊信手熟練地為自己織毛衣，一邊共同聽收音機裏有意思的節目……那是深印在我腦海中的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片斷。

如今我每一回憶，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做“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只不過是夫妻而已。“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味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婦回娘家一般從不空手。廠裏發的工作服、勞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麽的，是她們常往娘家帶的東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裏仍總惦著娘家人。她也常會背著家人，尤其背著父親，往母親兜裏塞5元錢或10元錢，並悄悄說：“媽，別吱聲兒，是給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機關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過一間屋子，那麽她回娘家的神態是很有幾分高傲的。鄰家的母親們，也會以不僅僅是羨慕的目光看待她。她為了證明自己與一般小媳婦的不同，不但會穿得上下簇新，而且會拎兩包點心。並不裝在布袋裏，就一眼可見地明面拎著。20世紀50年代，尋常百姓之家一年到頭也見不著一包點心。20世紀50年代的電影裏，不法分子拉攏革命幹部下水，初次也不過就送兩包點心。

而她一進娘家門，她母親就會埋怨她：“你真是，點心怎麽不放布袋裏呢?”

母親趕緊就會收起，怕鄰家小孩兒來看見了，給吧舍不得，不給塊吧顯著小氣。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塊跑出去吃，饞得別人家小孩兒湊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婦還騎回輛新自行車，那麽全院在家的男人幾乎都將被吸引出家門，圍著羨慕不已地看，問價，聽了價，望“車”興嘆……

20世紀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屬嫻靜型。我小時候沒見過一個所謂“潑辣”的大姑娘。農村多，城市裏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兩面性，她婚前嫻靜極了，婚後卻往往會變得潑辣。如果她婚後仍住在從小長大的那個院子裏那條街上，那麽她給人的印象依然會是一個嫻靜的小媳婦。如果她搬到別處去住了，別處的人碰見她本街本院的人，談論起她時往往會詫異地問：“她從前是那樣的麽?在我們那兒可一點兒不呀!”

她給街坊鄰居的印象是嫻靜的，在單位也許恰恰相反，拔尖兒逞強，得理不讓人，沒理也不讓人。

這兩面性是由於，在20世紀50年代，在居民社區，一種歷史悠久的對大姑娘的要求標準便是嫻靜。“嫻靜”二字，形成一種對大姑娘們的民間審美的傳統。反之，普遍認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從少女時期，便受這一種對她們的民間審美傳統的影響，盡量嫻靜給居民社區母親輩的女人們看。久之，外因轉化為內因，嫻靜也就真的重塑了她們的天性，賦予了她們後天“修養”成的氣質。何況，20世紀50年代，沒有足以吸引大姑娘們不甘嫻靜的事物。比如沒有迪斯科，便沒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經常“蹦迪”的大姑娘嫻靜。她們在婚後，在單位，在別的居民社區的不嫻靜，正是另一種天性的釋放和反叛。只要丈夫寵她，她便覺得別人管不著她了。所以，古書中有“靜若處子”一詞。“處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20世紀50年代大姑娘的嫻靜，還與較多地占有她們業余時間的編織與針線活兒有關。那些仿佛是她們的“書”。愛讀書會使男人變得嫻靜，正如編織和針線活兒會使大姑娘變得嫻靜。

嫻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美的氣質。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學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20世紀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靦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確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確切。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靦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20世紀50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鄰居關系很好，她們到我家借東西，或春節拜年，也會顯出非常靦腆的樣子。而我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學生，我是少年，我家簡直沒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們為什麽也靦腆呢?

正由於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親又特別好客，對大姑娘們一向特別親熱，一向特別被她們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連鄰院的，一條街上的，乃至前街後街的大姑娘們，相當一個時期內，都願結伴兒往我家聚，有時會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著屋裏的燈光，各自手裏皆鉤著織著，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爾發出一陣哧哧的輕笑。鄰居們都說，我家簡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親也常望著她們說：“我要有這麽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麽一種情形，使我這個少年的眼，有機會觀察很多大姑娘。

連我母親和她們說話，她們也顯出靦腆的樣子。

同院有個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說法，可叫做“問題少年”。

有次他問我：“你看她們中哪個漂亮?”

我就指著其中一個說：“她最漂亮!”

他慫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對她說‘我愛你’麽?你若敢，我給你兩個玻璃珠兒!”

於是，我逞強地走到那一個大姑娘跟前大聲說：“我愛你!”

不唯那一個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們都倏地一齊紅了臉，都瞪著我呆住了。片刻，這幾個伏在那幾個身上，一齊笑得前仰後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大姑娘們笑開懷。

她們一個個忍住笑，復一齊瞪著我，臉仍紅著，都顯出一種很美的靦腆。

我母親因那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不許我以後再跟那“問題少年”接觸。

20世紀50年代的大姑娘們的靦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邊，賦予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尷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找不準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於一種找不準自我的狀態。

於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靦腆吧。

20世紀50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國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20世紀50年代大姑娘們的嫻靜和靦腆，單就男性對女性的眼光而言，從我這兒講，在我記憶裏永遠是優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卻從不知嫻靜何意，如果一味現代，從未羞澀過，從未靦腆過，細想想，也夠俗得煩人了。

當然，20世紀50年代還有另幾類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幹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級文化人士大家閨秀式的女兒們……

當年根本沒接觸過她們那一類，頭腦裏也就連點兒回憶都不曾保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