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前3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只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裏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並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導致蘇聯板起面孔討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誌氣償還。

那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裏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了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因為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睞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非常感激的，並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著。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麽好。

母親嘆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於心臟病，是由於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級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幹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裏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黴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裏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腦力勞動者三十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是一樣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

連黴質的地瓜幹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將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麽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上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裏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因為在當山區農民，征糧指標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陜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事實上，從1958年起，饑餓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1963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1965、1966年才略見緩機，而1966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於饑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確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只有自己吃的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20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燉湯。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了。

那麽在咄咄逼人的饑餓時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麽?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的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低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麽?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了。與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接近是老姑娘了。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只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只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被人領走。只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只要留住兒子，只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殊榮。他歸國後，1954年因受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回了河南原籍某農村。1961年至1962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15歲。在20世紀60年代，15歲當屬少女。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中學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發育著的年齡，由於極度的營養缺乏而中止了發育。如果將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20世紀60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並且都來一個向後轉，那麽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學生。如果將60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麽會比較明顯地看出，後者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20世紀60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中止的年齡中止以後，就永遠的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20世紀50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裏或經常左手牽著、右手扯著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並且，在她們長大著的過程，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20世紀50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20世紀60年代初，全哈爾濱市的中學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來年內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過去，早晨7點多鐘，下午5點多鐘，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上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20世紀60年代的中學女生與20世紀50年代的中學女生相比，頭腦中對於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了。她們已不滿足於將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歷的高低，不但關系到自己將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大多數初中女生的誌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於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每備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在20世紀50年代，就業或讀書，對絕大多數中學女生而言，並非什麽重大的抉擇，往往服從於父母。倘父母替她們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她們從此中止學業，心裏往往並無太大的遺憾和痛苦。甚至會覺得，早參加工作，早結婚，也好。因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學女生中途退學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

但20世紀60年代的她們想法已經變了。中止學業對於她們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們會由於不情願而傷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議。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已令她們感到委屈。她們自信如果繼續上學，命運的安排很可能會是另一種。20世紀60年代，城市裏發生過在家長的逼迫之下退學的中學女生自殺的事件，也有過參加工作不久因終日郁郁寡歡精神分裂的。不消說，她們都是生活極其貧困的家庭的女兒。20世紀60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雖在忍饑挨餓，但中國的工業卻在一如既往地發展著。工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行業，新的行業似乎類分了人的命運區別。一個在小商店、小糧店、小飯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別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著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廠的廠徽，她心裏的自卑和羨慕是難以形容的。而那樣的大工廠，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學的中學女生。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誌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於全國的名牌大學口熟能詳。

“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這是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著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爾濱當年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之一，意味著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1963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公社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出現過大學生。他到外地上大學前，預選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將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願。

20世紀60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歷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麽知識和學歷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麽在青年人知識和學歷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

20世紀60年代學生們的好學，以及城市裏的人們尤其大姑娘們對知識和學歷的崇尚蔚然成風。如果她們料定自己難以成為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女性，那麽做一位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男性的妻子，乃是她們認為的終生幸福。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歷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20世紀60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饑餓的黑翼雖然籠罩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20世紀60年代的大姑娘們——她們已不怎麽樂於被視為大姑娘了，人們已開始順應她們的意識稱她們為“女青年”了——無論是學生還是參加了工作的她們，依然是嫻靜的。

但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她們已外靜內不靜，態靜心不靜。是的，她們不再如20世紀50年代的大姑娘們一樣嫻靜得頭腦空曠心思簡單了。

1963年後，饑餓的黑翼從城市裏漸退，人們又能吃飽肚子了。女青年們擇偶的標準在吃飽了肚子以後開始悄悄形成，“藍制服、白大褂、槍桿子、舵把子。”這是當年女青年們之間流行的順口溜兒。如果嫁給有大學文化的男人無望，這是她們退而求其次的擇偶標準。

“藍制服”指公安幹警。社會的許多方面，都對“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男人們禮讓三分，故他們在女青年們的心目中地位頗高。

“白大褂”指醫生。中國百姓看病是件麻煩事，有時甚至是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事。嫁給醫生，或只不過是在醫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親戚朋友都會受益匪淺。

“槍桿子”指排長以上現役軍人。軍官月薪高些。成了軍人家屬，不但生活有保障、光榮，還會受些優待。但嫁給軍人有一點不中她們的心意，那就是將忍受婚後長久分居生活的苦悶。而隨軍不但須經部隊批準，又有可能離開城市。離開城市是她們所不情願的。故“槍桿子”在國家那兒雖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們心目中卻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機。無論開卡車的還是給官員開小車的，總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點兒方便。

看來，歸根結底，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條件和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由工業的發展所決定的。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廣泛的城市就業機會。廣泛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許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擔兒女們的學費。而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識受改變的過程和階段是有區別的——它使男人開始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開始思考與自身相聯系的事情。好比展開一幅畫在男人們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廣大得多；而展開一幅畫在女人們的頭腦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運比自己所以為的豐富得多。那幅畫原先就存在於女人的頭腦中，只不過它卷著，還捆著，非靠時代的咒語不能展開。只有極特殊的女性，能憑自己的覺醒先於時代的默許而展開它，她們是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的許多小媳婦，在20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不但早已是母親，而且可能已是兩三個兒女的母親了。那時計劃生育還沒實行。她們的某些母親們，在十來年內，尤其在饑餓威脅每一個家庭的三年內，已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過早地逝去了……她們可算是共和國的第二代母親，她們生下的是共和國的次子、次女們。

由於她們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親，她們對兒女們的企盼，比她們的母親在她們小時候對她們的企盼高得多。她們每每因還沒上學的兒女居然也會寫她們教過的某些字而非常驚喜。而她們的母親們，當年往往只因她們的臉蛋漂亮小嘴兒乖甜笑逐顏開……

盡管，共和國的許多次女幼小時吃過代乳粉，但智力卻比第一代開發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齡也比第一代小，她們學齡前就已經培養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連她們的入學年齡，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二歲。

然而，饑餓的黑翼剛剛斂去，中國人剛剛能吃上兩年飽飯，1966年，“文革”爆發了，用“爆發”一詞形容“文革”是並不誇張的。盡管它在領導人那兒是經過了較周密、較長期的運籌，但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來得還是太突然了。尤其對於中國的初、高中學生們，它突然使他們一時懵懂。4月份“黑雲壓城城欲摧”，5月份席卷全國，6月份宣布“停課鬧革命”，6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廢除舊的教育制度”，取消當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國初、高中學生們的學業，都終結在那個月份裏。像他們和她們的父母的身體發育，中止在三年饑餓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