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將20世紀60年代力劈為兩截。1966年以前是一種情形，1966年以後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種情形。1966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1966年以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慣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1966年雖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1966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10月——這由20世紀60年代的後5年和20世紀70年代的前5年半“剪輯”組合成的11年，自成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女性很有些與此前此後的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欲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當人們的物質欲望相差無幾時，或自以為相差無幾時——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同齡人之間相差無幾的收入，商品的極端匱乏，決定了人們消費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條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顯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質占有率，其實較難奢侈地優越於另一部分人。

那麽，普遍人們的欲望，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級，不再試圖另有謀求了呢?

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的歷史，似乎回答我們正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認真分析，卻會恍然大悟那結論的錯誤，發現那一頁歷史所記載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來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樣縮在殼裏的。它的鉗在殼裏悄悄生長著，堅硬著，儲備著力量，伺機出殼一搏。欲望在此時是極其曖昧的，動機不明確的，它不知所要何物。這一點與寄居蟹又頗不同。寄居蟹一搏為食，或同類比自己高級的殼。人的蜷縮蟄伏的欲望，此時處於朦朧階段。雖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對自己造成的內部騷擾。像少男少女體內的性荷爾蒙多達一定程度，會遺精或思春一樣，人尋找不到滿足欲望的方式，期待著允許公開手淫的機會。那樣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謹易羞，那樣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溫良恭儉讓”。

“文革”當年對中國人做了這樣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滿足它所依靠和青睞的人的許多欲望的。

於是在極短的日月裏，千百萬中國人都為政治而瘋狂起來。

但是絕大多數的家庭婦女們，當年並沒有怎麽忘乎所以地匯入那一欲望奔騰的“突破口”。家庭婦女之所以是家庭婦女，乃在於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社會情況下，她們所密切關註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國大革命時期，許許多多家庭婦女們也沖出家門勇敢地奔上街頭，與公社戰士們並肩戰鬥。但那是因為，在王朝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下，她們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壘後流血犧牲的，是她們的丈夫和兒子。

政治的旋渦一旦將家庭婦女們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雖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個經歷過的人如果冷靜回憶一下，則不得不承認，其實也並沒能使家庭婦女們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婦女了。起碼，應該承認這樣一點，她們往往只不過是臨時被吸入一下，並非狂熱地主動介入。並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轉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婦女們永遠神聖的借口。

但這並不等於說“文革”時期的家庭婦女們一如既往地相安無事，彼此親和。也有中學生到社區去抄誰的家，或押個什麽小小“走資派”到居民社區去遊鬥一遭的事。後一種情況下，家庭婦女們被迫捧場。但是如果中學生們以過分卑劣的方式淩辱被遊鬥者，甚而冷酷地毆打被遊鬥者，她們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們會很反感。

“這算什麽革命行為?俺可不瞅這個！”

“俺怕遭報應!俺走!”

於是她們中就會有人拔腳便走。

於是她們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婦女沒有參與的積極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況些個中學生?

我曾在“文革”時期親眼見過一群家庭婦女將些個“紅衛兵”圍罵得無地自容狼狽逃竄的情形。倘“紅衛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兒子，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婦女們不留情面的輿論譴責了。倘居然還有誰家的女兒，那麽她在嬸子大娘們眼裏的形象從此算交待了。所以，連那些最熱衷於抄家、遊鬥的“紅衛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區的“革命行動”。

幸而當年的中國家庭婦女們大抵沒瘋狂，並管束自己的中學生兒女莫做惡事，經常教誨自己的高中生兒女莫參與打砸搶，否則，中國不知會更亂到什麽程度。

在此一點上，新中國的第一代母親們，實在是功不可沒。一想到她們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當然，在居民社區中，也發生過由家庭婦女們自己召開批判會的事。批判對象，無非是街道小幹部、街道小廠的頭頭兒。但是一般不會過激，歷數他們或她們的官僚主義、營私舞弊、辦事不公、仗勢欺人而已，也就殺殺他們平日的威風，出一口窩心多年的惡氣罷了。她們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憤，揭人隱私，啐人臉面的，但僅此而已。太過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婦女們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學生們“紅衛兵”一般不會深入普通居民社區進行滋擾，那太掉他們的價兒。

作為學生，中學生也罷，高中生也罷，大學生也罷，“文革”中不少人是懷有私心的。“老三屆”尤其如此。

“文革”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首先考慮的一條，是在“文革”中的表現。

這乃是“文革”初對學生們的公開承諾，此承諾當年曾發表於“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

後來又號召“上山下鄉”，承諾就不算數了。

而且當年強調，重在“文革”中的表現，“文革”前的表現僅供參考。

關系將來的人生命運，於是一切中學生、高中生、大學生，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學，總還希望有份工作吧?那麽好，請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現。越有突出的表現，越接近你的希望。

盡管如此，女中學生們一般不會像某些男中學生那麽肆無忌憚。這是由她們少女的年齡所決定的，也是由於她們是女性所決定的。普遍的她們，自然都不願表現得很不積極，但也都不願爭著表現得格外積極。何況，有男生們在積極地自我表現著，留給她們表現的政治空間有限。

中學男生們分為兩類，一類為著明確的目的不遺余力地有所表現，而且一呼百應地向今後也許決定自己命運的政治勢力靠攏；另一類卻相當現實，既然不上課了，那勞你們大駕先“革命”著，我可得找地方為我家掙點兒錢再說。故“文革”中，在哈爾濱市，一個有趣兒的現象是——凡大型的集會，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為了江山屬誰喊口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參與喊給別人看的。僅僅一年後，她們中的不少人，也大隱而隱於“革命”。

“文革”前兩年中，許多平民階層的母親們沾了“革命”的光——她們的早早就厭倦了充當“小將”的女兒們，十之八九從第二年起就幹脆忘了中學生的身份，當然也不願繼續“小將”的“使命”，歸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婦女的母親們井井有條地操持家務，重擔20世紀50年代那一種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盡是這樣的。一邊做大姑娘，一邊關註學校裏的動靜，期待安排自己命運的消息。

惡的女中學生、女高中生是有的。人們後來往往將她們的惡歸於“愚忠”，這是很不全面的一種結論，甚至可以說是相當錯誤的一種結論。據我看來，她們當年的惡，所包含的個人功利內容和復雜性的心理內容，遠比政治的內容多，絕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釋清楚的。

我當年就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學習非常優秀的女生和相貌極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邊兒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紅得發紫的女生中，往往尤會爆發較惡的“革命”行為。

第一類，因為自己從前的優秀學習成績一概不受重視了，失落感極其強烈。好比一向的儲蓄突然被宣布過期作廢了，而自己竟一點兒也沒有來得及瀟灑地消費過，內心裏是非常惱火的。你們不是指斥我為“白專”典型麽?那我就“革命”給你看看!“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麽一回子事兒麽?比獲得優秀的學習成績容易多了!就像重新開始另一種短期高息的儲蓄，她們的“革命”表現十分急切，帶有泄憤性。她們“革命”的對象，往往針對著文化知識者們而去。在她們的潛意識裏，她們“革命”的對象被當成與她們殊途的目標，既然我已不能達到，那麽便讓文化知識者們“見他媽的鬼去吧”!

第二類，其“革命”的目光，專投向那些漂亮的女人和儒雅斯文的男人。她們剪漂亮女人的頭發，往漂亮女人臉上潑墨時，或羞辱儒雅男人使之斯文掃地時，內心裏獲得很大快感。她們平素不被註意，更從不曾被作為女性欣賞過，而她們企圖吸引別人註意、希望被作為女性欣賞的心理偏又十分強烈。她們長期扭曲著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態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義實習惡。

第三類，其“革命”行為具有報復性。既然我的父母“靠邊兒站了”，被“打倒”了，那麽別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結合”，也休想平安無事。以兇狠地“革”別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證明了自己仍配是響當當的“造反派”，又表現了與自己家庭劃清界限的姿態，一舉兩得。她們的“革命”對象是幹部。

第四類，其“革命”的行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員會”“結合”或“倚重”了，那麽我須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證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兒。如己般“革命”的女兒，其父母當然必是“革命”的無疑，所謂“革命自有後來人”。她們的“革命”目標極不確定，今天沖擊這裏，明天砸爛那裏，後天搗毀另一個地方。總之要不間斷地顯示其“革命”性，樂此不疲。

如果還有第五類，那就是天性惡的一類了。

這樣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當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數量不同地存在著。大學生“紅衛兵”中也有此幾類女生。她們對於女性“革命”對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紅衛兵”，大學的“紅衛兵”，其“革命”之目的後來已不同程度地與“權”字相結合。自己所在一派組織一旦掌權，自己將來或升學或工作，便受關照。今天的“浴血奮戰”，乃是明日的“革命資本”。好比革命前輩出生入死，後來都享革命成果一樣。所以，高三的、大學的“紅衛兵”，在社會上沖殺了一陣之後，便事不宜遲地返回學校去奪權，為奪權而不惜進行武鬥。哪一派奪權在手，便意味著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所謂“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隴城”。“文革”利用學生，學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於偉大領袖，七分忠於個人欲望。

“文革”對中國青年實行了另一種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從那時開始懂得——人生的許多好處，可以通過投機政治而獲得。達到目的之方式簡單易學，快速便捷。這一種不良影響，在今日之中國仍陰魂不散、“大有作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當年“造反”精神不亞於男性。其“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可與大專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紅衛兵”頭頭們一比高下。

這乃因為，她們長期置身於各種矛盾之中。比如管理與被管理的矛盾，壓制與被壓制的矛盾，權力專制與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們在各種矛盾之中，又耳聞目睹了許許多多不公平現象的存在。比如升級，比如提幹，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們對於某些以權謀私的幹部早已極其不滿了，只不過沒有人為她們撐腰進行挑戰和對抗。毛澤東一旦親自為她們撐腰，她們當然的“天不怕地不怕”起來。她們“革命”的對象，不但是那些對她們的切身利益長期穩操奪予大權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們的人，尤其是女人。

“將某某的大紅人揪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當年的工廠裏，此類標語比比皆是。

若那“大紅人”還是女人，若那女人還被揭發與男上司發生過性的關系，則她的下場將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會陷於四面楚歌之境，還幾乎絲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們的啐棄和鄙視。

當年，女工們最為憎惡之事，莫過於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結男上司，並以肉體相悅達到個人目的。

她們對於那樣的女人，往往也會極盡淩辱。

她們的“造反有理”，單就具體的人和事而言，有時也有正當的一面。但置於“文革”的大背景來看，又無疑是對一場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難的推波助瀾。但是她們當年都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覺悟。經歷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後期才漸萌這樣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國，像在其他一切國家一樣，主要是男人們的事。

“文革”慫恿女性在政治中大顯身手。女性生逢其時，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會嘗到甜頭，自命不凡、趾高氣揚起來。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僅僅因其“造反”積極，便被抽調到什麽“專案組”，有權審訊某些從前對於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們的女性“大紅人”。而她白紙黑字落下的結論，決定對方有一線重新做人的機會還是完全沒有只能永遠是“鬼”，那麽該女工的心理感覺難道竟會是不好的麽?

又比如她因搞“專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結合”進某級“革委會”做委員，從此與某些具有新權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難道會覺得她的“革命”不值得麽?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車代步了，搬進了“走資派”家的大房子住，開始有人畢恭畢敬地向她請示什麽事了，開始批閱文件了，開始有秘書了，一家人跟著風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變化而由工人改填為“革命幹部”了，她會認為“文革”是錯誤的、是一場鬧劇麽?她會容忍別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對“文革”麽?她當然擲地有聲地發誓，誰企圖否定“文革”、企圖反對“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不是說說而已。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政治幾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變化的唯一途徑，那麽幾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會從心理上應和這一種政治，投機這一種政治。也會從中學生、高中生的年齡起，向大人們學習種種取悅這一種政治的不良經驗。甚至，肯定會汙染孩子們純潔的思想意識。

“文革”中，孩子們之間，孩子們對大人們的“揭發”行徑、“告密”行徑，以及利用政治罪名進行傷害甚至陷害的行徑，於今想來，真是令人覺得既醜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機政治發跡的某些女性，對“革命”對象毫無憐憫的冷酷程度，以及將別人“打入十八層地獄”而後快的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每令男人感到她們簡直不是女人，懷疑她們的心腸是鐵是石。

但絕大多數“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陣子，為自己從前所受的不公平對待討到了一點兒輿論上的公平，也就不再兩眼整天緊盯著“走資派”的一舉一動了。後來，她們竟漸漸地對某些“走資派”心生同情起來。她們會暗中道歉，並不是怕“走資派”重新上臺報復自己，而純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不該是女人的所作所為。“女人”二字，對她們的言行的約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個時期，又被她們不願徹底丟失地找回來了。沒有暗中道歉過的，也心中長期地懺悔。

工人的派性，導致當年工人之間日深的情感對立和嚴重的相互傷害。許多女工和女工之間，女工和男工之間，一輩子視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來。許多同學關系，師徒關系，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夥伴關系，從此決裂，甚至反目成仇。

這一種情況，當年甚至引起了指揮“文革”的毛澤東的重視和憂慮，因而發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毛澤東說得對。但是既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又究竟為什麽會沖突得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勢不兩立呢?

從政治上解釋，同樣會陷於越解釋越糊塗的尷尬之境。

其實，說來也十分簡單，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們的聚眾“啦啦”。你為某隊的勝而歡呼，他為某隊的敗而哭泣，個中既無利害沖突，亦無大道理可言。歸根結底，球員進球或失球，他得了獎金並不分給球迷，他失了獎金球迷也無須掏自己的錢安慰他。無非這一個球隊代表我省，那一個球隊代表他省；我喜歡的球員在此球隊，而我恨鐵不成鋼或者看著不順眼的球員在彼球隊，如此而已，僅此而已。最值得一說的，無非就是還有多少顯得病態點的附庸榮譽感在心理上作祟。

當年工人之間的派性也是這樣。無非這一批覺得這個幹部是“革命”的，應該“結合”，而那一批覺得那個幹部才是“革命”的，才應該“結合”。這一批認為，曾被我們打倒的幹部，豈容再被“結合”?那不是意味著我們打倒他或她完全錯了麽?而那一批認為，被你們擁護的幹部怎麽會是“革命”的?在我們眼裏，你們是“鐵桿保皇派”嘛!或者，“革委會”中怎麽只有我們這派的一兩位頭兒，而有你們那派的三四個頭兒?你們不等於多摘了“革命”的桃子麽?……

橫豎不過便是這麽些事兒。只關系到幹部或是頭兒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們在那裏激烈沖突，乃非常時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榮譽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隊頂棒，比賽失利了我也沮喪。

我所參加的組織最“革命”，在“革委會”中沒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興。

如果都去進行心理咨詢，結論都是一樣的，可謂之“盲目追隨型心理強迫癥”。

正如當年黑龍江省的許多工人參與打倒了省長李範伍，上臺的“革委會”主任潘復生只在毛主席那兒有意義，在任何一批工人、學生那兒毫無意義。

那一種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會發展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無條件地擁護我這一派之擁護，無條件地反對我這一派之反對。

不為別的，與利害無關，僅為證明自己擁護的對，反對的正確。

當年，我擁護的是“八八團”，以哈軍工“紅衛兵”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組織。反對“統統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

後來“八八團”被“中央文革小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後來“八八團”幹脆也奉行“統統打倒”，另擎大旗，變成了“炮轟派”。連毛主席、黨中央批準成立的“省革命委員會”也照轟。

於是我又擁護“炮轟派”。

當年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是一個、唯一的一個多麽堅定的“炮轟派”。

軍宣隊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變，日夜在磨刀，妄圖反奪權……”

我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議。

軍宣隊的一位班長找我談話，希望我“反戈一擊”，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否則將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級“勤務員”職務。班長姓曲，非常可敬可親可愛的一位解放軍。然而我不為其循循善誘所動，第二天便寫了“辭職聲明”貼在教室。正是在那“聲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曉聲”這別名。

“炮轟派”而“匪”，自然“反動”。

於是終遭武裝鎮壓。機關槍聲響了小半夜。

“炮轟派”的垮臺，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當年，大學裏的“八八團”和“炮轟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學裏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為它的瓦解哭了兩通?

正如今天的球員，哪裏會想到一個所謂球迷為他的一腳落空而獨自的大發神經?

所幸今天此病為球，不關政治。

“文革”中的許多女工，此前並不熱衷於政治，此後也未再熱衷於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淺的政治傷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為她們的任何利益所風起雲湧的。她們只不過因生逢那一時代，不可避免地傳染上了它所引發的一種疾病。

這，是與此前此後的中國女工們最為不同之處。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識分子、女科研者與“文革”中的許多機關女幹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傾軋、相互陷害、相互打擊報復的現象時有發生。當然，她們也往往用同樣的手段對付阻擋她們實現目的道路上的幾乎一切男人。哪怕他們並非成心阻擋她們，哪怕他們僅僅被她們主觀想象為絆腳石，而實際上他們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們視為障礙的是女性，則她們“踢開絆腳石”的方式更加鄙劣，往往使對方們猝不及防，毫無心理準備，具有襲擊的性質。並且，往往對準人的政治要害，企圖一擊而大功告成，置人於死地。當年我聽說過不少這類可怕的女人的行徑。她們常使我聯想到後來看過的一部美國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兇殘》。

她們當年的相互傾軋、陷害、打擊報復以及出賣好友的行徑，具有以下特點：年輕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輕的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專業弱的向專業強的比專業強的向專業弱的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問題的比後者向前者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發難的現象多，同專業、同領域甚至互為鄰居者之間突然發難的現象多……

所有這些發難現象，有的放矢，直掛兩個階級、兩條路線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綱。所謂“該出手便出手”，所謂“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則來勢兇猛，又準又狠。

有時，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時，目的其實與政治無關，可能僅僅因為——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場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項並不高級的科研中為骨幹?是自己還是別人在一次活動中任組織者?取得成績後應上報嘉獎的是自己還是別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還是別人的名字在前？……

通過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藝、文化、科研、教育等領域攫取名利的醜惡現象層出不窮，司空見慣。而且，往往奏效。

“紅衛兵”們“上山下鄉”了，工人們開始促生產了，知識分子之間，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卻依然利用政治進行明爭暗鬥的現象，繼續演出著種種小品和戲劇。

這一種演出直至“文革”結束才不得不——落幕。

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相互造成的傷害，其實並不比“工宣隊”、“軍宣隊”、“紅衛兵”當年對他們和她們造成的傷害輕。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罪證是他們和她們提供的，罪名是別人定的，苦難的根源既來自於當年的政治，也來自於同類的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