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直至1993年後才勢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35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年齡小，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達到合法移民年齡的事屢聞不鮮；因年齡大，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於更容易“外銷”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沖擊亞洲、歐洲、澳洲許多國家。既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歷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當然，她們當中也確有不少人，在異國真的嘗到了愛情的甜，事業有成的甜，家庭美滿的甜，人生幸福的甜。這些甜，也當然的原本就不該被國界和國籍隔著。在一方國土內獲得不到，去別國尋找亦確是天經地義之事。歐洲國家彼此鄰近，歐洲的男人們早就這樣了，後來歐洲的女人們也開始這樣了。其動因和目的與中國女性們十分一致。中國女性仿佛企圖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世界並不算太大，國與國都離得很近。

1993年以後，中國經濟迅猛騰飛，令世界“拍案驚奇”，刮目相看。但“騰飛”之中，今天看來，泡沫的成分極其顯明。

但是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只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命運，不管那機遇是否在泡沫裏。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遊戲”的諸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遇隨著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繚亂，似乎比比皆是。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於是“洋插隊”的中國男人和女人們，面對異國的“遊戲”規則抓不住時，便轉身回首，望向祖國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們和她們，在異國學到了、積累了在中國學不到、積累不成的經驗。那種種的經驗對於她們是有用的，也是寶貴的。正是那種種經驗告訴他們，中國的機會也多得值得回來一顯身手。於是，攢下些外匯的帶著經驗，沒攢下外匯的帶著半個外國身份，匆匆地又登上歸國的航機。

20世紀90年代，這樣一些“洋插隊”過的女性，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既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和表演，也有相當特色的表現和表演。後一種表現和表演，每每伴隨著坑蒙拐騙，每每自身也帶有泡沫性。

1993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漸多起來。倘僅以北京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當年1/3左右的經濟罪案都有有“洋插隊”經歷的女性充當這樣或那樣的角色。

盡管如此，另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少“洋插隊”的女性，以她們較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營造了一道道當代都市女性的亮麗風景線。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員”的“花名冊”上，留下過她們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領麗人”中，閃現過她們的身影。

她們中湧現過第一代、第二代女經理、女總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經紀人、女策劃人。

對於今天服裝、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許多文化行業的發展，她們曾起到過功不可沒的作用。她們一方面是這些行業引領消費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時是宣傳者、廣告者。

與她們的能力、經濟和風采一競高下的，是那些並不曾“洋插隊”過的女性。後者們對機會的企盼期比較長，準備期也比較長，因為身在本國環境中，機會一旦來臨，自然出手更及時些。所以，二者相比，後者的事業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並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業，則往往不是自己的。雖然優越著，背後還有老板。雖然掙的是外匯，但總歸不過是傭金。

這樣兩類中國女性，當年曾使許許多多的中國男人驚呼“陰盛陽衰”，驚呼到處都是“女強人”。某些男人在哀嘆自己“疲軟”的同時，不禁對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五體投地膜拜頂禮。

其實，世界依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尤其是。某些女人們盡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護與關照。

我們說1993年以後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泡沫成分，並不意味著否定1993年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實績。泡沫非全部成分，實績是不可低估的。

有統計表明，1993年以後，國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外企與合資企業的數量猛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新行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女性證明個人能力和才幹的表現與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驅動條件。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麽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那麽，誰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導師?

是時代。

時代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沖突，那麽大多數女性都會傾向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20世紀90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羨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閡種種，又是看不順眼。

然而新生代們如魚得水。她們的前代女性，首先成為她們的競爭對手。前者在競爭中往往由於對時代的不適應處於劣勢，大獲全勝的後者，接著便以挑戰的姿態向男人們示威。

一切時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們的歡呼。

一切夜生活的場所，皆可見她們及時行樂的身影。

一切新行業，都驚喜於她們躍躍欲試充滿熱忱的加盟。

“靠節儉能富起來麽?得靠機遇!”——這是她們的致富觀。無疑是很正確的。可時代從前沒給過女性什麽機會，因而她們前代的女性大多數是節儉型的。她們的致富觀，分明包含著對前代女性的嘲諷。

在許多種場合下，你會發現某些年紀輕輕的女性，與形形色色的年紀往往可做她們父親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經地共商大計，策劃一筆投資數額幾千萬甚至幾億的項目。如果你以為只不過是異想天開，那就大錯特錯了。後來成為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

徐誌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叔本華與尼采是兩位十分蔑視女性的哲學家。

尼采說過一句特別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與女人交往，最好帶上鞭子。”

由於他如此蔑視女性，所以又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能設想一個男人是哲學家而同時有太太。”

叔本華則認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這一自然現象，對於女人再無討論之必要。

徐誌摩的文章是為了批評叔本華寫的。他在文章中說道：“但這近百年卻大大地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地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上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並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

我們今天重讀徐誌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會贊成他對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卻難免的會覺得他過於熱情，言辭誇張。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女性其實並未“現代”到他所表揚的那一種程度。他所歌頌的女性，只不過是他所經常接近著的、當時在中國屬於極少數的、知識女性中的某一類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話來作為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而不是作為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則非常客觀，一點兒也沒有誇張的意味兒了。

林語堂曾這樣解釋他為什麽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淺薄、浮華，我很信賴她們的直覺和生存的本能——她們的所謂‘第六感’。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面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只知理論。”

我之所以引用林語堂這段話，乃因其中有幾點對女性的肯定，借以評說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當準確的。

第一，直覺。

20世紀90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往往敏感於男人們數倍。倒是男人們反而常常顯得很滯後，很遲鈍。它成全她們在經濟活動中穩操勝券，以至於某些男人每向她們請教。他們信賴她們的直覺，往往受益匪淺。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為她們對生存質量的標準和要求提高了，故她們的本能充滿強烈的欲望意味兒。而欲望驅使她們最大程度地發揮能量，這使她們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女性都不安於現狀。

第三，能攫住現實。

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幾乎一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於她們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現實，所以她們又幾乎一概是目的主義者。這在男人們看來，也許太不可愛。她們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但她們自有理由——在許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們又有哪一個不是徹底的目的主義者?憑什麽女人就不能有目的?憑什麽女人就不能為了那目的之達到而足智多謀?她們自有另一套使她們變得仿佛依然可愛的方法——引導男人們及時行樂。從表面看，往往是男人們在向女人們提供行樂的條件和機會，因為他們埋單。而實際上，從最終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們。這時她們就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些時候暫時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們對人生之理解，與數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大為進步。數年前，在她們中許多人看來，“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徑。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權貴或富有男人長期寵愛，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後來她們悟到了，那不過是楊貴妃式的女人的人生。與武則天一比，楊貴妃只不過是一個可悲可憐的女性罷了。她們倒寧肯從男人那兒少要點兒寵愛，多討些實惠。尤其，當她們與男人的關系無望成為夫妻時，她們給予男人的每一份溫柔，都要求男人們加倍地償還以實惠。她們無不希望擁有完全受自己權力控制的、純粹的、個人的一番事業，當然這事業主要指經濟方面的。她們對這一種事業的渴求，強烈於對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為道理是明擺著的，一個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經濟基礎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實在並不困難。

當然，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們要指出的是，20世紀90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20世紀90年代以前爭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爭氣得多。

上文林語堂的話中有一句是說得相當嚴謹的——“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面之下”。

林氏此話證明，他並不認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輕理智。他認為這是她們給男人們的表面印象，傳統印象。

而我想說，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們像一切時代的一切女性一樣，有情感的需要，但是並不怎麽在乎失去。渴望愛的撫慰，但是也頗善於玩味無愛的寂寞。她們有寂寞之時，但絕對地並不苦悶；她們有流淚之時，但主要由於失意而很少由於內疚。她們實際付出的交際時間和精力往往多於戀愛。在她們那兒兩者常常是這樣掂量的——交際產生交情，而廣泛的男女交情比專一的愛情更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間的關系究竟是愛情還是交情。情人節男人親自送給她們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們的一次甜吻。在她們的生日請她們到大飯店去“撮”一頓，她們望著那男人的目光便會始終含情脈脈。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送她名貴的首飾，她們很可能會撲入他的懷裏驚喜地說：“啊，我的至愛!”——就像首飾廣告裏的情形那樣。而她們越是變得極端地信賴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則越在一些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方面誇張地表演出註重情感的模樣。她們以上的種種行徑又簡直可以說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積地從中國人20世紀90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似乎反而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面的競爭是那麽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麽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毋庸諱言，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新生代女性，表面看來頭腦似乎史無前例地簡單了，而實際上史無前例地精明、史無前例地富有心機了。所謂“內方外圓”，普遍的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見棱見角，其內心也往往是“圓”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從前時代，最不服氣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終在與男人的較量和競爭中敗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致勝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當然，個例總是有的，比如武則天、呂後、慈禧、鳳姐……正因為太是個例，所以從前的女人們即使心中暗暗欽佩也不敢公開地表示，所以從前的男人們一再地通過文學和戲劇歷數她們的陰險歹毒。相比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遵循傳統德行為典範的女性，20世紀90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著是她們以新一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欲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面看來朝氣蓬勃著、精神抖擻著、姿態生動著，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於是她們中派生出了女“獨身族”。

她們成功了或失意了、受傷了以後，從社會大校場上抽身便走，這意味著人生“戰略”上的一種轉移或撤退。倘為成功者，帶著傷痕大隱於市，體會功成身退的自慰。毫無家族權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並且獲得某種成功居然不曾受過傷，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事是不多的。倘為失意者，則一邊自療傷口一邊總結教訓，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失意本身即傷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這一類女性不僅內心更加的“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復“圓”。那曾“圓”過的外形變得模糊了，暈開了，邊線若有若無了。如果說暈是月亮的框子，那麽以守為攻是她們的心理的框子。她們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內其實並不萬念俱灰，而是處於高度的“備戰”狀態。倘她們東山再起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她們往往對男人具有報復性。即使並不如此，也往往對男人不屑一顧，予以輕蔑。當然，也有人陷於較長久的自哀自憐不能自拔。更有人並不急流勇退，以獨身“女強人”的姿態為自己標定一個比一個高的目標，鼓勵自己實現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圖在這種無休止的過程中忘記自己是女性，仿佛變成了中性人。

女“獨身族”們幾乎沒有不自言獨身瀟灑、獨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為女人，獨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獨身只在一種情況下可稱為理智的選擇，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這一種相對性，決定了無論對於男人還是女人，獨身的選擇起點是較低的。

她們也知道這一點。

知道而偏說獨身的瀟灑和獨身的美好，足見她們是多麽的言不由衷，又是多麽的內心苦楚。

讓我們祝願她們都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屬，告別她們本性上其實並不願恪守的“獨身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些女大學生們，第一崇拜財富，第二崇拜權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極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異，還可以列出另外的許多條。但前四條無疑已包含了她們最主要的崇拜內容，無非順序的先後不同。

她們中畢業後分配在電臺、電視臺、報刊雜誌的文科大學生們，按著自己的喜好一改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中國綜合文化的老面孔。電臺、電視臺的節目審查制度依然相當嚴格，她們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來，她們已按著自己的喜好占領了全國大多數報刊雜誌的半壁江山。如果說中國的大文化內容空前豐富了，風格空前絢麗了，包裝特別多彩了，那麽有她們的一份功勞。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文化酸味兒多了、嗲味兒多了、嬌味兒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軟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麽也是她們苦心營造的結果。

說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駁。其參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確，我們還遠沒裸到他們那麽到處可見的程度。

不過我以為，女性肉體的徹底的裸，要麽美，要麽妖，要麽媚，要麽邪，因為徹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於全部的展現之前，面對其“性”反而沒了太多所“感”。

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較少的女人，卻實難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據我看來，便等於放射著邪性了。

有些經營報刊雜誌的女編者們，似乎很精通“透”的學問。連她們所撰所編之稿、所擬定之標題，也每每“透”出女性荷爾蒙的並不見得芬芳的氣息。

這一種“透”的學問，從報刊雜誌上借用到了舞臺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極“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語堂對此曾有過這樣一番言論：“藝術使現代人有了性的意識，這一點我是不懷疑的。第一步是藝術，第二步是商業對於女人身體的利用，由身體上的每一條曲線到肌膚的波動上去，最後一步是塗腳指甲。我不曾看見女人的身體的每一部分那麽完全受商業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國女人對於利用她們的身體這件事情，為什麽服從得那麽溫順。把這種商業上利用女人身體的行為，和尊重女人的觀念融合起來，是很困難的。”

他還說：“因此今日的人要‘藝術化’的時候，只須拿起一本雜誌，將廣告看一下。”

在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女性挖空心思地“藝術化”自己的身體，積極地為商業之目的服務。她們幹得往往比以此為職的男人們還來勁兒，還內行，甚至還專業。

對財富的崇拜，對權力的崇拜，對明星的崇拜，對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文化中泛著一陣陣浮華迷醉的絢麗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著，大有一舉將中國文化基本的樸素品質淹沒掉的趨勢。名車美女、豪宅美女、華服美女、珠寶美女、珍饈美女、美酒美女，商業加性感，性感助商業，幾乎無孔不入地侵略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視聽神經。

與此現象相對應的，乃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幾千萬工人的下崗。

倘我們的目光投向他們中的女性，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話題不免頓時顯得沈重起來。

但即使是她們，我認為，也體現出與以往時代極為不同的進步特征來。

1958年，有一大批婦女經動員邁出了家門，那是當年工業發展的需要。當年的一條口號是——“婦女姐妹們，我們也有兩只手，不要圍著鍋臺轉，投入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議中去!”

而僅僅兩年後，她們又被成批地攆回家裏。在那兩年中，有人被樹為先進典型，有人因工致殘，有人在實際上並沒掙到多少工資(許多工廠一直信誓旦旦地欠著她們的工資)——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資格(當年不用“解雇”一詞，認為那是資本家一腳踢開工人時用的詞)，幾乎普遍無話可說，溫溫順順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資，倘補給，就慶幸萬分。不給，委屈一個時期，也就算了。致殘者中，很少有從此月月領到撫恤金的。說她們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項待遇，她們也就放棄力爭了。

而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之權利意識則提高多了。普遍的她們，最初總想討個公平的說法。她們開始懂得，即使和國家之間，也是可以大小貓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誰欠誰的。賬是允許一筆勾銷的，道理卻非擺清楚不可。擺不清楚，什麽廠長局長以及更大的官兒，日子也許就不太消停。

或許，有人會反對我的觀點，認為這恰恰證明她們的覺悟太低，認為她們還應該像20世紀50年代的婦女們那樣才可愛。

但是試問，如果沒有她們這種起碼的權利意識的提高，國家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公仆們的責任意識又怎麽會提高?起碼，公民們權利意識的提高，對於國家及公仆責任意識的加強是有促進作用的。

而在一個法制健全的時代，國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應該是完全平等的。法律既維護國家的權利，也要同樣維護公民的權利。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損害了另一方的權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鄭重起訴。

當然，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不但權利意識提高了，體諒國家難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她們中並沒有多少人真的和自己的工廠和國家斤斤計較地糾纏不休。她們委屈，恰恰證明她們是人，而非是一時可用一時可棄的無意識的生產資料。她們發牢騷，乃因她們有種種意識。倘她們竟憤怒了，那麽一定主要是由於當官兒的人們缺乏設身處地的體恤心腸，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對她們的思想安撫工作沒有做好、做細、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據我看來，20世紀90年代下崗女工們的覺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貴，亦很可愛。尤其她們中許多人下崗後另謀職業埋頭苦幹之精神，實在值得全社會欽佩和尊敬。她們以她們的可貴和可愛，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在時代的發展中，往往付出許多方面的重大的犧牲。其時，那犧牲意味著數以千萬計人民的起碼的社會保障。

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女工們，既能意識到這一規律的無奈性，又能頑強地與這一冷酷的規律做竭盡全力的較量。對於她們中的許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後一搏。為了家庭，為了兒女，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們毫無退路，只有一搏。而她們又幾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輕松卸卻許多女性責任的年齡。

她們使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話題具有了一種異常凝重的、悲壯的色彩。

與此凝重的、悲壯的色彩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賣淫話題顯示出了本時代的大的尷尬性。這是“中國綜合征”的臨床特征。

當然，許多國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並不影響那些國家的強盛。

但許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承認——妓女現象乃是社會的瘡疤。

中國曾一度沒有。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有了，至90年代便多起來。

我們無須討論為什麽會有，這是討論不出個結果的。即使由某社會學權威下了等於真理的結論，結論本身對社會的衛生也沒多大意義。

倒是簡略分析一下20世紀90年代的賣淫現象，與舊中國的妓女、與歷史中的妓女現象有什麽區別，對此社會瘡疤或許還有丁點兒價值。

林語堂曾著過一篇短文《妓女與妾》。

通過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頗贊成男人納妾的。他認為已婚的男人為了貪戀另一個女子的姿色而離婚，倒莫不如說服她幹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邏輯是納妾總歸比離婚好。離婚意味著將妻子逐出家門，納妾只不過是將另一女子迎入家門。憑男人決定女人命運的權利，論資排輩了，妻妾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他認為某女子既想長久依賴某有婦之夫，那麽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當明智的。他暖昧地表示，他頗認同辜鴻銘“一只茶壺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論的妓女，是很“高級”的一類，“她們大都兼有一技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當然，她們首先當是年輕的、美的、風情萬種的。他所列舉的個中翹楚如董小宛、蘇小小、馮小青、陳圓圓、李香君、薛濤、馬湘蘭、柳如是。

我替他補上一個近代的，當是俠妓小鳳仙了。

林氏由於自己是高級的文人，所舉自然皆是棋琴詩畫唱五藝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舉好妓的男人，又是蘇東坡、秦少遊、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實在不似在談妓，而更是在談“才子佳人”。

在論到一般青樓妓女時，他也操相當溫愛的口吻說：“她們是在叫中國男人嘗嘗羅曼斯的戀愛滋味。”倒像青樓是專供男人實習戀愛的地方。

以我的年齡，當然不曾有過逛青樓的任何體會。我對妓女的所知，純粹是從文學中來的，比如老舍《駱駝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兒》中的“我”，比如日本電影《望鄉》中的阿岐婆。

我當然知道，在中國歷朝歷代，妓女是分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門賣笑勾引嫖客那一類，又被鄙稱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當然都非閑踱秦淮河畔的風流才子，而是些相當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們無疑皆屬“市妓”，無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們泄欲的對象。故我對她們一向是深懷同情的。

故我從前初讀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時，對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話頗有同感。

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業已存在著的現實日漸地改變了我的看法，並且日漸地削弱了我一向對妓女所深懷的同情。

我沒接近過20世紀90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許多經常離家外出的男人們那樣受到過她們的滋擾。僅僅一次，住在外市的賓館裏，深夜接到一次問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務”的電話。別的男人們告訴我那便是妓女在進行試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說不定那賓館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務”項目，比如要不要按鈴叫早之類。

所以，我對20世紀90年代的賣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實是從初識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業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們口中獲得的。

這印象最初使我驚訝的是她們只存在於某些城市、某些地區，後來，在一些偏遠縣鎮也蔓延開來。

後來驚訝於她們討價的便宜，據說一二十元錢的“活兒”她們也接。

再後來驚訝於她們年齡的漸小。據說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區，還不到18歲便開始走上賣淫的歧途。

再再後來，只剩下了一種驚訝，她們的賣淫，並非如我想象的那樣多麽的不情願，多麽的被逼無奈，因而多麽的內心悲苦。

驚訝幾次之後，也就不驚訝了。

據說她們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於賣淫是“最輕松”的“職業”，由於這“職業”使她們的收入數倍甚至十數倍地高於一般女工們的月工資；由於這“職業”的“計件”性質，現鈔交易性質，永遠無欠發“工資”或“打白條”一說；更由於這“職業”的傳統方式與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錢也大方了，穿的也時尚起來，住的也改善起來。中國是世界上許多行業的大市場。她們似乎都持一種非常樂觀的態度確信不疑——她們所從事的“職業”盡管還不能公開化，但前途似錦，“職業”隊伍將不斷擴大。

她們快活，自在，滿意於現狀，毫無羞恥感。除了有時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沒什麽不順心的。

據說，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們，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於周旋的她們面前常顯得不好意思起來。那時她們就仿佛關系熟稔地調侃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放松些，自然些，大膽主動些……

倘我們重讀《月牙兒》，定會從“我”身上看出些與今天賣淫女們的相同。

“我”自幼喪父，於是家庭賴以維持起碼生活的“經濟基礎”徹底坍塌。先是母親靠替別人家漿漿洗洗掙點兒小錢勉強度日。後來母親改嫁，再後來繼父“失蹤”。母親不得不將她們的家變成了“暗門子”，以向粗俗陌生的男人們零售自己肉體的方式供女兒上學。

也許，母親希望女兒知識化了以後能嫁給個體面的、依賴得住的男人，從而改變命運，自己的晚年也能跟著享幾天福吧。

但是，上了學的女兒不久便從女同學那兒明白——“我小學畢業後又有什麽用呢?我和同學們打聽過了，有的告訴我，去年畢業的有好幾個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訴我，誰當了‘暗門子’。”

於是“我更疑心媽媽了，是不是等我畢業好去做……這麽一想，有時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見媽媽”。

而“媽媽的屋裏常有男人來了，她不再躲避著我。他們的眼像狗似的看著我，舌頭吐著，垂著涎。我在他們眼中是更解饞的，我看得出來。在很短的期間，我忽然明白了許多事情”。

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賣笑不賣身。但是老板雇她，當然主要是促她早點兒開始賣身的。只要肯賣身，笑不笑倒還在其次。不肯賣身，那麽就滾。這前提是絕無可商量的余地的。

沒第二種選擇，她終於順其自然地成為娼妓。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賣淫女們，其中一部分，或許都如《月牙兒》中的“我”，一步步面臨過類似的無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狀況的相同。

而心理嬗變軌跡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著，像捧著一朵嬌嫩的花。我只能顧目前，沒有將來，也不敢深想。”

《月牙兒》中的“我”是這樣；今天的她們也是這樣。

“我越往大了長，我越覺得自己好看，這是一點安慰，美使我擡高了自己的身份。”

“我和一排年輕的姑娘們在小飯館受選閱。我們這群都不難看，都是高小畢業的小女子們，等皇賞似的，等著一個破塔似的老板挑選。他選中了我。我不感謝他，可是當時確有點兒痛快。那群女孩子們似乎很羨慕我，有的竟自含著淚走去，有的罵聲‘媽的!’……”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個早出道的妓)還開通，才能掙上飯吃。”

“我遇見幾個同學，有的升入了中學，有的在家裏做姑娘。我不願理她們。可一說起話來，我覺得我比她們精明。原先，在學校時，我比她們傻；現在，她們顯得呆傻了。”

“男女彼此結成了網，互相捕捉。有錢的，網大一些，捉住幾個，然後從容的選擇一個。我沒有錢，我連個結網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們明白一些，實際一些。”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賠上一兩個吻……啊，我錯了。要賣，得痛痛快快的，拿錢來，我陪你睡，我明白了這個。”

“及至做過了幾天，我也就不怕了，身體上哪部分多運動都可以發達的……他們滿意，還替我作義務的宣傳……”

“我們是拿十年當一年活著……”

“這些經驗叫我認識了‘錢’與‘人’。錢比人更厲害些……”

我真是由衷地欽佩老舍先生，實不愧是文學的大師。筆觸漫不經心似的，筆調娓娓地淡淡地，就將一個少女變成娼妓的心路過程抽絲剝繭、觀察入微地剖析給我們看了。我覺得，《月牙兒》是老舍先生最淒楚哀婉的一篇小說。

“我”與20世紀90年代的賣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她們其實不僅僅為了“掙上飯吃”，更是為了吃得比大多數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數小女子更好，錢包比大多數小女子更鼓。

時代不同了，所以賣淫的目標定得更高了。

其次，她們心理的嬗變過程極短，觀念的“開通”也極快，往往並不需要過程，直接地就撲奔那更高的目標而去。因而，她們往往真的覺得，做娼妓最是一種等於整天玩兒似的“職業”，真的覺得是浪漫的活法兒。甚至，很可能的，在她們“開通”的觀念中，是僅次於明星的“職業”。

“我沒有將來，也不敢深想。”

她們不願深想。偶爾想想，再計算一下自己的積攢，非但並不覺得將來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將來的無憂無慮、將來的富裕、將來的美好。而事實上，一個女人只要有一大筆錢，即使是靠賣淫所獲，也還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時代對於“人”和“錢”的關系已似乎是這樣的了——要麽都不幹凈，要麽都是幹凈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當一年活著”。

她們恰恰相反，企圖拿每一天都當十年那麽寶貴地活著。故每一天都及時行樂，及時掙錢。

“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們恰恰相反，因為有了錢，可以經常洗桑拿，可以經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雙眼皮兒，可以墊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級的護發、護膚品，可以通過營養豐富的飲食和滋補藥物調整內分泌系統——而且，這些花銷，往往由男人們“義務”了。所以，養顏有術的她們，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對“憔悴”說“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愛活著，但不應該這樣活著。”

她們由於以上諸方面與“我”所處時代的不同，其實並不鄙視自己。她們當然也愛活著。並且，比來比去，還很愛像她們那樣活著。起碼，她們認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與第一幸福的活法無緣，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麽?於是，她們反而會看著與“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邊兒的女性們著實的可憐。倘強迫她們每天按時上下班，勞勞碌碌，卻每月只開極少的工資，她們反而會覺得等於是一種“迫害”。

因而，某些文學作品中的她們，不再是《月牙兒》裏那個自哀自憐、自慚形穢的“我”了，而是些鮮活快樂、“青春無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對她們有所觀察，若再寫出一篇半個多世紀後的《月牙兒》續篇，其筆觸其風格，據我想來，恐怕會一反前《月牙兒》的淒楚哀婉，不由己地變得後現代主義起來吧。

老舍先生當年深懷同情地以“月牙兒”喻那些舊中國由少女而無奈淪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兒”，今也“月牙兒”。

“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依然的“千裏共嬋娟”。

“月牙兒”卻似乎不再有傷感的意味兒了。

那麽，你在聽說的多了，連這最後一點也不驚訝了的時候，你還會憐花惜玉地同情她們麽?

人口眾多導致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首先導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機會相比於男人大大減少。全世界勞動力過剩的現象都是這樣。

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機會大大減少的情況下，相互間的謀職競爭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於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於謀職機會以外的年輕女性和少女，像幸運地有著工作的女性和少女們一樣，時時會萌生穿好衣服的念頭，也時時會萌生享受和享樂的欲望。這就需要錢。在男人們給她們錢的那一刻，他們同時表達或暗示了他們要的是什麽，於是雙方拍手成交。

我始終確信，任何一個年輕的女性或少女，當她第一次脫裸了身體賣淫於男人之際，無論他對於她是認識的或陌生的，她內心裏肯定是感到羞恥的，起碼有幾分感到羞恥。因為以鈔票為前提決定的兩性關系的發生或不發生，在女性這一方面，是違背她們對自己沒感情的男人掩護她們肉體的本能的。

但隨著賣淫的次數增多，這一種本能最終會被掃蕩得一幹二凈無影無蹤。以後她在任何一個陌生男人面前脫裸了自己的時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脫衣間一樣無所謂了。

我想，這樣的一些妓女與嫖客之間的交易，絕不會像林語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寫的那樣——“她們是在叫男人嘗嘗羅曼斯的滋味。”

於嫖客，分明像內急終於尋找到了茅廁。

於賣淫女，大概等於接受一次男性婦科醫生的身體檢查。

中國存在著的嫖娼現象，真相大抵如此。

與古代秦淮河上的風流景觀相比，顯然連點兒頹靡的色彩都談不上，而純粹是醜陋了。那時的金陵夫子廟畔，畢竟是舉行科舉考試的地點，學子雲集；而那時的妓，於棋琴詩畫唱方面，又畢竟的起碼都是身懷一藝。即使頹靡放浪，還總歸有“風流”二字包裝著，似乎的顯出幾分雅。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賣淫女，不但年齡越來越小，文化越來越低(固然早已開始有文化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則應另當別論)，而且，心理狀態越來越開放了。

社會看她們的存在如瘡疤。她們卻很可能經由嫖她們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業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這社會本身如一片瘡疤，而視自己如瘡疤上自然真實的蘑。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房裏的花，你可以指著一一細說端詳。因為指得過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園裏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將綠肥紅瘦梅傲菊灼盡收眼底。因為你的視野即使不夠寬闊，她們的爛漫也鬧不到國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女性，拋開那些消極面來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長區內的花木。其千姿百態的芳菲，其散紫翻紅之妍媚，其深開淺放之錯落，其著意四季之孤格異彩，簡直不復是國人所能指能望得過來的，更不消說置喙妄論了。所謂“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而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一個時代的進步，首先從男人們都開始做什麽顯示著，其次從女人都打算怎麽活顯示著。

時代的進步常常帶著野性。這野性體現在男人們頭腦中每每是思想的沖撞，體現在女人們頭腦中每每是觀念的自由。

轉身回顧，有哪一個時代女性的觀念比20世紀90年代更少束縛、更自由麽?

20世紀90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嶄新而且風采異呈的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科研、法律和社會公益、社會福利等方面所做的傑出貢獻，以及自我價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實現——綜合中國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國史中的作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梁曉聲《真歷史在民間》第一節 “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國高幹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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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乃是首都鋼鐵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武的二兒子。

周冠武在北京、在全國冶金系統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自從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去首鋼巡視了一次以後，他又似乎是一個有著硬梆梆“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說的“通天”人物了。其實那也算不得什麽非同小可的巡視，不過就是走走，看看，說了些話而已。卻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無意地傳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揚揚的，在當年的中國，仿佛成了一件莫測高深的大事。

巡視的結果，據說是使我們的一位副總理，不得不被動之極地親率十來位部長，也在鄧小平巡視後去首鋼“現場辦公”，對周冠武直言相問：“那麽你對中央還有些什麽特殊要求？只管開口提吧！”

——我的首鋼的朋友們是這麽告訴我的。

於是周冠武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時已是首鋼的什麽對外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攬首鋼對外貿易的完全的實權，也是首鋼的一大塊最重要的權力。能夠直接“領導”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親周冠武。恰如大丘莊的禹作敏才有資格“領導”自己的也當什麽總經理的兒子一樣。

周北方當年也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即世人統稱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個。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呆了幾年，我認識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後，具體說來，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發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顧展”。我是組委會成員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顧展”，當然需要資金。資金要靠向社會各方面拉贊助。我至今並不清楚當年究竟拉了多少贊助。我在這方面毫無能力。我只參與形式和內容的審定與策劃，絕大部分解說詞是我寫的，而北方的貢獻則大概在拉贊助方面。當然也非是他個人贊助，他當時已是首鋼某公司的副總經理了，已經可以個人做主批一筆贊助款項了。

北大荒知青們因為當年精神上擔負著“屯墾戌邊”的使命，而且按軍隊建制組編，故彼此視為“戰友”。不管當年認識的不認識的，間隔著團或間隔著師的，都特別看重當年的一份“戰友情”——便是那種常被世人羨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熱諷的“知青情結”。

當年，組委會中不止一人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北方很夠意思。一聽要搞‘回顧展’，二話沒講，爽爽快快地就答應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著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為難的事，絕不推諉。”

故在我還沒見到他之前，已受著“戰友”們的影響，對他頗懷好感了。

“回顧展”結束以後，我終於在組委會的一次答謝活動中見到了他。高高的個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個不善言談的男人，而我在那種場合也往往話不多，我們之間沒單獨交談什麽。

答謝自然少不了吃飯。飯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議我鄭重其事地說幾句。我想，我說什麽呢？非要說，無非就是再重復別人已說過多次的對贊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話。也的確是心裏想說的話。經濟是基礎，沒錢辦不成“回顧展”。

我正打算說，不料北方卻先於我站了起來，擎著杯對我開口道：“曉聲，剛才咱們已全體幹了幾杯了，這一杯我單敬你——你以前的幾篇反映咱們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經歷的小說我幾乎都看過。但我也老老實實承認，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我對你有個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們更多的戰友，這希望就是——再為咱們北大荒知青多寫幾部好作品！別光寫咱們當年被發配那一段生活，再寫寫咱們今天龍騰雲虎生風、大有作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這一批是咱們北大荒知青的驕傲！”

於是眾人鼓掌。

於是他一飲而盡。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飲而盡。

那是他在答謝活動中說得最多的一段話。落座後不久，他因公務纏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對他說的感激的話，因為那一杯酒的迷暈作用，在他走前竟沒對他說成。

我當時覺得他對我說的話還是很中肯的，非是虛心與周旋之語。現在也這麽認為。這倒不因他對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說“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若換一個說起話來預先在心裏掂量再三的“戰友”，當著我這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定會省略了不說。

於是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

不久他設宴回謝我們一幹人等。由於他是主人，由於是在首鋼地盤內的一家賓館，他的話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動了。初識那種拘謹蕩然無存，漸漸在言談舉止方面，他有意無意地顯出了一個“前途不可限量”者的無比自信和躊躇滿誌，但絕沒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許別的“戰友”們並未看出來，只不過因為我是寫小說的，對人的觀察太細致、太敏感罷了。

卻沒有破壞我對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認為，若一個人有某種自信的資本，躊躇滿誌是理所當然的。

那時我只視他是我的一個幸運地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轉機的“戰友”，並不將他和他的父親連在一起看待。

周冠武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我並不感興趣。

周冠武在首鋼再怎麽的“一句頂一萬句”，再怎麽的一跺腳全首鋼都顫，也是既擡舉不到我頭上，也奈何不了我一絲一毫的。

何況，當時我也只不過從別的“戰友”們的口中，片片斷斷地了解到北方的父親是一個“特權人物”，以及如何厚愛北方這個兒子罷了。

那一次我們之間也沒多聊什麽。

大約三個月以後，他的一位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說北方希望見我一次。我問什麽事，答曰不清楚。

於是我們在一天下午見了。

是他到我家來。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輛很高級、很氣派的大轎車，我對轎車的級別所知等於零，僅能看出那是一輛外國名車——當時的中國造不出那麽高級、那麽氣派的大轎車。

他開門見山地和我談兩件事——第一，希望我調到首鋼去。更準確地說，是希望我調到他名下去。

這太出乎我意料。

我怔了半晌，吶吶地說，我是作家，調去了能做什麽呢？

他說——曉聲，其實也不需要你具體做什麽，平時等於將你閑養起來。需要的時候，你為首鋼動動你的腦，動動你的筆就行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關系吧。不過我可不是僅僅將你當“兵”養，而是當“將”養。你有什麽條件，盡管提。只要不過份，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麽一來，我不是成了“幕僚”了麽？

依我的常識，古今中外，凡甘為“幕僚”的人，幾乎無有好下場者。何況，做“幕僚”，得有起碼的資格。我只會寫小說，除了這“一技之長”，其它方面幾近於廢人，自忖毫無充當“幕僚”的任何資格。但北方他當面坐著，真摯而又虔誠，使我不忍堅拒，只好施以緩兵之計，說容我慎重考慮再做答復。

北方給了我一個星期的考慮時間。

第二，是請我執筆，寫一部反映首鋼“改革開放”之“大思路”的“系列報導電視片”，並從拷克箱內取出一叠材料給我，說要求這部“系列報導電視片”成為首鋼的一部“磁帶文獻”，希望在全國造成巨大反響。

當時我正日日埋頭於自己的計劃內創作，當即婉謝，深表歉意。

便見北方臉色一沈，分明的，有些不悅起來。

他說不是沒人願寫，願寫的人多極了；說這事其實本與他的職責無關，是他“橫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攬的。因為他對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認為非我莫屬。

聞言我竟誠惶誠恐，深覺自己太辜負他的信任，也太駁他的面子，叫他怎麽向別人解釋呢？不是等於拿他在別人面前的威望不當一回事麽？

於是我又趕緊補充如下的話——一定認認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認為可以勝任，寧肯將自己的計劃內創作後延。

他臉上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頭一拍，義氣厚重地說：“還是戰友！客套話我不講了，否則，我離開你家，心裏可就太別扭了！”

一星期後，他的秘書再打來電話，我將兩件事都婉言回絕了。

秘書說：“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談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談，實在不知該怎麽談，我天生缺乏回絕別人的智慧和技巧。在這方面我是個低能兒。

便急說：“不必直接和他談了，千萬別打擾他的工作！你替我轉告就行了。”

放下電話，我覺得仿佛做了對不起他一輩子的什麽事似的。

一年多互無聯絡。

第三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的一位老同誌，央我幫他在首鋼工作的兒媳婦調崗位。我曾和他談過北方，並許下過諾言，只要在首鋼的範圍內，若有什麽需要關照之事，由我開口求助於北方，似乎是沒什麽大問題的。

但在我回絕了北方的好意之後，尤其在一年多互無聯絡之後，此事令我左右為難。

幾經猶豫，最終還是給北方寫了一封信。

我想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沒有回音的信。

竟很快收到了秘書替他回的信，信中說一定“親自過問一下”，“當成件事兒辦”。

但此事最終並未辦成。

但我知道，他屬下的一名人事處處長，的的確確是替他“當成件事兒辦”過的，並不完全是虛與委蛇的應付。也有北影老同誌的兒媳婦期望值過高，後來改變了初衷的因素。

這使我對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書出版，總想寄他一冊，但一憶起他“顧不上看”的話，便打消念頭了。

漸漸地，我開始在某些場合，從某些人口中，較多地聽到關於北方、關於他父親的種種議論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稱得上是半個“中國現象專家”。

我開始替他擔著份兒憂。

當年的“戰友”中有人說：“周北方現在傲氣得很，身份也高貴得很了，出國住總統套房，與某某公子親密無間，幾乎可以稱兄道弟了！”

首鋼的朋友中有人說：“首鋼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武會見重要的外國商團，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兒子！”

很知內情的社會人士說：“除了一個陳希同，周冠武根本不將北京市委放在眼裏！他對陳例外，那也是認為陳和他背靠同樣的大樹！否則他敢一貫的傲視冶金部，公開與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政策大唱反調？”

我曾見過一冊首鋼的“內刊”《開拓》。周冠武的標準照占據整個封面，內刊中的特大字通欄標題竟是“周冠武同誌最新指示”、“冠武書記發表重要談話”雲雲。

我不能不認為，我所聽到的種種，無論出於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

於是我決定給北方寫一封信。

執筆在手，面對稿紙，竟不知從何談起。

盡管如此，信還是寫了，也寄給他了。

不過只有兩行字，是用很粗的簽名筆寫的，寫在一張潔白的打印紙上。

那兩行字是——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我是用楷書一筆一劃認認真真寫的。希望他能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誡。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願折那一頁紙。而且貼的掛號郵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無法將我想要說的話表達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錄給他的是漢朝劉向的兩句話。

沒有回音。

我也並不期待著回音。只不過是對他畢竟幫過我一次的回報。雖則非是我本人求助於他，而是替別人求助於他。

如果說還有別的什麽因素促使的話，那便是“知青”“戰友”間的一種情誼了。倘在他那一方，對我確曾有過的話。我想最初無疑是有的，這我能感覺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後來就消彌了，因為那是我和他都無法長久保持的。好比《紅燈記》中李玉和唱的——“兩股道上的車，行的不是一條路”。

再後來，收到過以他名義寄來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他的公司將舉辦晚會。

一名當年的“戰友”也收到了，打電話問我去不去。

我說：“不去。”

又問：“沒空兒？”

我說：“有空兒也不去。”

再問：“為什麽？”

我忍不住大聲吼：“你聽著，周北方正在得意洋洋地邁向險境！腐敗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會物色擴散體的！”

對方沈默良久，低聲說：“那我也不去……”

再再後來，就聽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經濟大案，在全國公布以後，周冠武將因他的兒子又一次“名聲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親，當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鋼青雲直上，幾步躍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職。

有傳言說他已經死了；

有傳言說他並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待什麽了；

有人認為他不死也得被槍斃；

有人認為他還能更多地交待什麽也沒用，因為牽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將影響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說的那樣“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未免太偏激、太悲觀。老百姓的頭腦中，自有他們自己的邏輯，不管這種邏輯錯與對。

正如他們說——死了誰地球都會照樣轉！中國都會照樣發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總不禁頓生一縷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武的兒子，他的人生絕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關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父親不自恃有背景，兩年前就該棄權下臺了，也就不會自作主張地將他推到類乎首鋼“第一把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麽？——我為你一嘆再嘆。

嘆你，於你又有何意義呢？

悲你，於我又有何祈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