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圖）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乾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侯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



“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 佩爾則（ Arvīds Pelš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在布肯瓦德集中營,埃利的父親得了惡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極度疲倦的埃利睡著了,自然的忘卻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一覺醒來,記起自己還有一個父親。父親死了,沒有人為紀念他而禱告,也沒有人為他點燃蠟燭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淚,“我甚至流不出眼淚。在我的生命的深處,在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裏,我也許還能搜尋到一點什麽--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二、遺忘和死亡

維瑟爾的《夜》被不同的讀者稱作為個人回憶、自傳敘述、虛構性自傳、非虛構小說，或人性記錄。但從根本上說,它是維瑟爾自己所說的那種“見證”。這是一部由15歲少年埃利對集中營個人體驗所作的簡要敘述。作者用一種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觀察把讀者帶入一個怪誕的災難世界,讓讀者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面前,不能不經愕地睜開眼睛。埃利是一個見證者,他平鋪直敘地講述故事,不作解釋,象是一個目擊報道員。…

2007 年1月16 日，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溫弗瑞強力推薦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為她主持的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下一季度的推薦圖書。《夜》當晚即熱賣登上亞馬孫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印100萬冊平裝版與15萬冊精裝本。歐普拉隨後特別陪同作者重回奧茲維辛悼念，並對全美中學生舉辦心得作文比賽。

《夜》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於1960出版，開始並沒有象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女孩日記》》那樣引起廣泛註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3年才賣完。今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瑪琳（Marion…

《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後記

美國歷史學家莉莎·派恩（Lisa Pine）在《希特勒的“國民群體”》(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一書裏用“文化革命”來概括希特勒統治下德國所發生的根本變化。她引用了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艾文斯( Richard J. Evans)所說的，“希特勒和納粹所要改變的莫過於德國人的精神，以及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場革命首先是文化的，而非社會的。”在納粹德國，法西斯文化被用作極權政治的添加劑和替代品，使人們一點一點地喪失了正派而正常的生活。因此，記住大屠殺的恐怖歲月不僅應該記住由國家權力指揮的嚴重罪行，而且應該記住在這樣的權力統治下，人們的心靈和道德怎樣一天天在渾然不覺中被毒化。…

謝謝大家今天過來聽我的講座，也謝謝南方都市報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我是第一次到廣州來，能夠和這麽多的朋友一起見面，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

剛才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提到了文化界教授話語裏的邏輯問題，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公共話語危機裏嚴重的一部分。公共話語可以出現在不同的人群裏，有不同的話語方式，比如說公共出版物，剛才主持人也已經提到了，像《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還有網絡暴民或者是憤青的語言，再有就是宣傳和廣告。此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假話、大話、空話。然而，我們寄予希望的知識分子人群，他們的話語同樣有問題，汪暉這個事我昨天看到報道，也是很有感觸。我們都說知識分子，或者大學教授們，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們應該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說話，至少是懂得如何在公共場合說話。汪暉的粉絲一般都是念過很多書的，跟憤青是很不一樣的，都屬於知識人群。…

人們常常用“腦殘”“傻逼”——也就是罵人話的“神經病”——來蔑視地稱呼某些“不可理喻”之人，哪怕所謂的“不可理喻之人”並不真的有精神的疾病。然而，試想，如果你的工作是與真有精神疾病的人溝通和交流，是不是就真的全然無法溝通呢？心理治療醫生所擔任的就是這樣的工作。他們不僅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好的溝通技能，而且還需要對人際溝通的實質意義有更深入的見解。美國心理治療專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就是這樣一位對人際語言交流有不凡見解的心理治療學大師。

羅傑斯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概念極大地影響著他的行為。心理變態者主要是由於他有一種被歪曲的、消極的自我概念的緣故。如果他要獲得心理健康，就必須改變這 個概念。因此，心理治療的目的就在於幫助病人或患者創造一種有關他自己的更好的概念，使他能自由地實現他的自我，即實現他自己的潛能，成為功能完善者，而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用語言與他人交流的功能。…

同一天讀到兩則“醜陋行為”的報道，一則是南京明孝陵600多年歷史的石象遭破壞。象鼻上被刻名塗鴉，另一則是“13萬中國遊客‘攻陷’泰國清邁大學被指隨處大小便”。不禁想起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1985），今年恰逢這書出版30年周年。當年柏楊所列國人的醜陋之處，臟、亂、吵、窩裏鬥、不認錯、自我膨脹、有鞭子是順民，沒鞭子是暴民，今天在許多中國人身上依然如故。30年後重提柏楊對醜陋中國人的鞭撻，有人會認為，這太負面，甚至是自虐。但是，正如丘吉爾所說，“批評讓人不痛快，但卻是必須的。批評就像是人身體上的疼痛，它引人關註不健康的狀態”。對個人和群體，負面的批評都有其不可代替的價值。…

近讀丁曉原的《媒體生態與現代散文》（2014）一書，覺得最有意思的是討論中國早期報章說理文體的部分。對此貢獻最著，最為人稱道的是梁啟超的“新文體”，又稱“報章體”（語出譚嗣同）、“時務文體”，“新民體” （與梁啟超所辦刊物有關）。

現代公共說理需要有相應的寫作形式，這種形式不是由文化傳統自然而然傳承給後人的，而是一種寫作者（當然不是一個人）自覺創造的成果。“新文體”與今天報章說理應有的標準是有距離的，但其形成標志著現代說理的理念已經開始在中國古老的文化土壤裏撒下了今後成長發展的種子。…

日前，一名領導幹部在會上說：“敬重是對同志的態度，班子就要搞好團結，上級說下級的壞話是無能的表現，下級說上級的壞話是無德、缺德的表現。大家要用心珍惜、用情呵護一起共事的緣分與友誼。”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5月15日發文批評倡導如此上下級關系，稱這不符合現代民主與法治的精神。

其實，好話和壞話都要分是當面說的，還是背後說的。一般背後說的，壞話居多。這種壞話是當不了真的，不過是流言蜚語、暗地中傷、嚼舌根，屬於私德範疇，與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和法治沒有太大關系。討論上下級關系中說好話還是壞話，應該是指當著面認真地（至少看上去是認真地）說出來的話。這才需要放到民主與法治的語境中來討論。…

最近，英雄事跡是真是假似乎成了網絡上的熱點。例如，邱少雲為了不暴露軍事機密，身上著了火，到死一動不動、一聲不吭。有人信，有人不信。這並不奇怪。一般人聽了邱少雲的故事，一定會受到震撼。他們會用自己的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來設身處地地想象當時的可怕情境。懷疑邱少雲的是一些對自己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沒有把握的人；而堅信邱少雲的則大概是另外兩種人：一種是親眼所見，雖然自己做不到，但因為見證了邱少雲的行為，不能不相信。另一種是自以為，要是他自己，一準也能做得到。

要說服懷疑者相信邱少雲確實是特別能忍受肉體痛苦的英雄，最好的證據是親眼所見——我當時就在場，事情是我親眼所見。但是，即便如此，也還是應該允許懷疑者就目擊證據提出疑問（在說理中，這叫rebuttal），例如，有人會問，是不是在邱少雲被活活燒死之前，已經因為燃燒彈的毒氣昏厥或死亡？…

神話和記憶被視為不斷改變和重構的歷史。著名希臘文化研究者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在《時間記憶的文化特征》一文(收在《希臘人的神話和思想》一書裏)中指出，“作為與習慣相區分的記憶是一項艱苦的發明，它是人類從個人經歷中逐步獲得的，而對於社會群體來說，其集體經歷所構成的則是歷史”。（第110頁）

遠古時期或原始部落中，歷史保存在口頭傳播的神話之中。今天，現代社會的人們已經不再用神話來傳遞歷史，但是，神話並沒有從歷史中消失。相反，大眾消費的歷史經常利用和借助神話來營構其想象和打造其敘述形式，在正統的政治和歷史話語中也經常如此。現代神話有的容易辨識，有的則不那麽容易辨識，有的甚至還會被當作“歷史事實”或“政治常識”。…

住

涇縣農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尤其茂林、黃田、溪頭、陳村、厚岸、包合等地，歷史上文風興甚，經濟發達，讀書識字乃至經商做官人較多，蓋起 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貧苦農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較為寬敞。黃田村空房很多，誰來住 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長了，也就變成他的房了。“洋船屋”這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築面積3700平米，“土改”時除留給原房子主人四間房、一間堂屋和一間竈屋以外，其余分給了七、八戶農民。就是說每戶大約分得近500平米空間，其中建築面積就達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別墅，有過之 而無不及。

城鎮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機關幹部一律由單位或系統安排住房。單身漢數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關小學當教師，住的是四人一間…

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職工工資先是“供給制”，後為“工資分”。1956年實行“薪金制”。此後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兩年以後)才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 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手頭拮據時可以向“儲金會”借款，下個月發工資必須扣還;不夠再…

4月6日，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畢福劍在私人宴會和朋友言談中對毛澤東出語不敬，被要求道歉。4月9日畢福劍發微博道歉：“我個人的言論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我感到非常自責和痛心。我誠懇向社會公眾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為公眾人物，一定吸取教訓，嚴格要求，嚴於律己。”那些要求畢福劍道歉的人，是因為他有“錯”還是因為他有“罪”而逼他道歉呢？畢福劍自己又是在為自己的“錯”還是“罪”在道歉呢？

在中國，許多人對錯和罪的感覺和觀念是紊亂的，因此長期處於一種難以自拔的失調狀態。一方面是沒有罪而被強迫認罪，最後覺得自己真的有罪，處於完全被外力洗腦、操控的狀態。另一方面，卻在有罪的時候良心並沒有什麽不安，根本不覺得有罪。不該覺得有罪的時候覺得有罪感，這是一種心理疾病，誘發和造成的因素往往在外部。同樣，該有罪感的卻沒有罪感也是一種心理疾病，誘發和造成的因素也往往在外部。…

食

“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面，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麽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說的不是“三年大饑荒”，而是平常日子。

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象是二十七八 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 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到糧站辦 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

在一般人的理解裏，“火大”就是單純的發怒或憤怒，避免火大只須發火的人克制自己就可以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火大並非就是人們所說的“憤怒”，作為一種人的普遍情緒，憤怒並不是單一的，而且是一個情緒的範圍，從生氣、發火、到動怒，再到暴怒，火大從開始還有理性，可以克制，但漸漸失控，以至怒不可遏、因失控而狂怒，完全失去理性。





希臘悲劇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含混的語言、空洞的文體往往和冠冕堂皇、閃爍其詞的騙術相輔相成。

2009年9月27日，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維廉·沙費爾（William Safire）去世。沙費爾出過許多小說、政治著作，曾獲普利策獎，被認為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但他最大的思想遺產，恐怕是他為《紐約時 報》語言專欄所寫的文章。其中有不少對語言的社會、政治意義的獨特見解。

就在他去世前幾天，我還在課堂上引用過他的一篇題為《不要這麽寫》（Neverism）的文章。這篇構思巧妙的文章包括了45個句子，每個句子都是 一個包含某種語法、句法、用法錯誤的陳述，而這個陳述所說的又正是這個錯誤。這些錯誤都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使用者常犯的，不過只要留心，也還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Don't use no double…

有一篇《翻譯不知道如何翻譯“大家都很任性”》的報道說，全國政協發言人在回應反腐問題時表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用網絡熱詞，“大家都很任性”。譯員當時與發言人溝通，詢問“大家都很任性”是什麽意思。這雖然不過是一則“花絮”報道，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何在公共話語中使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作清晰的表述。

在漢語的習慣用法裏，“任性”是一個貶義詞，說一個人任性，是指他由著性子，沒有約束、放縱胡為、不負責任。說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任性”，會讓人以為，這樣的反腐是隨意胡來，既無道德依據也無司法章程，想怎麽搞就怎麽搞。難怪翻譯會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麽翻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