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領導幹部在會上說：“敬重是對同志的態度，班子就要搞好團結，上級說下級的壞話是無能的表現，下級說上級的壞話是無德、缺德的表現。大家要用心珍惜、用情呵護一起共事的緣分與友誼。”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5月15日發文批評倡導如此上下級關系，稱這不符合現代民主與法治的精神。

其實，好話和壞話都要分是當面說的，還是背後說的。一般背後說的，壞話居多。這種壞話是當不了真的，不過是流言蜚語、暗地中傷、嚼舌根，屬於私德範疇，與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和法治沒有太大關系。討論上下級關系中說好話還是壞話，應該是指當著面認真地（至少看上去是認真地）說出來的話。這才需要放到民主與法治的語境中來討論。

在人們還遠沒有民主法治觀念的古代，上下級當面怎麽說話就已經是一個權力關系的問題。上級對下級不說好話，或者哪怕是說很多壞話，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下級對上級怎麽說話。下級不得不對上級說好話早就是普遍現象了。

所謂“好話”，首先是上級聽了順耳，覺得舒服的話。“好話”還可以是另外兩重意思之一，或兼而有之：一、這話對上級有益；二、說話的動機（想要有益）是好的，不懷惡意的。這兩重意思都極難確定。有益無益是由上級說了算的，說話者的動機是善良的還是心懷叵測也同樣是由上級說了算的。因此，上級覺得不中聽或者刺耳的話，是統統可以看成壞話的。

那麽，下級怎麽才能說出他自以為是對上級有益的好話呢。《莊子》裏有一個“華而不實”的故事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示。

齊景公對晏子說：“東海裏邊，有古銅色水流。在這紅色水域裏邊，有棗樹，只開花，不結果，什麽原因?”

晏子回答: “從前，秦繆公乘龍船巡視天下，用黃布包裹著蒸棗。龍舟泛遊到東海，秦繆公拋棄裹棗的黃布，使那黃布染紅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銅色。又因棗被蒸過，所以種植後只開花，不結果。”

景公不滿意地說:“我裝著問，你為什麽對我胡謅?”

晏子說：“我聽說，對於假裝提問的人，也可以虛假地回答他。”

這個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話裏，可是，今天人們閱讀這個故事，未必都真的會笑出來。先秦的古代笑話中不少是像“華而不實”這樣的“笑話”，如自相矛盾、削足適履、買櫝還珠、杞人憂天、刻舟求劍、守株待兔、東施效顰等等。這些笑話都談言微中，能透徹入微地擊中某個問題的要害。

就“華而不實”的故事而言，有的人會覺得齊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的人會覺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會覺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齊景公在瞎問，卻還一本正經說讓他中聽的好話，跟著他瞎胡調、搗漿糊。要是齊景公不接著再問他為什麽胡謅，那晏子的好話或智慧豈不就成了附和和諂媚？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並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級）都像齊景公那樣明白或願意承認自己是在瞎說，而下屬在順應著他的喜好並隨聲附和時，也很可能並不是為了提醒在上者的謬誤，而反倒是鼓勵他更過分地瞎說。大躍進的時候，有科學家證明糧食準能畝產萬斤。要是當過農民的領導人問科學家，“我假裝相信，你怎麽也跟著胡謅”，也許科學家可以給他一個晏子式的回答：“我聽說，對於假裝相信的人，也可以虛假地為他提供科學證明。”可是，領導人並沒有這麽問他，所以，科學家的附和行為只能到此為止，他說的那些在上者順耳、中聽的話便只能是一些無原則的瞎話。

“華而不實”的故事之所以被看成是一個“笑話”或一則“幽默”，是因為它被認為是一個“譎諫”——用幽默的方式在規勸王者，雖然齊景公有什麽是需要勸諫的其實並不清楚。譎諫是一種受到稱讚的和時而有效的戲謔。有這種能力與作為的不乏有伶人（如優孟、優旃）和廷臣（如東方朔、紀曉嵐）。他們“譎諫”的成效取決於王者的容忍和好心情。在今天提倡民主法治的時代裏，重要是是說真話，而不是想方設法讓在上者覺得耳順或高興的好話。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