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和記憶被視為不斷改變和重構的歷史。著名希臘文化研究者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在《時間記憶的文化特征》一文(收在《希臘人的神話和思想》一書裏)中指出，“作為與習慣相區分的記憶是一項艱苦的發明，它是人類從個人經歷中逐步獲得的，而對於社會群體來說，其集體經歷所構成的則是歷史”。（第110頁）

遠古時期或原始部落中，歷史保存在口頭傳播的神話之中。今天，現代社會的人們已經不再用神話來傳遞歷史，但是，神話並沒有從歷史中消失。相反，大眾消費的歷史經常利用和借助神話來營構其想象和打造其敘述形式，在正統的政治和歷史話語中也經常如此。現代神話有的容易辨識，有的則不那麽容易辨識，有的甚至還會被當作“歷史事實”或“政治常識”。

廣為傳唱的歌曲《龍的傳人》《東方紅太陽升》裏的神話元素是可辨識的，全國不少地方的“毛澤東廟”裏的神話元素有一些是可辨識的，還有一些則難以識別。例如，四川綿陽南山的“主席廟”（稱為“紅恩寺”）掛著兩條對聯：“打天下坐天下人人都很擁護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國人民都喜歡”，橫幅是“真龍天子天下為公毛主席萬歲”。橫幅裏的“真龍天子”是神話，但對聯裏的話卻會被當作“歷史事實”。“紅恩寺”的“紅恩”（在紅恩的鍋裏吃飯，不許砸紅恩的鍋）同樣會被當作是“客觀如此”和“理應如此”。這類神話的傳播使得許多人都有了這樣的想法：毛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社會公平、制度公正、官員清廉、從上到下有信仰有理想、人民生活很幸福的美好時代。如果人們不能辨明“神話”與“歷史”的區別，這類神話便會很容易成為他們心目中的歷史事實。

那麽，什麽是神話呢？神話（myth）的希臘語mythos原意是“說故事“，不是普通地說故事，而是說一種人們可以用來理解他們的世界為何如此的寓言或虛構故事。《牛津插圖詞典》（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將神話定義為“虛構（原始）的故事，包含超自然的人、通俗的想法或歷史現象”。（1965：542）神話可以成為冒充的歷史或強制性的集體記憶。在一般情況下，人們不拿神話當真，會覺得歷史和記憶比較可靠。但是，也會有例外，在真實歷史和記憶受到限制，而導致人們普遍愚昧的情況下，就算他們有來自經驗的個人記憶，他們也還是會拿某些神話當真或假裝著拿它們當真，朝鮮的白頭山血統就是這樣的神話。

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寫了這種神話的制造、維持和集體洗腦機制。神話一旦被宣傳為歷史和現實，既不允許進行公開討論，也不允許批評和責疑，那麽，每個人獨自還保存著的一些零星的、不完整的，甚至只存在於被壓抑下意識中的個人記憶便成為難得的自由綠洲和可貴的抵抗資源。《1984》中，溫斯頓零碎地記得以前的巧克力配給量是多少、現在的壞人是以前的好人、現在的敵國是以前的友國。他成為大洋國裏極少數還保持“心智健全”(sanity)者中的一個。

“文革”時，許多人也是因為這樣的個人記憶才保持了起碼的心智健全，對“領袖永遠正確”的神話起了疑惑。今天，這樣的神話似乎又在卷土重來，毛時代幸福生活的神話在繼續被編造出來。在這樣的時刻，朱普樂的《毛時代的衣食住行》便更成為彌足珍貴的記憶。這是他個人的真實記憶，也是與他同時代過來人們可以共同擁有的記憶。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記憶已經不再能成為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是不奇怪的，因為記憶是經驗性的，只有擁有相同經驗的人們才能擁有共同的記憶。雖然現在還活著的過來人可以用“故事”和“敘述”向下一代部分地傳承他們的記憶，但下一代卻可能對這樣的記憶故事感到厭煩（他們的反應經常是：“又來了，現在時代不同了。”）。

個人記憶不僅是認知性的（記得什麽事情），而且包含著批判反思（事情的好壞或對錯）。直接經驗記憶者的後代們經常會把記憶的往事當趣聞軼事來聽。記憶失去了它的評價和批評，也就變成了娛樂和消遣。德國作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在《祖父之罪》（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一文中指出，德國第三代記憶有一個不幸的特征，那就是歷史知識與道德判斷的脫節。新一代的年輕人對納粹時期的歷史有所了解，但覺得這段過去已經與自己無關。因此，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很能“理解”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人為什麽把制度性作惡當作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為這種“理解”，他們放棄了對納粹罪惡應有的批判反思。史耐德的文章是1995年發表的，離納粹垮台正好是50年，他在文章裏說，“十幾、二十來歲的青少年離希特勒就如同我們在1960年代離威廉二世一樣遙遠。”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1941年去世。史耐德出生於1940年。1960年代他也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

中國的“文革”發生至今也快要50年了，對於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來說，“毛時代”對他們猶如宣統皇帝（1911年退位）對我自己這一代人一樣遙遠。他們對毛時代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但知識不等於道德思考，更不等於價值抉擇。他們甚至根本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抉擇的意願，以輕浮和玩笑來對待沈重的過去。這是一種比冷淡和沈默更令人擔憂的精神疾患。2013年6月6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一群畢業生身著“紅衛兵”服裝，手拿“紅寶書”在校園裏拍攝畢業照。這些師範畢業生從年齡上說是“文革”後第二代的子女，可以算是“第三代”了。他們將成為下一代孩子們的教師，他們向那些下一代的孩子們傳承的將又是怎樣的一種文革或毛時代知識呢？

《毛時代的衣食住行》裏說的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事，刊登時有一小段“摘要”：我們也特別忙碌。忙於政治運動，忙於“義務勞動”;忙於“鬥私批修”，忙於 “興無滅資”，忙於整肅別人或遭別人整肅;忙於“棄小家顧大家”，忙於“支援世界革命”，忙於“解放全人類”……我們被權力者以“革命”的名義“綁架”了，以至無力顧及家庭。這是他記憶的反思性評價，希望讀者們在閱讀他的記憶時，不要忘記了這個。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