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讀到兩則“醜陋行為”的報道，一則是南京明孝陵600多年歷史的石象遭破壞。象鼻上被刻名塗鴉，另一則是“13萬中國遊客‘攻陷’泰國清邁大學被指隨處大小便”。不禁想起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1985），今年恰逢這書出版30年周年。當年柏楊所列國人的醜陋之處，臟、亂、吵、窩裏鬥、不認錯、自我膨脹、有鞭子是順民，沒鞭子是暴民，今天在許多中國人身上依然如故。30年後重提柏楊對醜陋中國人的鞭撻，有人會認為，這太負面，甚至是自虐。但是，正如丘吉爾所說，“批評讓人不痛快，但卻是必須的。批評就像是人身體上的疼痛，它引人關註不健康的狀態”。對個人和群體，負面的批評都有其不可代替的價值。

痛陳中國人種種負面惡習，《醜陋的中國人》也許最為有名，但決不是獨此一份。以前有魯迅，當代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1985年左右成書）和易中天的《閑話中國人》（2000）也都是類似的著作。孫隆基批評中國人“鏟平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相互配合，中國文化將“人”設計成一個以“心”為主導的動物，而又用別人的“心”去制約他的“心”。易中天批評中國人的“面子文化”“人情觀念”“家本位”“公私不分又內外有別”“窩裏鬥與墻外香”。他們深挖細說醜陋，與柏楊怒斥“醬缸文化”，稱中國人是“ 醬缸蛆”，負面程度不相上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對負面特征的關註超過正面特征是正常的。這叫“負面偏向”（negative bias），也稱“負面效能“（negative effect）。負面偏向是指，即使在同等強度的情況下，負面的事情（令人不愉快的感覺、情緒、想法、人際經驗）對人的心理或思考的影響也要強過中性或正面的事物。

美國心理學家保羅·羅辛（Paul Rozin）和愛德華·羅伊茲曼（Edward Royzman）在《負面傾向、負面壓倒和擴散傳染》(Negative Bias, Negative Dominance, and Contagion)一文中解釋了人的負面傾向的四個要素：效力、強度變化、壓倒力、分辨力。

負面效力是指，事物對人的情緒感覺和感受，負面效力比正面效力更為凸顯。強度變化是指，壞事越想越壞，變化的快速和程度的提高都要超過好事越想越好。負面壓倒力指的是，在正、負因素都有的情況下，負面印象壓倒正面印象，而且，負面細節的總和（總體印象）要超過各細節的相加，因此有誇大的傾向。負面分辨率指的是，觀察不同的負面事物要比正面事物更仔細、更深入、更具分析力。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負面分辨率高的一個例證。

而且，研究者還發現，人們所使用的日常語言中，負面詞匯比正面詞匯多，表達負面情緒的說法也比表達正面情緒的多。一方面，負面偏見，挖苦、嘲笑、謾罵的說法遠比讚美、崇拜、頌揚的說法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另一方面，由於接受者的負面偏向，他們對負面的言說也比正面的言說更感興趣。好話不出門，壞話傳千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因為這符合人的自然心理傾向。魯迅也好，柏楊也罷，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沾了負面語言豐富的光，也瞧準了一般人的負面心理需求，因為連醜陋的人也都喜歡議論別人的醜陋。

對形成批評意見而言，人的負面心理傾向並不一定是壞事，甚至可以成為好事。例如，心理學研究發現，公眾對政治人物或公共人物的負面印象比正面印象要強，負面印象也對公民選舉有更大影響。這是因為，不誠實者即使偶爾做了誠實的事，也還是會被視為不誠實之人，不會被當成誠實的人；而誠實的人則相反，只要他做了不誠實的事，就會被視為不誠實之人。因此，在民主選舉的機制中，選民對誠實的要求實際上會高於避免不誠實的要求，這有利警戒所有期待選民信任的候選人.

但是，也必須看到，負面偏向支配的批評畢竟是一種矯枉過正，只是破，而不是立。它會有一種自激效能，那就是越說越激憤，越說越尖酸刻薄，結果可能反而造成一些人的反感，讓他們索性破罐破摔、我行我素。正面建樹需要有比單純負面批評更多的客觀分析和理性思考，其中也包括警覺和克制批評者自己的負面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