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月16 日，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溫弗瑞強力推薦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為她主持的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下一季度的推薦圖書。《夜》當晚即熱賣登上亞馬孫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印100萬冊平裝版與15萬冊精裝本。歐普拉隨後特別陪同作者重回奧茲維辛悼念，並對全美中學生舉辦心得作文比賽。

《夜》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於1960出版，開始並沒有象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女孩日記》》那樣引起廣泛註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3年才賣完。今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瑪琳（Marion Wiesel）親自翻譯,年初至今，新版廣受各方重視，登上《紐約時報》、《出版者周刊》、《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熱度持續不墜。此書已是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必讀教材，以及研究納粹與二次大戰歷史的重要資料。

《夜》這次是以單本，而不是常見的“夜、黎明、白晝”三部曲本出版，凸現了“作見證”的用意。維瑟爾自己清楚地表明，三部曲中，《夜》是見證，另外兩部都只是《夜》的“評註”。 維瑟爾出版過80 多本著作，《夜》是這些著作的核心。維瑟爾的貢獻不只體現為文學創作的成就，而更體現為受難幸存者站出來，向世界“作見證”的道德勇氣和社會行動。維瑟爾的名字因此與“幸存者”和“見證”連在了一起。在世界歷經許多苦難的二十世紀，幸存者的見證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歷史憑證, 而作見證的幸存者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行動者。

一、錫蓋特的少年人

1944年3月德國黨衛軍上校阿道夫.艾克曼來到匈亞利,住進了布達佩斯的貴賓飯店。艾克曼是希特勒“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負責人之一。他的到來改變了匈亞利75萬猶太人的命運,其中就包括當時才15 歲的維瑟爾。維瑟爾是外西法尼亞(Transylvanie)的錫蓋特(Sighet)人。二戰時,錫蓋特是匈亞利的領土（今在羅馬尼亞境內）。1940年11月，匈牙利正式成為納粹德國的盟國。1942-1943年，德國在斯大林格勒戰敗後，匈亞利領袖霍希上將(Admiral Nicholas Horthy)認為德國將敗，默許總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與盟軍秘密議和，也拒絕將匈亞利的猶太人交給納粹。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匈亞利，廢黜卡拉伊,另立傀儡政府。艾克曼就是這個時候來到匈亞利，只花了幾個星期就完成了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同年4月,在德國黨衛軍的指揮下,匈亞利警察開始執行屠猶的命令。幾個月以後,40多萬匈亞利猶太人便慘死在納粹的死亡工廠中。

艾克曼的屠猶計劃包括了維瑟爾家鄉錫蓋特的15萬猶太人。1944年4月納粹和匈亞利警察在錫蓋特圈禁猶太人,隨後便將他們用運載牲口的火車運送到波蘭境內的奧茲維辛集中營。維瑟爾是少數能活下來向世界敘述這段經歷的人之一。他這樣記錄下來到奧茲維辛的最初印象:“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那個在集中營渡過的第一個夜晚。它使我的一生變成了一個漫長的黑夜,七次被詛咒,又七次被打上印記。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孩子們的臉,那些在靜靜的藍天下化為縷縷煙圈的身體。”

從這個夜晚以後，維瑟爾在納粹的好幾個集中營中經歷了11個月的煎熬。他的母親和妹妹被殺害了,他的父親最後在布肯瓦德集中營死於痢疾。維瑟爾幸存下來,不僅成為一個幸存者,而且還成為一個講述災難故事的見證人。他堅持認為, 幸存者的寫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志業,一種義務。”維瑟爾自己的寫作就是為了給這段黑暗歲月作見證。他說：“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覆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麽，我們這一代人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那就是見證(testimony)。我們都曾是見證者(witness),我們都覺得應該為未來作見證(bear testimony)。這成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維瑟爾那裏，“是見證”和“作見證”是不同的。“是見證”的是那些因為曾在災難現場,親身經歷災難而見識過或了解災難的人們。“作見證”的則是用文字或行為來講述災難，並把災難保存的公共記憶中的人們。第一種人只是災難的消極承受者,只有第二種人才是災難的積極幹預者,“我們因此必須區分見證某個事件和為這個事件作見證,必須區分觀察某個現象和擔負起責任,說出這個現象的真情。”[註3]

作見證這種歷史角色的自我選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維瑟爾並不是一下子就“作見證”或者就能夠作見證的。維瑟爾的一連串小說描繪了從“是見證”到“作見證”的過程,其中的幸存角色則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的變化。他們在集中營世界的烈火中失聲之後,掙紮著找回發聲的欲望和能力。沒有驕傲的歷史，他們背負著羞辱的過去，重新開始。這個名叫“幸存者”的主角走出絕望而恐懼的孤獨,慢慢地學會與他人重新有了聯系。幸存者因此成為“見證者”，也因此才重新找回自己在人類群體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