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後記

美國歷史學家莉莎·派恩（Lisa Pine）在《希特勒的“國民群體”》(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一書裏用“文化革命”來概括希特勒統治下德國所發生的根本變化。她引用了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艾文斯( Richard J. Evans)所說的，“希特勒和納粹所要改變的莫過於德國人的精神，以及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場革命首先是文化的，而非社會的。”在納粹德國，法西斯文化被用作極權政治的添加劑和替代品，使人們一點一點地喪失了正派而正常的生活。因此，記住大屠殺的恐怖歲月不僅應該記住由國家權力指揮的嚴重罪行，而且應該記住在這樣的權力統治下，人們的心靈和道德怎樣一天天在渾然不覺中被毒化。

納粹在德國統治12年，成就的就是這樣一場全面的文化革命，納粹政權的“人民啟蒙和宣傳部長”戈培爾於1935年6月17日說，“我們希望有一天，沒有人再需要談論國家社會主義，因為它已經變得像人們呼吸空氣那樣自然！因此，國社主義不能只是說說而已——它必須被盡心盡力地實行。人民要在內心習慣這樣的行為方式，將它化為自己的習慣心態——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看到，國社主義已經養育了新的文化意志，這一文化意志將對我們國家以有機體的形式存在下去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戈培爾所設想的極權文化意志確實塑造了整整一代在極權制度中充當順從國民的普通德國人，而駭人聽聞的體制之惡正是在這些普通人的參與和協助下發生的。

在今天的德國，人們對希特勒的這場“文化革命”及其災難後果的記憶已經從參與者的第一代過渡到非參與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德國作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在《祖父之罪》（“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一文中指出了德國第三代記憶的一種特征，那就是歷史知識與道德判斷的脫節。新一代的年輕人對納粹時期的歷史有所了解，但覺得這段過去已經與自己無關。因此，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很能“理解”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人為什麽把制度性作惡當作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為這種“理解”，他們放棄了對納粹罪惡應有的批判反思。史耐德的文章是1995年發表的，離納粹垮台正好是50年，他在文章裏說，“十幾、二十來歲的青少年離希特勒就如同我們在1960年代離威廉二世一樣遙遠。” 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1941年去世。史耐德出生於1940年。1960年代，他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

中國的“文革”發生至今也快要50年了，對於十幾、二十的青少年來說，“文革”對他們猶如宣統皇帝（1911年退位）對我自己這一代人一樣遙遠。他們對“文革”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但知識不等於道德思考，更不等於價值抉擇。他們甚至根本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抉擇的意願，以輕浮和玩笑來對待沈重的過去。這是一種比冷淡和沈默更令人擔憂的精神疾患。2012年6月6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一群畢業生身著“紅衛兵”服裝，手拿“紅寶書”在校園裏拍攝畢業照。這些師範畢業生從年齡上說是“文革”後第二代的子女，可以算是“第三代”了。他們將成為下一代孩子們的教師，他們向這些孩子們傳承的將又是怎樣的一種文革記憶呢？

我寫《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一書的初衷是提供一些與人道災難有關的歷史知識，並提醒一些與記憶倫理、道德思考和價值抉擇有關的問題。這個初衷至今沒有改變。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對“文革”的知識與思考和抉擇之間的脫節和錯亂卻是比我當初寫這部書的時候更嚴重了。這次再版也許正是一個再次提醒這些問題的機會。除了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之外，這次再版中還增添了三篇文章。《幸存者的記憶和見證》是我為是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的《死亡與生還》一書中文譯本寫的導讀，《奧茲維辛審判中的罪與罰》是回顧一場以清算作惡制度中個人罪責，而不是政治報覆為目的的審判；《〈朗讀者〉和納粹罪惡的後代記憶》討論的則是後代記憶中可能發生在私人親情與公義倫理之間的沖突以及文學對於記憶傳承的特殊作用。

《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增訂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