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丁曉原的《媒體生態與現代散文》（2014）一書，覺得最有意思的是討論中國早期報章說理文體的部分。對此貢獻最著，最為人稱道的是梁啟超的“新文體”，又稱“報章體”（語出譚嗣同）、“時務文體”，“新民體” （與梁啟超所辦刊物有關）。

現代公共說理需要有相應的寫作形式，這種形式不是由文化傳統自然而然傳承給後人的，而是一種寫作者（當然不是一個人）自覺創造的成果。“新文體”與今天報章說理應有的標準是有距離的，但其形成標志著現代說理的理念已經開始在中國古老的文化土壤裏撒下了今後成長發展的種子。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1920）中陳述了他的“新文體”：“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人們一般將此視為“新文體”一說的由來，強調的是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與“自由談”近義），但卻未能點到說理文體的具體特征。

有論者認為，梁啟超的“新文體”經由日本散文家德富蘇峰（1863-1957）的影響，受到“歐西文思”的滋養。“歐西文思”包括引入和運用新概念和西方的論述結構。新概念——如“責任”、“人生”、“獨立”、“自由”、“進步”、“青年”等等——是蘊含新觀念和新思維的新名詞，但對論述結構並無直接影響。至於論述結構，有論者解釋道，指的是“外國語法”，丁曉原認為，應該是指“邏輯性的增強”。其一是“長句的增多，表意趨於嚴密”，其二是“段落層次間意義關聯緊密”。這樣的表述仍不夠具體，不足以讓我們看到“新文體”的說理結構特征。

不妨以梁啟超《呵旁觀者文》（1900）一文來對他的“歐西文思”說理稍作說明。此文運用的是西方修辭學中常見的“六步說理”（當然可以根據需要來簡約或擴充）。這六步分別是1.、引介：引入話題（Entrance, introduction）、2、分題（division）、3、正題（confirmation）、4、反題（confutation）、5、鋪成（分析）（amplification）；結論（conclusion）。

引介是提出問題：“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分題是將人分為“旁觀者”與“行責任者”。正題和反題是分別講這兩種人的不同。

鋪成則是分析了六種“旁觀”表現：渾沌派（“饑而食，飽而遊，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為我派（“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嗚呼派(“‘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派”)、笑罵派（憤世嫉俗、喜笑怒罵，“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暴棄派（自暴自棄、妄自菲薄）、待時派（不作為地等待時來運轉）。這六種表現的“旁觀主義”其實亦可稱為“犬儒主義”。

然後便是結論：對國家之事人人皆不應旁觀，“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寧可旁觀耶？夫寧可旁觀耶？”

胡適曾說，梁啟超的應用文體“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條件是先要懂得其論述結構）。在今天的說理教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六步說理”的影響。例如，中學辯論說理的作文要求充分考慮到“反方立場”，因此基本章法格式是：一、介紹論題，需要告訴讀者，辯論關於什麽和持什麽主張或立場。二、自己的主張和理由，需要充分證明。三、厘清反對一方的主張和理由，並逐條駁斥對方理由。四、結論。當然，第二、三兩部分在不同程度的學生說理中可簡可繁，在此姑且不論。

公共說理要求有基本的章法結構，是因為“理”是在條理分明、清晰有序的陳述中一步一步展開的，是一個讓聽著自己明白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灌輸和強加於他人的結論。這樣的說理形成於清末民初之時，成為當時“覺世之文”的一個特色，是現代理性在中國的一個重要思想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