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翻譯不知道如何翻譯“大家都很任性”》的報道說，全國政協發言人在回應反腐問題時表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用網絡熱詞，“大家都很任性”。譯員當時與發言人溝通，詢問“大家都很任性”是什麽意思。這雖然不過是一則“花絮”報道，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何在公共話語中使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作清晰的表述。

在漢語的習慣用法裏，“任性”是一個貶義詞，說一個人任性，是指他由著性子，沒有約束、放縱胡為、不負責任。說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任性”，會讓人以為，這樣的反腐是隨意胡來，既無道德依據也無司法章程，想怎麽搞就怎麽搞。難怪翻譯會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麽翻譯了。

翻譯必須是認真的，要吃透了說話者的意思才能正確地用另一種語言傳達出來。認真的翻譯必定不能“任性”。翻譯不知如何翻譯，是因為說話者自己太任性，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弄得別人摸不透他的意思——“反腐”是一件好事，怎麽用“任性”這個貶義詞來說明它的成就呢？怎麽能說反腐是任意胡來呢？

其實“任性”本來是很容易翻譯的(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 do)。翻譯無從下手，不是因為她缺乏能力，而是因為說話者太隨意，忽視了公共話語的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包容性”。

在美國，公共說理教學課上都會向學生介紹使用“包容性語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重要性。既然是在公共場合就公共問題發表看法，那就應該清楚明了地讓大家能聽懂。這不僅是一個語言能力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交談倫理的問題。“不包容”的實際效果就是“排斥”，例如，如果在場的人都是中國人，有的懂英語，有的不懂，那就應該說漢語。如果必須使用英文的某個專門說法，那就一定要提供一個漢語的翻譯。

即使是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之間，也有包容和排斥的問題，最常見的排斥性語言就是“俚語”（slang）和“行話”(jargon)。老師會要求學生，在公共發言時不要使用俚語和行話，因為這樣的語言只是在特殊的人群中使用，其他許多人會因為聽不懂，而被實際排除在語言交流之外。

網絡上的“任性”，如果它的意思與大多數人在規範語言中所說的意思不合或相矛盾（如貶義變成了褒義），那麽，它就是一個“俚語”。“任意”這個俚語是在特定小群體中使用的語言，使用它的人數再多，與使用漢語的整體人群相比，也畢竟是小群體。 更重要的是，俚語是一種非規範的語言。語言學家Bethany K. Dumas 和 Jonathan Lighter甚至將俚語稱為一種“故意的誤用”。

另一種具有排外性的小群體語言是“行話”(jargon)，如醫生、律師、專業人士之間使用的特殊語言（詞匯或說法）。醫生們之間討論一個病人的病情或治療可以用行話。但是，如果要對病人作出解釋和說明，就需要用病人聽得懂的語言，不然就會把病人實際排除在交流之外，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用病人聽不懂的話在忽悠他。

“俚語”往往很難翻譯，因為俚語的說法不僅僅有一個“意思”，而且帶著某種難以傳達的態度、情緒、姿態、好惡。語言學家Michael Adams稱俚語為一種“閾限語言”（liminal language），換句話說，是一種處於意識邊緣的，勉強感覺得到的語言。他指出，“就算是有語境，也經常不可能說清一個俚語的用意和弦外之音。”

幾年前，“不折騰”這個俚語被用作一個新政治詞匯的時候，也碰到了怎麽翻譯的問題。有人試圖把這個說法翻譯成英語，其中有我的同學或老熟人，他們英語都挺棒，但卻還是無法把這個說法翻譯成貼切的英語。與貶義仍然是貶義的“不折騰”相比，貶義變成了褒義的“任性”更是一個翻譯的難題。

政治人物在公共發言時使用俚語往往不是為了清楚地表達一個意思，而是表示一種姿態，如親民、幽默、隨和，以此拉近與聽眾的距離，獲得他們的好感等等。但是，公共語言中運用俚語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會讓本該說清的問題停留在模糊不清的狀態，讓人勉強感覺好像是某個意思。而且，它還會給公眾留下耍嘴皮子、言虛不言實的不良印象。為了避免把嚴肅的公共問題娛樂化，避免把公共論述變成一種娛樂化的政治，有必要重視公共話語中的俚語問題。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