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用“腦殘”“傻逼”——也就是罵人話的“神經病”——來蔑視地稱呼某些“不可理喻”之人，哪怕所謂的“不可理喻之人”並不真的有精神的疾病。然而，試想，如果你的工作是與真有精神疾病的人溝通和交流，是不是就真的全然無法溝通呢？心理治療醫生所擔任的就是這樣的工作。他們不僅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好的溝通技能，而且還需要對人際溝通的實質意義有更深入的見解。美國心理治療專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就是這樣一位對人際語言交流有不凡見解的心理治療學大師。

羅傑斯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概念極大地影響著他的行為。心理變態者主要是由於他有一種被歪曲的、消極的自我概念的緣故。如果他要獲得心理健康，就必須改變這 個概念。因此，心理治療的目的就在於幫助病人或患者創造一種有關他自己的更好的概念，使他能自由地實現他的自我，即實現他自己的潛能，成為功能完善者，而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用語言與他人交流的功能。

羅傑斯是人文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他與心理病人溝通的目的是協助病人實現潛在的自我，秉承三個基本的人文原則：一、無條件地積極關註（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治療者對患者應表現出真誠的熱情、尊重、關心、喜歡和接納，即使當患者敘述某些可恥的感受時，也不表示冷漠或鄙視，即“無條件尊重”； 二、真誠一致（congruence）：治療者的想法與他對患者的態度和行為應該是相一致的，不能虛偽做作；三、移情性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治療者要深入了解患者經驗到的感情和想法，設身處地地了解和體會患者的內心世界。

如果我們能這樣平等、理解地對待有精神疾病者，更何況對待與我們一樣的神志健康者呢？正是這三個人文主義的原則，成為神志健康者們之間可以有“羅傑斯模式”說理的基本條件。羅傑斯在《交流：障礙與促進》（Communication: Its Blocking and Its Facilitation）中指出了“情緒”在說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意見不同的雙方難以通過說理說服對方的情況下，了解情緒對於說理方式和效果的重要作用更是是否能通過說理解決問題的關鍵。這篇文章寫作於1950年代的冷戰時期，兩個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相互妖魔化，把對方想象為不講理的“瘋子”，形成了它們之間通過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嚴重障礙。

羅傑斯並不奢望憑人文主義心理學的交流理念馬上就能改變大國之間的外交對抗模式，一直到今天，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及其話語模式仍然陰魂不散。群體的規模越大，意識形態對立越嚴重，移情性理解也就會越困難。他看到，“階級之間、群體之間、國家之間交流失敗的問題，需要更多的經費、研究和卓越的創造性思考，才有望將小規模內的試驗方式加以調整運用”。

羅傑斯認為，至少我們可以在個人與個人的交流層面上可以堅持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原則，也應該避免和改變把對方當“敵人”或當“傻逼”或“腦殘”的惡劣態度。這不僅是倫理的原則，而且也是實踐性的條件。在辯論說理過程中，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人格、品質、智力、自我被對方藐視、貶低，或受到威脅，那麽，我們的態度就會變得僵化而固執，這時候，我們就會從捍衛某個觀點轉而捍衛我們自己。說理也就變成了對人不對事的敵意對抗，溝通也就會變得極難進行。

因此，我們說理交流，從一開始就需要有意識地降低對方可能在心理上感覺到的不友善或威脅，讓對方感覺到自己的誠懇、開通和善意。這就需要，一、對對方的觀點或看法有同情的理解，看到其中合理的部分；二、把對方當作善意的說理者，予以尊重。這與以駁斥和勝辯為目的的辯論說理是完全不同的。

羅傑斯提出，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交流比一方說服另一方來得重要（更不要說是為了“擊敗”對方了），未能說服不等於對話交流沒有成效。說理的雙方，不僅要盡量客觀、公正地了解對方的看法，而且還要用充分理性、邏輯的方式讓對方了解和接受自己的看法。

在介紹羅傑斯說理模式的寫作課堂教學中，教師為學生提供的是這樣幾個說理的步驟。一、陳述討論的問題；二、介紹對方的立場；三、指出對方立場或理由的合理性，例如，在什麽情況下可以這麽說，或從什麽角度他的觀點是合理的。這是對對方釋放善意和理解的部分。在這之後，才是第四個步驟：說明你自己的看法。不是要用你的看法完全代替對方的看法，而是要讓對方看到，如果他的看法有道理，那麽，接受你的看法可以讓他的看法更完善，更全面。

羅傑斯在《交流：障礙與促進》中指出，“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動開啟（這樣的協商討論。也可以由中立的第三者來開啟這樣的程序”，“這個程序可以用來應對那些使得交流失敗的不誠心、自我封閉、謊言和‘假裝門面’。當有這些問題的人明白討論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評斷時，他們也是很快會被軟化的”。羅傑斯對人性的樂觀是否與現實相符呢？我們不妨自己先試一試，然後再得出結論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