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國家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中表述為崇尚原始樸實的美德、粗曠無序、原始的生存競爭。赫爾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歷史是一種有機演變，顯示於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於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費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揚早期德國人（他所謂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與奮鬥精神。弗裏德裏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 立志復興德國民族的道德，他組織青年，以訓練體操、野外遠足為名進行愛國主義活動，成為德國的政治體育之父。納粹讚揚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納粹教育理論家包姆勒（Alfred Baeumler）說，“雅恩是第一個在我們今天的意義上使用‘帝國’這個字的。……在希特勒和雅恩之間，還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提出過對保存帝國有價值的哲學。”[ix] 國家主義成為納粹教育可以從德國歷史中幾乎不用太多改動，就可以直接運用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使得納粹能夠順利地在國家主義中添加黨國主義的成分，並最終以納粹黨國主義從根本改變傳統德國國家主義的性質。

納粹取得政權後，最劇烈的措施是接管或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從來便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也是一種保護教育不受國家直接管制的傳統體制。對於納粹教育來說，首要任務是把所有的學校都置於納粹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與此同時，納粹還大幅度減少了學校招收學生的人數，1934年1月，大學女生已經減少到只有全部學生的10%，到1939年，德國大學生已經比1933年減少了57%。[x] 而中學生（grammar school）也減少將近五分之一。升學機會減少，使得那些想升學的學生之間競爭加劇，許多學生爭相表現對納粹的忠誠，甚至向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出賣自己的同學或揭發老師的不忠行為。政治正確代替知識學業成為“好學生”和“擇優錄取”的主要標準。學生作文時照搬照抄納粹報紙，如果老師對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負面的評語，學生就會匯報上去，揭發老師的行為。[xi]

然而，作為整體的教師，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97%的教師是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的會員。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大批乘順風船的人入了黨，1936年納粹停止大規模吸收黨員。就在這之前，已經有32%的教師聯合會員是納粹黨員。教師聯合會中的黨員人數是納粹公務員聯合會的將近2倍。擔任納粹黨政領導幹部的比例更高，教師是14%，而公務員則是6%。在納粹黨高級幹部中，有76名區領導和7名大區領導是教師出身。教師們所慣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說教和腔調對納粹話語有很大影響。許多忠於黨的教師在學校和基層組織中積極發揮作用，成為影響和教育學生的表率。許多教師以前是社會民主黨人，搖身一變就成了納粹黨人，當時流行這樣一個挖苦教師的段子：“什麼是最短的時間單位？答案是，‘小學教師改變政治忠誠所需要的時間。”[xii]使教師變成納粹黨的人，變成聽從納粹黨使喚並致力於在學校裏從事黨國教育事業的黨民，這是納粹實現黨國主義教育一個重要條件。

二 黨國教師首先必須先成為黨民

在納粹的極權統治制度中，學校進行的是一種由統治政黨意識形態指揮的黨化教育。這種黨化教育滲透到教育的每一個環節之中，而在每一個環節中使這種黨化意識形態順利發生作用的正是無數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在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監視、相互表白政治正確的環境中，學生揭發教師或者教師揭發教師，有出於真信仰的，也有出於自保或求榮動機的，難以清晰辨認。就連當事人自己也往往不清楚到底是出於什麼動機，他們羞於在內心承認自己功利動機，因此會下意識地壓抑真實動機，竭力讓自己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都是出於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對元首的忠誠。極權統治從內心扭曲人們的心靈，營造了一個由恐懼和不信任來維持的假面社會。作為這樣一個社會的成員，無論是積極爭取進步，要求入黨，還是緊跟主旋律，用納粹思想教育學生，很難從教師們的行為推導出他們的真實動機或心理活動。

盡管如此，教師還是可能在教學中有意外發生，如不小心在批改作文或其他教學活動中留下了什麼把柄。當這種意外發生時，一個教師被學生告發反黨，並不就等於他真的反黨，他當然也不可能就因此承認自己反黨。相反，他一定會努力為自己辯解，並可能從此以後加倍努力表現自己的忠誠，比其他教師更積極地配合黨的要求，更精誠地與納粹合作。隨時可能發生的密告或揭發加強了每一個教師在自己思想意識上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的結果往往並不是把真實的“不良”思想隱藏起來，而是幹脆在出現之前就自行消除，讓自己變得思想純潔。黨化教育迫使人們不斷進行思想的相互純潔和自我純潔，它在課堂裏發生之前，早就先已經在許多教師的頭腦中發生了，並成為他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沒有這樣的教師，黨化教育是不可能有效在學校裏貫徹的。

納粹極權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警察國家，為了實現有效的黨化教育，納粹並不需要在每一個教室，每一堂課上派一個專門的監督人員。監督是由教師周圍的學生們和其他教師們隨時隨地在進行的。而且，這樣的黨化教育是一個有機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教師這個職業本身就已經被指定了為黨宣傳的任務。滲透著黨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教材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強制或誘使學生和老師不斷操練假話和套話。就算一個教師在內心深處或私底下對黨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置的課程，甚至他“為人師表”的內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為黨化教育服務。例如，慕尼黑中學有一位歷史教員，他在歷史課上不願意多講納粹最為驕傲的“慕尼黑起義”（Munich Putsch）和納粹英雄霍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但是，他對學生講述德國在一戰後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瑪共和的軟弱，他所表達的那種“強國興邦”的願望正是納粹宣傳的基調，因此，這位教師仍然是一位對納粹有用的教師。[xiii]

為了確保教師在思想認識上與黨國教義保持高度一致，納粹非常重視對教師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國的教師已經有三分之二都在學習營地接受過為期一個月的學習。這種學習班式的集訓，它的環境本身就具有極權黨化教育的特點和功效。它把許許多多互不認識的人集中起來，組織成一個個的小組，接受組織紀律的嚴格管束。教師們被安置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輸。這種環境使他們迅速地喪失個人意識，變得非常馴服，非常合群，時刻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言行準繩。這種營地訓練還有一種強迫教師“年青化”的效果，使他們精神煥發，處於亢奮狀態，回到學校後，變得更容易與青年學生融合並用正確思想影響他們。教師們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還要接受體能訓練，所有50歲以下的教師都必須進修“體育課”，以確保精力充沛、鬥志昂揚。[xiv]

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在納粹德國，教師首先是生活在一個特定政體下的國民，教書只是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教師與其他國人一樣，他們的行為有可以辨認的共同國民特征。民主國家的教師與極權國家的教師，他們的不同不只表現在他們在學校事務和課堂裏的所作所為，更表現在他們是什麼樣的國民。在民主國家裏，私立學校可以自行選擇教材，教材的編寫也無須經過權力集中的管理機構的審查。公立學校在決定使用何種教材時，也有民主的討論程序。即使在教材決定後，家長們仍可以提出他們自己的異議或要求，因為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監護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在極權國家裏，教材的編寫和審定都是受黨國權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許“選擇”，也是在寥寥數種政治同樣正確的教材之間進行選擇，絕對不可能發生“出格”的事情。教師對教材發表意見，也絕對不敢出格。例如，一旦選用了《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這種政治高度正確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師不同意，也不敢站出來公開表示。不僅如此，為了掩飾自己和表現政治覺悟，這些教師甚至還會比別人更熱烈地擁護和要求使用這樣的教材。這就是極權意識形態的統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讓每個國民都知道什麼是政治正確，如何隨時隨地與它保持一致。

[ix]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16.

[x] David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 274.

[x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6.

[x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

[x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

[xi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