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蕁麻菜湯》寫於1999年，梁氏從柏林的一道菜肴帶出了德國人的創傷記憶——是火燒一般的葉子/曾經灼傷采摘的手掌/是我們戰時的貧窮/煮成今日的從容/是親人的顛沛流離/煮成懷舊湯羹的家常/是我們山邊的針葉/煮成今日的甜美//是切膚的傷痛/煮成今日的遺忘/是巨大臃腫的理想/煮成粉飾的芥末/是失愛的苦惱/煮成淡漠的微笑/是狂暴的自棄/煮成瘦弱的希望//是我黃竹的鄉下/是你樸素的衣裳/是我們父母的憂患/是我們兒女的將來/細碎也真細碎/完整也未嘗不完整/解我們百年的愁/解我們千載的渴//仍有戰火在蔓延/仍有誰的姊妹被殺戮/仍有人活在貧窮中/仍有人失去她的至愛/頹垣廢壁的磚石/上面有難忍的印記/我們可把一切磨成粉末/煮成一鍋鮮綠的濃湯？

 …

《年娜的茄子》寫於2006年，梁氏當時在法國的沙可慈修道院擔任駐院作家。有一次，他受到法國友人“年娜”的款待，有感而發，於是寫下這首詩 。“茄子魚子醬”的烹飪者年娜，是一名年長的法國女性，父母曾在東歐流離失所，親人在愛沙尼亞備嘗辛酸。



後來，年娜篤信共產主義，在七十年代與全家短暫移居俄國，後來理想幻滅了，她們離開了俄國。在八十年代，年娜親身見證了蘇東劇變後的政治動蕩，她在九十年代重訪俄國，在她曾經待過的“公社農場”憑吊往事。“茄子”這個平淡的食物意象連貫了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人物與事件，其中有家族身世和個人記憶，有人倫親情和青春熱血，有政治變革和社會動蕩。在梁秉鈞眼里，茄子的龐大體型令人想起蘇聯的公社農莊，它是共產主義之“臃腫的理想”的象征符號。這段人生經驗中的向往與愛恨，不會輕易消失，它層層累積在日常生活的食物中，一旦遇到合適的場合，就從記憶深處奔湧而出。

《在巴黎“中國俱樂部”吃毛色拉》…

這首詩以“田螺”的口吻自述一道菜肴的制作過程，敘述、獨白和思考貫穿全篇，所有被動的行為都顯示了主體性的喪失。田螺被人們從水田中撈起來，被迫離開了天然的棲息地。不久，它的鮮肉又被活生生地從硬殼中掏出、剁碎，與上等的食材混雜起來，然後又被塞回殼中，結果，一個鄉野的原料“增值”成為一道名菜。結果，田螺滿足了人們的饕餮欲望，自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其實象征了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的命運：被迫抽離自己的地理和歷史根源，毫無自由選擇的余地，被宗主國的強勢文化所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鮮，實際上代價慘重，面臨茫然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後殖民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批判的那種情形：“在殖民統治的範圍里沒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創新或民族文化的轉變。”

 …

白米和香料是印尼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食物，這些東西在歷史上吸引了英國、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至，進行了長達數百年的殖民墾拓，香料貿易逐漸形成海上和陸地上的運輸線，由此流傳到西方世界，促進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 但是，獨立後的印尼沒有妥善好處理國內的種族矛盾，反而有意地把種族主義制度化了，華人在社會結構中始終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往往成為歷次暴力沖突的犧牲品。



1998年爆發的大規模排華騷亂震驚了全世界，身在柏林的梁秉鈞消息得知後，他滿懷悲愴，食不甘味。這正是《印尼飯》的寫作背景。這首詩歌采取生態人類學的角度，再現食物與情感欲望、與與權力結構、與跨文化交流、與族群政治之間的覆雜互動。關於這一點，梁氏有如下的自述：“表面上看來，大家都有米飯和香料，但當我們細看，會嗅到香料中各種社會混論背後的尖銳痛楚，顏色里見出了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各種酸甜苦辣；米飯則似是人民每天承受的苦難的安慰。香料和米飯，也是圖畫與音樂、意象與敘事。遮掩的面具與底下埋藏、扭曲的身份。”…

二、亞洲想象與革命敘事

1，“亞洲的滋味”: 從國族拯救食物?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而言，“亞洲”都是一個相對於歐洲而言的獨特存在。汪暉指出，亞洲不是一個亞洲的觀念而是一個歐洲的觀念：“在近代歐洲思想中，亞洲概念始終與疆域遼闊、民族覆雜的帝國體制密切相關，而這一體制的對立面是希臘共和制、歐洲君主國家——在19世紀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共和制或封建君主國家都是作為民族-國家的前身而存在的，也是作為區別於任何其他地區的政治形式而存在的。”…

飲食文化、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的關系，在名詩《帶一枚苦瓜旅行》中得到表現。這首詩充滿豐饒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它制造了三個人格面具——身在異國的香港人“我”，台灣友人“你”，經歷跨國旅行的“它”（苦瓜）——，設置三個戲劇性場景：“你”乘坐飛機到香港帶來苦瓜，“我”又攜帶苦瓜到了柏林，“我”獨自面對苦瓜時的想象和獨白。在詩的開篇，寫“我”食用了友人帶來的苦瓜，嘗到甜中帶苦，感念友人的善意；然後以生動幽默的筆觸，描畫苦瓜的旅心，接下來描寫這枚“跨越兩地不同的氣候和人情的”苦瓜的形貌和身世，想象其在旅途當中經歷的窘境——

 …

1998年，梁客居柏林，身處西方而回望東方，在西方而對東方的人情和食物充滿懷念，因為距離而時時看見了經濟與政治的變遷。他的《茄子》在多倫多寫成，從異鄉事物寫離散華人的身世。詩中的“你”是一個典型的離散華人的後裔：父親是廣東人，母親來自北京，自己從小在台灣長大，後來移民加拿大，輾轉在家族、國族、種族的夾縫中，見證了現代中國的歷史滄桑——

我記得在簡陋但舒適的舊居/母親買過肥美的茄子/佛像那樣供在客廳中心/後來生活就亂了，獨自在外面/總沒法煮回那樣的味道//你父母當日不知是什麽心情/隨移徙的人潮遠渡了重洋/言語里滲入了變種的蔬果/舌頭逐漸習慣了異國的調味/像許多同代人，大家逐漸離開了//一個中心，失去了原來的形相/但偶然我們又從這兒那兒絲絲縷縷的/什麽里嘗到似曾相識的味道/好似是煮糊了的皮肉，散開了又/凝聚：那麽鮮明又消隱了的自己…

引言：透過食物的“眼睛”

食物在人類社會中占據顯要位置，不僅關系到健康、營養、生命的範疇，而且與文化建制、社會規則、權力結構有密切的聯系，激發人的情感、欲望和想象，是物質文化和商品文化的綜合。這方面的研究所在多有。 生態人類學家安德森指出，中國人使用食物來判別族群、文化變遷、歷法、家庭事務以及社會交往；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家庭拜訪、宗教事務，都在合乎禮儀的宴會和食物供奉中進行；作為社會地位、禮儀地位、特殊場合及其他事務的標志，食物已不全是營養資源而且是一種交流手段；中國食物的覆雜精巧大多歸功於食品在社會體系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香港在1842年因為淪為英國殖民地而首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歐洲大陸、中國的政治事件決定性地影響香港的發展進程。…

另一天，有人帶來了《今天》，立即在《地火》成員中傳閱。我讀到了芒克、北島等人的詩，很震撼。那時候雲南詩人寫詩多是傳統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沒有象征派的風格，《今天》詩歌意象豐富而詭譎，但並不朦朧。詩不在於它的意思懂不懂，而是語詞所創造的張力、空間能不能喚起讀者的感覺。《今天》的詩歌給我強烈的印象，我有許多經驗和那些作者是相通的。後來官方批評把“今天”詩歌說成“朦朧”，乃僵化愚昧所至。 

石安達組織了很多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朗讀、討論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活動是集體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遊泳。那時代人們非常渴望生活，渴望詩意的生活，《地火》不僅是一個文學刊物，也是一個生活俱樂部。

 …

1979年初春的一個黃昏，我根據《地火》提供的地址找上門去。我走在銀樺大道上，興奮、害怕，想象著那里有一個左拉發起的“梅塘夜話”或者赫爾岑家里的文學沙龍，想象著那些長得像普希金或者萊蒙托夫的面孔。



《地火》編輯部設在雲南省圖書館後面的職工宿舍里，一棟紅磚房子的二樓。土紅色的木門，我敲了敲，門開了，里面站著一個長我幾歲的青年，穿著白襯衣，英俊、聰明，眼睛像爐膛一樣發亮。他握握我的手說，歡迎你加入。



他是《地火》的主編，叫石安達，《地火》編輯部就在他的家里。他是雲南省圖書館的職工，雲大中文系1968年畢業，拉祜族，他父親是拉祜族的大土司。他請我星期四晚上再來，這里要舉辦一個詩歌朗誦會。

 …

那時候沒有地方發表詩歌，文學刊物都停刊了。報紙上有時候會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標語口號，有些句子比標語口號稍微講究些，用了形象思維的手段。下面還標著作者：“工人某某”、“解放軍某某某”、“社員某某某”。我的詩不可能發表在報紙上，我開始寫新詩後，甚至都不能讓人知道我在寫詩。我的詩不能隨便給別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當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舊報紙包著的詩集，里面有查良錚翻譯的雪萊的詩《西風頌》：

哦，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

1979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廠的鉚焊車間當鉚工，已經幹了8年。 

上班之余，我寫詩。最開始寫的是古體詩，因為學校里的語文課只教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詩我全部學過，背得滾瓜爛熟。受這個影響，一開始寫詩就是填詞。 

工廠由一條大道分成兩半，兩邊是車間。大道兩旁，每個車間的門口都用木板安裝了貼大字報的欄板。大字報是文革時代公開發表言論的一個方式，有點像今天的網絡，大街、單位到處都有大字報欄，你有什麽想法，寫張大字報就可以貼上去，匿名也可以，當然，後果自負。冒似言論自由，其實真正敢於說話的人極少，有些人夜里偷偷貼大字報公開了自己的陰暗思想，天一亮就被捕了。



每個月各車間都要在大字報欄上貼一些文字，領袖語錄、報紙社論摘抄、工人寫的感激文字，順口溜什麽的，歌頌祖國、歌唱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用毛筆和大白紙抄出來，配著太陽花草之類的水彩插圖。每個車間的專欄都取個名字，加工車間的叫做“春雨”，鉚焊車間的叫做“紅鉚工”。



鑄造車間的叫做“鋼花”。我進廠時剛滿16歲，照著毛澤東的詞的格式填了一首《采桑子》，歌頌五一勞動節，這是我第一次…

你老闆的詞彙量比你大。

這是為什麼他能成為你老闆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一發現是在世界各地的語言實驗室裡得來的。不是那些專講理論的英語教授們發現的，而是那些長期一直從事探索成功秘訣、務實而又精明的學者們發現的。

經過大量的實驗和多年的驗證之後，這些學者們發現：

如果你的詞彙量有限，你成功的機會也就不會多。

獲得成功的最簡單、最快捷的方法之一就是有意識地積累你的詞彙知識。…

詩是最快樂、最美好的心靈，在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刻留下的記錄。每個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中常有轉瞬即逝的思想、感情的造訪，它們有時與地點或人物相關，有時只與我們自己的心靈有關。它們總是不期而至又不辭而別，然而總是無以言喻地使我們的心頭升騰起快樂與莊嚴。所以，在它們的消逝帶來的遺憾和惆悵中，我們依然能感到快樂，這快樂已融入我們的本質中。

繆斯的到來，彷彿一個更為神聖的天性滲透到我們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腳步好似一陣掠過海面的風，當波浪平靜之後，它也消失了蹤影，只剩下層層細沙鋪滿寂靜的海灘。這一切以及類似的情景，只有情感特別細膩、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才能體味到。處於這種狀態下，人的心境容不得任何一種低級粗俗的慾望。在本質上，美德、愛情、友誼、愛國主義等熾熱的感情正是與這些快樂的感情相連的，只要這些感情存在，自我就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

笑聲是生活的點綴。笑容可掬的人一般都是身心健康的人。

一個孩子的笑聲好比一支歌唱童年的樂曲。天真的歡快像一道清 澈的瀑布從嗓子裡噴騰而出。

冥思苦索的思想家們不笑，因為他們整天和宇宙萬物打交道，埋頭在一片寧靜之中。

強盜和罪犯也不笑，因為在他們那擔驚受怕的灰色生活中，充滿著淒楚和陰影，內心的恐懼和仇恨像一個黑色的緊箍咒，始終伴隨著他們。

驕傲、自負可以微笑，縱慾、暴食、偷盜也可以微笑。妒忌者卻不會微笑，他蒼白、病態，往往自食其果。他愁眉緊鎖，就像拉丁詩人所描繪的一樣，他終究要被別人的幸福大山所壓倒。…

生活是極不愉快的玩笑，不過要使它美好卻也不很難。為了做到這點，光是中頭彩贏了20萬盧布、得了「白鷹」勳章、娶個漂亮女人、以好人出名，還是不夠的——這些福分都是無常的，而且也很容易習慣。為了不斷地感到幸福，甚至在苦惱和愁悶的時候也感到幸福，那就需要：一，善於滿足現狀；二，很高興地感到：「事情原來可能更糟呢」，這是不難的。

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裡燃起來了，那你應當高興，而且感謝上蒼：多虧你的衣袋不是火藥庫。

要是有窮親戚上

別墅來找你，那你不要臉色發白，而要喜氣洋洋地叫道：挺好，幸虧來的不是警察!…

曾經在某個時期，你是否覺得生活簡直糟透了，並希望自己脫離這個困境？你覺得生命對你來說太艱難，工作艱辛，生活乏味，好像一切都不順利……

那麼，讀讀下面這個故事，也許會使你對生活的看法有所改觀。

我和一個朋友聊天，他告訴我，他做了兩份工作，月收入仍只有1000元左右，但他還是很開心。我很奇怪，要知道，他必須節衣縮食才能供養年老的父母、岳父母，妻子，兩個女兒，以及家裡的各項開支。

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有這麼好的心態，是因為他在某國目睹的一件事……幾年前，因一次重大的打擊，他情緒極端低落，就去那裡旅遊散心。…

在我們內心深處，總隱藏著一片詩情畫意的風景，我們覺得自己正處於一次跨越大陸的漫長旅行中。坐在火車上，窗外流動的風景在我們面前一掠而過；附近高速公路上馳騁的汽車，十字路口揮手的孩童，遠處山坡上放牧的牛群，電廠排放的裊裊煙塵，成片的玉米地和小麥地；還有，平原、峽谷、山脈和丘陵，城市的輪廓和鄉間的農舍。

可是，我們想得最多的還是目的地。某天的某一刻，我們抵達站點，會有樂隊演奏，歡迎旗幟飄揚。一旦我們到達了目的地，夢想就會變成現實，而我們破碎的生活會像一幅拼好的畫圖，變得完美。我們焦躁不安地在車廂裡踱來踱去，詛咒火車的遲緩——等啊等，等待進站的那一刻。…

沒有上帝。

我們周圍的奇跡都是偶然事件。幾億億顆星星自己創造了自己，並非出自一隻全能的手。它們自己按一定的路徑一成不變地運行，沒有什麼力量牽制它們。由於飢餓和傷痛，嬰兒學會了啼哭。為了醫治那些懊喪之心，一種小花自己發明了自己，我們於是有了洋地黃制劑。

地球自己安排了白晝黑夜，自己傾斜了身子，我們於是有了四季之輪迴。沒有地球磁極，人類也可以在沒有標記的天空海洋中航行，但南北磁極仍然自顧自地存在和變化。

胰腺糖分自動調節是怎麼回事?為了保證足夠的體能，它在血液中維持著一定濃度的糖分。沒有這種機能，我們大家都會昏迷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