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巫術的這種混淆還一直殘留在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的民族中，既曾經流傳在古印度和古埃及，也絕沒有從現代歐洲農民中消失。

關於古印度的情況，一位名聲顯赫的梵文學者告訴我們說：“據我們掌握的詳細資料，早期歷史上的獻祭儀式普遍帶有最原始的巫術的精神。”

在談到巫術在東方特別是在埃及的重要性時，馬伯樂教授 [1846～1916，法國學者，東方學家。] 強調說：“我們不應當對巫術這個字眼抱有那種在現代人心目中幾乎不可避免地引起的鄙夷的看法。

古代巫術正是宗教的基礎。虔誠的、要想獲得神的恩惠的人，除非雙手抓住神，否則就沒有成功的機會。而這只有通過一定數量的典儀、祭品、禱詞和贊歌等等才能得到。

神自己也啟示過，只有這樣對待他，才能使他去做那些要求他做的事。”在現代歐洲愚昧的階層中，這種類似的觀念上的混淆、這種把宗教和巫術混在一起的情況，常以不同的方式出現。


我們曾聽說：“在法蘭西，大多數農民仍然相信祭司擁有一種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駕馭自然的力量。一旦遇到燃眉之急通過背誦那種只有他才知道和有權說出的禱詞，他便能夠在一段時間內阻止或顛倒物質世界的永恒運轉規律，盡管為了這種禱告，他必須緊跟著就請求神的赦免。

風、雹、雷、雨都聽從他的指揮，服從他的意志，連火也聽他調遣，只要他一句話就可撲滅一場火災的烈焰。”例如，法國的農民也許至今仍在相信祭司們能夠以一種特定的儀式來做“聖靈彌撒”。這種彌撒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它從未遇到過任何神靈的反對。

上帝也不得不在這種情況下同意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不管這種要求是多麽輕率和糾纏不休。在那些生活極為窮困的人們心里，由於企望以這種簡單的手段占領天國，所以對這樣的儀式決無任何不虔誠或不恭敬的想法。

世俗祭司通常拒絕這種聖靈彌撒。但僧侶們，特別是聖方濟清教派的僧侶們，卻孚有盛名，願意滿足急切而痛苦的懇求。天主教國家的鄉下人認為神父們具有敦促神做這做那的本領，這同古埃及人認為他們的巫師所具有的那種特殊本領極為相似。

讀者可能要提出如下問題：為什麽有智慧的人們竟沒能更早地識破巫術的謬誤呢？他們怎麽會繼續去對那些根本無望之事懷抱希望呢？他們出於什麽心理要去堅持表演那些毫無效果的古老的滑稽動作和念叨那些不起任何作用的莊嚴的胡言亂語呢？他們為什麽對那些跟自己的經驗有著如此明顯矛盾的信念戀戀不舍呢？

怎麽會如此地勇於重蹈覆轍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應當是這樣的：巫術的謬誤遠非易於識破，它的失敗也不明顯。這是因為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隨著某種巫術儀式的完成，它想要產生的結果多半會在隔了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之後真的產生出來。

要想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察覺到這些結果之產生並非由於巫術，就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為敏銳的頭腦才行。在舉行了一次或為呼風喚雨或欲置敵人於死地的巫術儀式之後，或遲或早，經常會隨之出現它所希望產生的結果。這就可以理解原始人為什麽將這些事變視為儀式的直接後果和對它的效力的最好證明。

與此類似，那些在早上呼喚日出和在春天喚醒冬眠大地的儀式，將肯定獲得成功，至少在溫帶地區是如此。因為在這些地區，太陽總是每天早晨在東方點燃它金色的明燈，春天的大地總是年復一年地在春回大地之時將她自己重新用綠色的罩衫打扮起來。因此講求實際的野蠻人，出於他保守的天性，就決不會去理睬理論上的懷疑者，和過激的哲學家的“詭辯”了。

後者竟然敢於暗示日出和春歸並不是每日每年準時舉行的巫術的直接的結果，敢於暗示即使這種儀式偶然中斷或是完全停止舉行，太陽也仍可能繼續上升、樹木也仍可能繼續開花結果。這些懷疑論者的疑惑將很自然地被聽者懷著義憤和譴責加以拒絕。因為這些懷疑以虛妄的幻想破壞了他的信仰，並明顯地和他的經驗相沖突。

他可能說：“我在地上點著了我的值兩個便士的蠟燭，然後太陽就會在天上點亮他那偉大的火光。還有比這更明白的事麽？我倒想知道：在我春天穿上綠袍的時候而樹木卻能不這樣作！這些是每個人都明白無誤的事實，我的立場正是建立在這些事實之上。

我是一個直率的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樣的理論家、吹毛求疵的人和詭辯家。理論和思考以及所有這類的事，就其本身而論也許並不壞，對於你們這樣耽迷於其中，我也沒有絲毫的反對。倘若你們並不將其見諸行動的話。

你們不要干擾我，讓我忠於事實，遲早我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這種論調的錯誤對於我們來說是很明顯的，因為他所討論的事實的荒謬性在我們說來早已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假如類似這樣的辯詞是涉及正處於討論階段的問題，那就可以問一問，英國的聽眾能不認為這是鑿鑿有理的辯詞而為它鼓掌嗎？能不認為這位辯論家是個精明細心的人嗎？他雖不是才華橫溢、追求炫人的效果，但卻絕對地通情達理和講求實際。如果上述那些論點在當今社會尚且可以認為是合於情理，那又何須為原始人長期不能察覺這種錯誤而感到驚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