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培根的政治生涯，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爭論。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說：“如果培根沒有把自己的生活分為兩個部分，而像其他偉大的科學家那樣全神貫注於科學，那他就不會只限於作為一些空洞的生命，只給科學大廈畫一個漂亮的輪廓，而對科學的任何一個部門都沒有作過深入探討。那他就可以深入研究某些個別的課題，由於他掌握了大量的知識，進行過多次實驗和觀察，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可能獲得某些明確的成果，可能像伽利略和笛卡爾那樣發現某些自然規律。他可能不僅用制訂計劃，而且用對局部問題作全面深入的考察，並從局部上升到一般來證明自己的才智具有普遍運用的能力，他可能對許多事物不會那樣輕率倉促地作出判斷——總而言之，他可能做出的成果比他實際做出的成果要多得多。”

到了晚年，培根終於對自己一生熱衷於功名利祿感到後悔了。有一次在向神禱告時他曾說道：“我在您面前承認，我感謝您給我的才能，這個才能我既沒有湮沒，也沒有如我所應做的付諸可能使它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我把它誤用在與我最不適宜的事物之上；所以我可以老實地說，我的靈魂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一個陌生者。”

◎四假象說

培根的學術生涯與其政治生涯是同步的。

1597年，培根《論說文集》出版，首版時該書共有10篇，1612年再版時增加到38篇，1625年去世前印行時增加到58篇。該書文筆優美，論述深刻，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詩人雪萊曾這樣評價培根的散文集：“他的文字有一種優美而莊嚴的韻律，給感情以動人的美感。他的論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學，給理智以深刻的啟迪。他的這部散文集，與蒙田的《隨筆》、帕斯卡的《沈思錄》被並稱為近代歐洲哲理散文三大代表作。”1985年，這本散文集被選為美國公眾最喜愛的十部著作之一。

黑格爾曾指出：“有很多有教養的人，對人們所關注的種種對象，如國事、人情、心靈、外界自然等，曾根據經驗、根據一種有教養的閱歷，發表過言論，進行過思考。培根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閱世甚深的人。他見過大世面，處理過國務，親手對付過現實問題，觀察過各種人物、各種環境、各種關係，曾經影響過那些有教養的、深思的甚至研究哲學的人。”

“在我看來，這是培根的特色。他對人的研究要比對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的著作雖然充滿著最美妙、最聰明的言論，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話常常被人拿來當做格言。”

1603年，培根寫成了《時代的勇敢產兒》一書，明確提出：如不清除作偽的哲學家，讓他們仍然在背誦那些我們寧願他們湮沒了的公式，或讓他們繼續鼓噪他們那些矛盾的推論，以膺品取代真實，敗壞人的心智，人們就無法聽到真理、接受真理、獲得真理。為此。他逐個點名批評這樣一些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希波克拉斯等都受到了他的嚴厲批評。他將他們斥為“最壞的詭辯家”、“愚弄人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