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光譯:日爾曼·巴讚著,《博物館時代》一書序言

撰寫有關博物館的歷史,需要梳理兩個概念的演化:一個概念是“博物館”,另一個是“時間”。為了認識時間的本質,當代學界運用了所有研究手段:形而上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民族學的和科學的。除了後兩種研究是研究時間的其它方面,其它研究或多或少的都達成同一結論,即當代人類關於時間的認識主要是兩種觀念:時間是流逝的及時間是延續的。古代文明的時間觀念是後者,它們不承認歷史,這一現象被民族學學者稱為“絕對時間”,古代的人們相信這一關於時間的觀念,並通過儀軌和神話尋求廢止現實。基於這一時間觀念,古人認為個體存在轉變為具有私密關系且被認為是自然、普世連續統的群體。人們可以從感受自己的童年中重新發現絕對時間的觀念,童年遊戲的作用就如同原始神話的作用。

當人類開始意識到個人命運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個人意識到自己是原因而不是結果時,就開始擺脫群體的約束。

歷史意識是由一系列動搖人類良知的重大政治事件引發的,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城邦在特定時刻發生的事件是典型事例。如果說梅迪科戰爭奠定了雅典城市的存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它受到重創,腓力比戰爭導致了它的毀滅。喀羅尼亞終止了由城邦市民協商成立的國家,取而代之的是以詭計和暴力支持的個人專制的君主統治。亞歷山大的攻城略地促成了空間是暫時的概念,空間的改變是必要的。

循環時間是希臘人的重要概念,其定義是總在重覆自己。這一認識也僅局限於希臘城邦國家中,在那裏,即便是兄弟間的沖突,也不能使市民突破守護者團體的認識而轉變為歷史的觀念。

城邦歷史的突然被剝奪,在很大程度上疏離了曾經熟悉的生活,這使人們感覺到如同是龐大帝國中的原子,不再是自由的市民,而是成為被統治的國民。當現實變得無法承受,只有兩個地方可以逃避:過去或未來。柏拉圖選擇了未來,他的烏托邦是快樂的地方,同時提供了解決國家急迫問題的理想方案。在希臘化時期,思想避難同時消除了新奇及其引發的痛苦。拯救靈魂的宗教在這個渴求希望的世界上大行其道,正如柏拉圖的烏托邦所構想的,人具有兩種本質:一種在時間中,一種超越時間。但人類同樣沈迷於懷舊中。盡管過去是絕對的,但它也成為避難所。當人們感覺到文明日漸衰落時,他們突然對歷史感興趣並探索和關註歷史影響下產生的思想的力量及特性。黑格爾說,智慧之鸮只在暮光中顯現。希臘文化開始關註自己的歷史真實,轉變為自我反省和自我分析。檔案材料被參考,記錄文件被匯集,文稿被收藏在巨大的圖書館裏,這種匯集活動對另一方來說是痛苦的,就如同亞歷山大圖書館與帕加馬圖書館。博物館覬覦古典時代的藝術品,認為它們是無可比擬的,同時也對早期藝術品充滿興趣。人通過他曾經是什麽來知道他當下是什麽從而得到自我慰藉。

羅馬繼承了希臘的博物館和圖書館。歷史學家和希臘文化學者波利比奧斯(Polybius)認為希臘文明的成就是作為理性王國的羅馬所創造的歷史巔峰的前言。

正如當代歷史哲學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和芒福德(Mumford)所指出的,如果說,對普世的和過度膨脹的城市的追求宣告了一個文明的衰敗,當羅馬帝國的疆域達到最大時,羅馬內部產生了後坐力的氣氛,對未來的追求將人回彈到他的過去。博物館和圖書館在羅馬城中迅速增加,直到這個萬城之城中充滿了博物館和圖書館。圖書館與其藏書一道消亡了,但在我們的博物館中卻保存著從羅馬博物館廢墟發現的藝術品。

我們可能仍然堅持線性時間的概念,這一認識來自希伯來宗教信念,即每個人都意識到他的命運只存在於生命歷程中。只崇拜具有歷史人格的上帝,教會不總是在期待著基督再臨時的時間與歷史都不存在的超然時刻嗎?但是,基督教已葬送了歷史性的過去,其在從“創世記”到“福音”中體現的過去是偏離了時間主脈的。聖經中的“過去”使演化蒙上神秘的色彩。此外,希伯來宗教信念對基督教的影響還體現在認為歷史是上帝的行為,人承擔著理解時間的責任。

對中世紀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說,他們生活在由季節輪替及教會年度循環性禮拜儀式構成的周期性時間的庇護和道德慰藉中。博物館不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除卻那些保存過去遺留至今的遺跡的地方,這些遺跡是被視作財富的聖徒遺物。

文藝覆興穿越十個世紀以發現被基督教否認的過去。覆歸對任何演進都是必要的。遵循新的責任,對自我而不是對上帝負責。文藝覆興的人們轉向古代以確認命運是由自己決定的。過去再次成為避難所,其動機不是由於被質疑的現實,而是為了尋求割裂的當下的過去。作為被遺忘的古典主義的庇護所的博物館獲得了新生。對擾亂人類良知的強烈好奇轉變為將人的視野拓展到地球邊緣。對古物的研究導向對自然的研究。從矯飾主義出發,博物館向兩個方向發展:其一是科學館,其收藏包括真實發現以及或多或少被認為隱藏著自然之謎的美妙的“奇異之物,其一是藝術和歷史博物館,這些博物館更被局限在其領域內,他們的目的是確定長久渴求的古典世界的身份而不考慮時間的巨大差異。

博物館是興旺繁榮的機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其基本原則在發展歷程中很少改變,除了十八世紀時因皇室貴族的藏品進入博物館發生的緩慢改變,即為豐富知識和對民眾進行藝術教育的目的而對公眾開放。

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博物館中充滿了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人所創造的各種產品。盡管這開啟了對過去的偶像崇拜,以與尊崇如同奔向未來的加速比賽中一刻的現實相抗衡,這一對現實的認識就如夢魘一般。

二十世紀對博物館的喜愛仍然沒有減弱,這是需要分析的覆雜現象。從紀德(Gide)以來,如同在時間靜止的神殿中,博物館促使人們瞬間得到文化頓悟,感受置身愉悅之中。半個世紀以來的所有文獻慶賀著最終與所有造成超然時刻瞬間的附屬物的分離,生活重回原罪之前的純真淫蕩的美德狀態。如同鄰近的琴弦使小提琴的琴弦顫動,與時間分離的瞬間,讓人直覺感受到自身的本質和力量。面對藝術傑作和自然的沈思,聆聽音樂或戲劇,閱讀文學名著,能夠讓我們融入同齡人,被《背德者》教育著,這使人變得神經質,如同置身於“發生”的奇觀中。藝術哲學家丹納(Taine)認為藝術品是時間的產物,二十世紀定義藝術是自我存在的,讚同博物館顯示出其禁欲主義展示偏好的旨趣。所有現代藝術品的最高價值是震驚,是假定天啟價值的流露
博物館提供了逃避時間,甚至是絕對時間的工具。但是,當代博物館觀眾更多的是尋求逃避當下時間的方法。如果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那麽二十世紀就是奉獻給史前的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人們沒有預料到的當代心理學研究領域獲得的卓著成果。對史前人類的重視,難道不是體現了對歷史時間的厭倦和對覆活的深切意願。

對有文字記錄時間之前的史前史的興趣,這難道不是從與作為神話時間的絕對時間覆合的覆雜願望出發的嗎?對當代人來說,漸漸脫離所有諸如宗教、家庭、民族、社會群體等為了構建人類未來幸福時代框架的私人群體,人就像原子那樣聚成一團,這意味著要達到最大的空間範圍,這難道不是暗示著同時需要克服時間加速所導致的眩暈,即人們受私人群體的社群聯系的歷史所保護的過去的隱秘的懷舊情感?歷史感知自身的發展呈現出相同的趨勢。通俗歷史小說的巨大成功敲響了記錄戰爭與英雄的真實歷史的喪鐘,為了確認當代人的興趣在於並集中於幾個世紀以來的“普通人”,我們對他們“幸福生活”的尋求體現在填滿古董的“室內裝飾”上?博物館作為當代趣味的晴雨表,推動了“年代屋”的構建,“年代屋”在美國大獲成功。博物館也借此滲透到私人生活中。沒有比逃離現實更迫切的了,在溫馨的祖先庇護中尋求逃避遠勝於對“年代屋”室內裝設的現代家具和當代時尚的排斥,這些現代室內裝設只是古董商人和仿制者輕松賺錢的手段。現代人對過去先例的追求,反映了人們仍力求重新獲得試圖逃離遠遁的人性。

每年,當陽光灑滿海灘,人們如同著魔一般逃離日漸難以忍受的城市生活狀態,逃往被視為短暫天堂的度假聖地。日常工作使時間如同停滯,休假則是其中的間隙,是“真正的生活”,每年的休假記憶集合成為根除和消除了神話與宗教永恒時間的綠洲,人們逐漸切斷與傳統的聯系,盡管不能也不會放棄。博物館是這些時間綠洲的魔法之地之一,這些地方擠滿了度假者,這也引發了一個悖論,一個國家的博物館中的外國觀眾數量超過了本國觀眾(年度休假期間在其他國家養成了他們的藝術趣味)。

當藝術佳作和自然成為高漲熱情追捧的對象,它們將面臨更嚴重的威脅。當前有兩個領域相互抗衡著,其中一個正逐漸吞噬另一個:科技日益威脅著藝術和自然,後兩者聯合起來對抗這一共同的對手。奇怪的是,貧窮發揮保護作用而財富卻在摧毀,與戰爭相比,和平成為“文化商品”的消費者。一個意大利委員會研究保護該國文化遺產的措施,該委員會發現文化遺產處於快速消亡的過程中。1962年,200位大學教授向公共教育部長提交了一份緊急呼籲信,懇請部長采取緊急行動。意大利5000英裏海岸線的一半已十分破敗,旅遊者避之唯恐不及;3年當中高速路旁的十萬棵樹被砍伐;1957年到1964年,約有50家博物館和70間教堂被偷盜,約有900件博物館、美術館和私人收藏的藏品丟失;1963年一年就有3000座古墓被非法盜掘。僅僅幾年之前,教堂還是美與傳統的保護所,現在卻受近年新興的禮拜儀式及進步主義的影響喪失了活力,曾經神聖的文化遺產瓦解了;歐洲各國的牧師變賣教堂裏的藝術財富。在意大利這一情況更是變本加厲,警察近來發現了修道院為開辦藝術品拍賣公司而存放藝術品的倉庫。在法國,人們能夠察覺到18000所教堂的不滿。教會並不總是受到營利的推動,而是受到上溯胡格諾派反對偶像崇拜精神的影響。在法國蘭德斯地區的一個村莊,教區牧師為了教堂的“現代化”,把教堂祭壇拆卸開並把它棄置田野,讓自然完成摧毀這一曾經珍貴的物品的任務。

工業社會更為加速的毀損過程威脅著最重要的歷史建築和遺址。拉維納馬賽克和雅典衛城的建築在飛機的轟鳴下顫抖,針尖般的細高跟鞋損壞著盧浮宮大畫廊的橡木地板和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甬路,拉斯科和塔爾奎尼亞的洞穴壁畫在喜愛它們的人們的親手觸摸下消失。在意大利,數萬平方米的壁畫被從墻上揭下來,中東地區用日曬磚建成的城市被考古學者虔誠的發掘所肢解,摩亨佐-達羅被印度河泛濫所威脅,用托斯卡納塞茵那石構築的宏偉建築被拆解,正在形成的沙丘將再次掩埋大萊普提斯和塞卜拉泰,維朗德裏城堡的文藝覆興花園因附近工廠抽取水源正面臨幹涸的危險,威尼斯正下沈到海平面以下,摩托艇掀起的浪頭沖刷著其建築基礎,更不用說泄湖水位的明顯改變。古老的城市,即便是那些受到保護的古城,正受到平庸的公寓樓的困擾,房客們急忙逃往城郊或鄉村。400個法國城鎮被公布為受保護地區,但至今只有21個城市制定了系統的保護措施。羅馬城中的松樹被汽車尾氣所窒息,人們能想象羅馬失去了松樹會是什麽樣?有七個山丘的羅馬城,成為有7個光禿海岬的城市,只剩下白色骨架的廢墟。如果被委以保護藝術品重任的人都受到質疑,那誰來保護豐富的自然資源呢?他們預見動植物的快速消亡,人們在假期或短暫的周末渴望看到的動植物。

危險的嚴重性比預想的更為嚴酷,特別是那些政治家所認識到的。1962年,德國建築雜志《Bauwelt》刊文批評一個外國政府“疏於表達對世界上最美麗國家受到破壞的災難的感情”。為保護受阿斯旺水庫回水淹沒威脅的阿布辛貝神廟,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由此形成的國際合作是令人振奮的。但是,又有哪一個國家的首腦把有關文件解釋為是對保護其美麗國家的號召呢?只有一個國家,它是那些自詡“藝術搖籃”的國家嗎?這位首腦是美國總統約翰遜。

如果始終漠然置之,人類將有一天會發現生活在一個被60億人口毀滅的世界上,只剩下保留在為數不多的地理保護區和分散各地的博物館中的“文化”,保存在博物館中的世界上的美好事物終將逐漸湮沒。(2016-03-16 傳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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