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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下)

那年春節前不久,媽媽帶來了我的小提琴。這是把德國名琴,出自19世紀中葉德雷斯頓的一個提琴制作大師之手,它的原主人同樣有來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宮廷演奏家,十月革命後不久流亡到上海。沒人知道他何以能在一個將古典音樂大師當成茶館裏拉小曲的江湖藝人的城市裏活這麽長久。二十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的三叔公在一家當鋪見到他的時候,他身穿各色補丁的大衣,腳蹬露出腳趾的靴子。他臉色蒼白,發須蓬亂,一看便知如果他曾經填飽過肚子,那至少也是兩天前的事。他抱著他的小提琴,想當五十大洋。店主粗粗看了看貨,不耐煩地對老頭做手勢表示他只能出五塊大洋。通過手勢我的三叔公對這個俄國老頭說他感興趣,因此就成交。怕他兜裏裝著五十大洋回家的路上遭遇不測,三叔公一路護送。到了那裏三叔公才得知這個饑餓的俄國佬曾經是冬宮管弦樂隊的副首席。三叔公不會拉小提琴,他的子孫當中也沒有一對古典音樂感興趣。因此臨終前,他將這把小提琴遞給我,斷斷續續地說,“我知道你喜愛音樂,但是只要喜歡就好,千萬別當飯吃,否則你將來會後悔。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那個俄國琴師大夏天穿著破大衣在大街上東倒西歪的模樣。那天 ——下午我送他回 ——…See Mo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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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中)

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老警”白了他一眼。人群散去。朱召鈞對我說我可以去他那裏坐坐,說完也走了。我覺得憋得慌,同時又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懼,因為據我對“老警”的了解我知道如果我不向他道歉就會吃更多的苦頭,雖然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麽事要向他道歉。我年輕氣盛,加上我自小的家教不允許我在惡行面前保持沈默,我自然…See More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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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上)

朱召鈞曾經是上海一個教堂的執事。解放後,上海教會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職人員都被當作異己份子抓起來,鎮壓的鎮壓,判刑的判刑。作為極少數沒有受牽連的神職人員,…See More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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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我們”是誰?——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問題(4)

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第三,“公民性”共同體特性的核心是“參與”,而與此相關聯的共同體人際關系倫理則是“團結”。“參與”對於認識群體認同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表述了形成和確立集體身份的基本條件。由於“參與”是“當一位公民”和“是一位公民”的基本內容,“公民性”也就成為一種積極協商不同的身份要求和設計的過程。“公民性…See More
Oc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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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我們”是誰?——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問題(3)

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它的無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實現標準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的一致性,它和現代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有效身份(公民)的聯系,這些都要求我們把集體身份認同放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去細加審查。這本來應當是文化批評的題中之義,因為文化批評乃是涉及政治、社會的文化觀察和評價,而它的目的則更是與特定歷史時刻中的政治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我在這裏特別把公民性提出來,是因為作為具有社會、政治、文化意義的行為,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必須在公眾空間中才能表現出來。以公民身份從事的文化活動是一種社會參與,也是一種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性活動。 有效的文化參與必定具有公眾性(非個人性)、社會性,因此也必定同時是一種政治性行為。它的基礎是主動積極的公民性實踐。在這裏有必要再將“公民性”和“公民”作一區別。“公民性”指的是保障普通人在他們自己的共同體中有效參與所必不可少的技能和價值觀,以及與群體休戚與共的關懷。“公民”則是由現代國家賦予個人的形式身份,它可以只具有象征意義,而不具有實質的內容。一個人可以是憲法承認的“公民”,但他的公眾行為卻因種種原因而並不具有“公民性”。“公民”和“公民…See More
Oc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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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2)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佩爾則(ArvīdsPel 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See More
Se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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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1)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幹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兩百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兩千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一萬人。” 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斯大林的繼承者》嗎?” 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裏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See More
Se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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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釋放(4)

我的回答是果斷掏出腰包。提了這半斤高粱我掃了一眼周圍,小飯店有七八張方桌沿兩側排列,中間有一張圓台,上面放著一盆花。顯然,圓台面平時不用,有一盆花作點綴,使這個鄉野飯店有了一些會客室的氣氛。我看到裏面還有一間,那裏只有一張方桌。走進去才發現這一間跟外面的大間沒法比:沒安天花板的房頂吊掛著四五個長短不一的蜘蛛網,沒有鋪設地板的方磚地顯得潮潮的,油膩的墻壁和中間的突出部分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間。但是我終於認出這個突出的部分就是我們每天從山頂上看到的飯店煙囪的內部。不用說,隔壁就是廚房。煙囪的一邊貼了一張寶像,笑對我面前的方桌。方桌的台面太油膩,還積了一層灰。兩張椅子中的一張已經沒有了靠背,另一張,下面少了兩根橫擋,一坐上去就發出吱呀一聲。來回晃了兩晃,…See More
S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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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釋放(3)

指導員在他的辦公桌前專心地喝著茶。他的黑色的大辦公桌跟判我刑的審判長的辦公桌完全一樣。指導員顯得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只顧輕輕搖著頭,吹著呷他的茶。作為一個老犯人,我知道應該在政府幹部面前怎麽做。不要觸怒他們。耐心地站在一邊等他們,但是絕不能讓他們來等我。指導員的臉完全給擋住了,因此我捉摸不透他現在的心情,只能耐心等。最後他放下了茶杯,說,“過來。” 我聽出他的話裏不祥的預兆。我走過去直挺挺長在他的桌前,憋住呼吸。“知道今天刑滿了?”他說。“是的。”“在想些什麽?”我張開了嘴,可是講不出一句話。 我在想些什麽?突然我想到了如果我不撕那張寶像,或者不去派出所自首的話,現在我不會站在這裏,像一個連話都不敢說的奴隸似的。“你肯定在想出去後的第一頓飯,”指導員說。“是的,”我向他承認。“你的思想改造得怎麽樣?”“改造得不錯。”“那麽你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麽你會來這裏以及你是否夠資格重獲自由。”又是這個令我反感的問題。…See More
S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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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釋放(2)

幾個月以前,我從新華書店裏買了一張毛主席像回到家裏就掛在我小房間的墻上。那天晚上我邀了幾個玩樂器的朋友來家裏小聚。坐定後,就開始喝酒。兩杯以後我就開始罵居委會主任吳家姆媽。就是她每天催我去買寶像。還記得她第一次跨進我的房間的時候,看著光光的墻壁那副吃驚的樣子。她看看墻又看看我,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說,“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居委會所有人家的墻壁上都掛上了寶像。就你這裏還是空空的,像話嗎?” 兩天後她又來了,看著我小房間的白墻板起臉,說,“下一次我再來一定要看見寶像掛在墻上。”…See More
Au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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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釋放(1)

幾小時前就得到消息說要傳我去管教辦公室領我的釋放證。一旦拿到了它,我的刑期就正式結束。我就能從大鐵門裏跨出去,重獲自由,自由地在小島上選擇一家飯店,進去吃一飽。我餓壞了,所以現在高興不起來。昨晚睡不踏實,做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夢,醒來卻一個也記不得,不知是什麽預兆。在床上躺不住就來到了水泥場上,空著肚子等了快十個鐘頭。釋放犯人一般放在吃中飯前。在刑滿的這一天,按這裏規矩,他們得讓出他們的早餐,兩木勺一比八(一份米,八份水)的粥,給同組的犯人們作添頭。反正他們自己一出去就可以去飯店裏飽餐一頓。我連中飯都放棄了,可是還沒有聽到他們叫我的名字。眼睜睜看著水泥場上高墻的陰影從無到有,從細細的一條線開始越拉越寬,直到爬過了大半個水泥場,我想現在已經過了三點半。可是還沒有動靜。正犯愁,就見一個犯人跑過來,說,“指導員叫你去他的辦公室。”…See More
Aug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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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文學教育為人的一生打底子(下)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表現特別突出。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向。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小說欣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稱:“除了母語教學、人文內涵、藝術技巧等,我們更關注‘閱讀快感’——讀小說,如果味同嚼蠟,那將是極大的失敗。”其實,不僅是選修課,語文課本都得考慮學生的閱讀趣味。記得小時候新學期開學,最期待的就是領到語文課本,然後搶先閱讀,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說到語文學習的樂趣,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閱讀快感:一是訴諸直覺,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華,來得遲,去得也遲。“經典閱讀”與“快樂閱讀”,二者並不截然對立。我只是強調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發現的目光”。發現什麽?發現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字裏行間所蘊涵著的漢語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這種“發現”的能力,並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長期的訓練與培育。這方面,任課教師的“精彩演出”與“因勢利導”,都很重要。…See More
Aug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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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文學教育為人的一生打底子(上)

今天談教育,最響亮的口號,一是國際化,二是專業化。這兩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犧牲“母語教育”或“中國文辭”為代價,則又實在有點可惜。110年前,具體說是光緒29年(1903)11月,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在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時,在規定“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全勤習洋文”的同時,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之所以刻意凸顯“中國文辭”,不是基於文學興趣,而是擔心西學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此立場曾被批得“體無完膚”,今天看來頗有預見性。 一、閱讀與寫作課:國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課,我們還在由大學“自作主張”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時,我曾談及:“‘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台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前一句好說,後一句很傷人,這其實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See More
Au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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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如何談論“文學教育”(下)

一、寫給讀書人的話 作為讀書人,我懷念且支持實體書店;至於網上書店,更多的是理解與尊重。這回的講座,本安排在言幾又書店,後主辦單位建議改在京東,我沒有反對。這樣一來,加上去年年底應邀參加亞馬遜年會,上個月出任當當與南航合作的“閱享南航”項目的閱讀大使,我算是跟當下中國網上書店的三大巨頭都有了接觸。 可說實話,對於如何進行圖書宣傳,我始終心有余慮。不會完全拒絕,但也不是積極參與。我當然懂得,書賣得好,版稅就多,出版社也會更積極地邀稿。我的第一本書《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於1987年,承蒙讀者厚愛,從那以後刊行的諸多書籍,基本上都不會讓出版社賠錢。當然,也說不上暢銷。到目前為止,發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算上各種版本,中文外文、繁體簡體,二十五年間從未間斷,估計也就賣了十萬冊。一次飯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說,他的書三個月就銷了十萬。我一點都不羨慕妒忌恨,因為,很難說是疾風驟雨好,還是“隨風潛入夜”更讓人惦念。我寫書的目標是:雖不暢銷,但能比較長久地站立在讀書人的書架上。因此,圖書宣傳對我來說,主要不是增加銷量,而是“廣而告之”,讓大家了解此書的長短得失,若需要,能很…See More
Au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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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如何談論“文學教育”(上)

可再往前推,他們的老師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從北大畢業的。若從百年中國高等教育著眼,這兩所旗鼓相當且相互激勵的名校,在學風上雖有明顯差異,唯獨在“政治與學術的糾葛”這個話題上,誰都做不了主。相對於國家意識形態,個人的心境與才華、學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學傳統等,不說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見絀。1978年以後,這四位清華畢業生重新煥發青春,大展宏圖,以至深刻影響了北大八十年代的“文學教育”,固然可喜可賀,可那也是拜改革開放之賜,而主要不取決於個人意志。說到底,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個體選擇的自由以及自我設計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暫時擱置這四位教授的學術貢獻,就說進入八十年代,如何承上啟下,促成了薪火相傳。學位制度的建立,使得這種苦心孤詣成為可能。開列1978年以後這四位教授指導的研究生名單(吳組緗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四名;林庚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兩名;季鎮淮指導碩士生四名;王瑤指導碩士生十名、博士生五名),熟悉當代中國教育史及學術史的讀者馬上會有如下反應:除了王瑤先生,其他三位先生指導研究生的數量實在太少了。開始招收研究生的1978年,吳組緗70歲、林庚68歲、季鎮淮65歲;最後一個…See More
Au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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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論短篇小說(下)

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卻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卻沒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桓公(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看已十…See More
A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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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下)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7 at 9:10pm 0 Comments

那年春節前不久,媽媽帶來了我的小提琴。這是把德國名琴,出自19世紀中葉德雷斯頓的一個提琴制作大師之手,它的原主人同樣有來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宮廷演奏家,十月革命後不久流亡到上海。沒人知道他何以能在一個將古典音樂大師當成茶館裏拉小曲的江湖藝人的城市裏活這麽長久。二十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的三叔公在一家當鋪見到他的時候,他身穿各色補丁的大衣,腳蹬露出腳趾的靴子。他臉色蒼白,發須蓬亂,一看便知如果他曾經填飽過肚子,那至少也是兩天前的事。他抱著他的小提琴,想當五十大洋。店主粗粗看了看貨,不耐煩地對老頭做手勢表示他只能出五塊大洋。通過手勢我的三叔公對這個俄國老頭說他感興趣,因此就成交。怕他兜裏裝著五十大洋回家的路上遭遇不測,三叔公一路護送。到了那裏三叔公才得知這個饑餓的俄國佬曾經是冬宮管弦樂隊的副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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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中)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7 at 9:10pm 0 Comments

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

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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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魔鬼的顫 @ 大年夜(上)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7 at 9:09pm 0 Comments

朱召鈞曾經是上海一個教堂的執事。解放後,上海教會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職人員都被當作異己份子抓起來,鎮壓的鎮壓,判刑的判刑。作為極少數沒有受牽連的神職人員, 朱召鈞繼續留守,侍奉上帝,終於被政府派進去的一個同事告發,判了十二年徒刑。他說他們先送他去了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然後調到這裏。我問他是不是還有每天禱告的習慣,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反問,“你是不是認為禱告非要有一種表面的形式,就像你拉小提琴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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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我們”是誰?——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問題(4)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7 at 9:09pm 0 Comments

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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