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group studied was the price that had to be paid (the price it had to pay) for its coherence. A society could be a system only without knowing it. Whence the corollary: an ethnologist was required to know what the society was without knowing it. Today, an ethnologist would no longer dare to say (if not to think) that. How can Bourdieu compromise himself in this way in the name of sociology? （From Pg.56 [Foucault and Bourdieu]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 by  Michel de Certeau）

研究對象群體的無意識狀態，是其維持內部一致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唯有在不自知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才能成為一個體系。因此引申出一個推論：民族學家必須知道那個社會在自身不知情的情況下是什麼樣子。如今，一位民族學家即使心裡這麼想，也不敢再如此宣稱了。那麼，布迪厄怎麼會以社會學的名義如此妥協自己呢？（《實踐的藝術 1》第56頁,  [法] 米歇爾·德·塞爾托）

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脈絡中，這段話可以從他對「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的理解來詮釋，尤其是他關於「習性」（habitus）、「場域」（field）與「符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等核心概念。

以下是這段話在布爾迪厄理論中的可能詮釋：

1.社會結構的「無意識性」與「習性」的內化

「研究對象群體的無意識狀態，是其維持內部一致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句話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對應於社會結構是如何透過習性（habitus）內化在個體中，並以非意識化的方式運作。

人們在社會中行動，並非總是出於清楚的理性計算，而是根據內化於身體與認知中的「實踐邏輯」行動。正是因為這種「無意識性」，社會才能夠自動且穩定地再生其結構與規則。

2.社會體系的可知與不可知

「一個社會只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成為一個體系」這句話，反映布爾迪厄對社會再製的批判：社會秩序之所以能持續存在，是因為多數人「不知道自己在維持它」。

若個體太過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再製效應，那麼社會秩序反而可能瓦解。這是一種「象徵暴力」的運作機制——透過讓壓迫顯得自然與不可見，社會才能穩定運作。

3.民族誌的地位與知識的不對稱

「民族學家必須知道那個社會在自身不知情的情況下是什麼樣子」正切合布爾迪厄在《科學的社會用途》（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中的主張——研究者具備一種對象本身沒有的知識，而這種知識是一種反身性建構的結果。

這也是布爾迪厄對「學術場域」與「知識權力」的認識：社會科學家對社會的分析，必須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知識位置與其帶來的象徵權力。

4.當代社會科學的危機與批判

最後這句：「如今，一位民族學家即使心裡這麼想，也不敢再如此宣稱了。那麼，布迪厄怎麼會以社會學的名義如此妥協自己呢？」是對布爾迪厄方法論與理論風格的批判。這可能反映了當代學術對「全知視角」或「結構主義殘餘」的警惕。

布爾迪厄在很多地方看似「全知」，但他自己其實也提出「反身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來處理這種問題，即：社會學家也應反思自己所處的社會條件與認知框架，而非假裝站在中立之外。

總結來說，這段話可被理解為對布爾迪厄結構主義傾向與其「認識者優位」立場的詮釋與質疑，同時也引出布爾迪厄核心理論——無意識的社會實踐如何構成社會秩序，以及知識生產中的權力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