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古典藝術作為有生命的藝術的一個類別，極力釋放的是一種有機生命的力量。它指向意義的確定化，卻也在確定化的范圍內釋放著強力。然而，這一力量畢竟是借助內容的幫助而呈現的，因此它受制於內容的性質。不同內容的古典藝術，其所釋放的有機生命力量強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根據其內容帶來的釋放力量效果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古典藝術分為兩種：

第一種古典藝術指向封閉性，這是一種德勒茲意義上的定居，它的目的或效果是將人束縛住，讓人在它的威勢下屈服、固定不動。因為在這種藝術中，反動性是壓制能動性的，反動性的強力使得人們的心智被惰性佔領，不願思考，甚至無法思考。

這樣的藝術是否定性的藝術：其中體現的道德是否定性的道德，它不承認道德的多元化，而僅把現有的規則奉為圭臬；其中體現的宗教也是否定性的宗教，它不願帶領人進入更為高尚、自由的領域，而是想要用宗教權威來奴役大眾；在它其中體現的政治是否定性政治，它不願意進行持續權力交替的斗爭，而是妄圖愚弄人民，令他們安守現狀；它其中體現的文化也是否定性的文化，它不願承認生命更加多元、神秘而不可探知的意味，而是試圖將生命簡化。

中世紀的基督教繪畫正是這樣一種藝術。表情僵硬、姿勢刻板的宗教繪畫就像一幅幅宗教符號的堆砌與宗教故事的圖解。在這些作品中，畫面完全按照聖經故事所說的那般呈現，缺乏反思、沒有超越，有的只是對現有教義的卑躬屈膝。再如當下一些電影，過度的政治化遮掩了藝術本身的魅力，無論動用多大的演員和創作陣容，都難以調動起觀眾的審美體驗，而使電影淪為簡單化的宣教工具。

第二種古典藝術指向開放性，這是一種德勒茲意義上的游牧。它的目的或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將人從定見的牢籠中釋放出來，給人短暫的自由空間。之所以說是短暫，是因為，和現代藝術相比，古典藝術哪怕想要給予人類自由，也囿於自身之限，不能給人類更為廣闊的空間。因此，這是一種有限期的游牧，因為在這種游牧之後，人們又將安於定居。然而，在這種將藝術確定化的力量中，能動性畢竟還是佔優勢地位的。因此，在這裡，能動性壓制反動性，肯定性的權力意志佔主導位置。

雖然沒有做到完全的肯定，但這種藝術還是具有相對肯定性的：其中的道德多表現為肯定性的道德，它肯定道德的多樣性，對現有道德規則進行一定的反思，甚至反叛，將人引向一條包容差異、肯定差異的道路；其中的宗教也多表現為肯定性的宗教，它不是對教條的極力詮釋或是對宗教權威的俯首帖耳，而是用一種開放的心態去追求更具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政治也不再僅僅是對現有政權的維護，而更多的是一種革命，蘊含著一種不斷向前的浮士德精神；文化也不再是令人故步自封的自戀式文化，而是在文化中開啟了一段讓自然返魅的旅程。

很多優秀的古典藝術都有這樣的一面。16世紀末的卡拉瓦喬是西方現實主義繪畫的先驅，其作品雖然表現的是聖經題材，但卻在基督和聖徒的身上展示了平民生活的世界，而不是將宗教故事神化或美化。在聖經故事中，耶穌復活，邀請所有人查看他的傷口，聖徒多馬在查看過程中立刻收回了手指，轉為跪拜耶穌。而在卡拉瓦喬的作品《多疑的多馬》中，多馬為了確信耶穌的復活，甚至把手探入了他腹部的傷口中。這一表現無疑是大膽而獨特的，它觸及了宗教經典的權威，並在宗教中加入了人的生命氣息。這樣的藝術作品引發人們思考，雖然不是像現代藝術那般永恆的思考，但畢竟是將人們往自由之路上多送了一程。當代的電影藝術中也有這類的佳作。克裡斯托弗·諾蘭導演的電影《盜夢空間》頗有莊周夢蝶的玄思意味，雖然仍然沿用好萊塢經典劇作模式，但其游走於夢境與現實之間的劇情發展，也將人們拉出日常思維定見。結局開放，轉動的陀螺讓人分不清影片中的現實與夢境孰真孰假，也讓走出電影院的人們不由懷疑自己身處的現實與夢境孰真孰幻。

由此可見，古典藝術雖然有著意義確定化的問題，但它也通過其他因素來間接釋放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力量本身的性質就決定了藝術作品意義的指向與價值的判定。當這一力量將人引向封閉、拘束時，藝術作品就是卑微的；當這一力量將人引向開放、自由時，藝術作品就是高尚的。

本文作者：李寒冰，1991年出生，北京大學哲學（美學）博士，法國人文之家（FMSH）世界性研究院訪問學者。2009-2017年就讀於中國傳媒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藝術研究院，獲文學學士、藝術學碩士學位。2017-202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師從朱良志教授，2022年1月獲得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19-2020赴法國巴黎公派留學（CSC聯合培養博士），師從法國哲學家-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又譯為於連、余蓮）。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弘毅博士後。邮箱地址：1701110864@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