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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8.1)一座待開發的寶藏

歷代封建政府雖然很重視地方志,但是他們對地方志的認識相當狹隘,主要是看重它“資治”(輔助統治)的作用。明朝有個官吏叫鄭覆亨,被派到海州(江蘇東海)去做剌史,一進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滿目荒涼,茅屋不飄炊煙,鎮子上只剩寥寥幾戶人家,孔廟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這樣破敗的原因,他說,比如行醫,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書就是經過驗證的藥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據方子來治病。清朝四川保寧府(今閬中縣)有個太守也說過:“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讀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寧府志序》)長期以來,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這個狹小的天地中。科學文明的進步開闊了人類的視野,地方志的真正價值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在志書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祖國山河的壯麗,物產的豐饒,人民的勤勞智慧和對侵略壓迫的堅強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產經驗的記錄;看到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取之不盡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資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遠遠超出了原來的涵義,它不但是各級領導者認識國情的教科書,而且正在成為各行各業的決策參謀。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識寶庫,在當前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它的多…See More
Feb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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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7)獻身於地方志事業的人們

當我們為祖國地方志事業的累累碩果而自豪的時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來那無數為栽培這些碩果付出了心血的人們。他們之中,包含了像章學誠這樣傑出的方志學家,而更多的是遍布於中國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編好一部志書是不容易的,做一個優秀的方志編纂者同樣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質和特點,對修志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範嵩說過:“修史要有三長,修志同樣缺一不可。”(《重修建寧府志序》)“三長”指才、學、識,這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史學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鑒別、運用史料的能力;“學”是淵博的知識;“識”是卓越的見識,要能夠不屈從於權勢,不受利祿的引誘,不為偏見所左右,公正無私地把應該記錄的事情記錄下來。清初的李紱〔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還要有修志之“志”,沒有堅韌不拔的志向,同樣會一事無成。當然,在封建時代,才、學、識、志兼備,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確實有許多人在修志的實踐中追求著這樣的理想,甚至傾畢生精力而不悔。編好一部志書,不僅要掌握大量歷史文獻,還要作大量實地調查。修志人員往往要深入到窮鄉僻壤,去考察山川,尋訪古跡,了解風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勞苦,不畏艱險…See More
Fe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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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6.3)方志學的發展

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志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志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志學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志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志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隨後,出現了一批探討方志理論的專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學》,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學”命名的專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倫的系統闡述方志理論的《方志學通論》。此後,有甘鵬雲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參與及指導修志的文稿和書信的匯編;有黎錦熙的《方志今議》,它是以作者撰寫的《城固縣志續修工作方案》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以內容實是泛陳現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標題曰《修志今議》”(見作者自序)。還有壽鵬飛的《方志通議》、吳宗慈的論文集《修志叢論》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有關地方志的論文發表在當時的雜志上。這些論著,標志著用科學方法研究地方志的開始。民國方志學者非常推崇章學誠…See More
Ja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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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6.2)方興未艾的新中國修志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國一起,重新煥發出青春。當年,在烽煙滾滾的抗日戰爭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頒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決定》將地方志列為調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不過,盡管對地方志的價值早已有充分的認識,那時候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可能大規模地組織編寫新方志。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編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1956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將編寫新方志列為《二十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的20個重點項目之一,隨即組成國家地方志小組領導這項工作,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為止,全國已有20多個省區,500多個縣開展了修志。這第一批新方志多數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鹹寧、孝感、漢川、廣濟、應城等縣的簡志和河北的《懷來新志》、貴州的《水城縣志》、《鎮寧新志》等少數幾種。省志則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記》兩卷、《地理志》一卷。經過“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國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體驗了一個真理:建設中國,先要認識…See More
Ja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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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6.1)坎坷、變革和新生的歷程

地方志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緊密聯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方志也越過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高峰,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嶇曲折的路程。坎坷和探索的38年辛亥革命的風暴卷走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卻並沒有結束中國屈辱和苦難的歷史。公元1911年以後的中國,依然內外交困,政局動蕩不安。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同以前的歷屆政府一樣,即使自身在風雨飄搖之中,也並沒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達要求全國各地修志的通令。國民政府在1929年頒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即由該館編擬志書凡例及分類綱目”上報內政部。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九條,規定省志30年一修,市、縣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這個“辦法”,並制訂了《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這些措施,在全國起了一定的組織和推動作用。但是,在風雨如晦的中國,有哪個角落可以讓人們安下心來修志呢?地方志事業面臨著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政權更叠,財政拮據等等許多問題。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間兩次改組,花了…See More
Dec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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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5.4)方志學的誕生

飛馳的歲月,不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地方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人們一面實踐,一面思考,對於地方志的性質、特點、功用、內容、編纂方法,以及它產生、發展的過程和常盛不衰的奧秘,探討得越來越深入,逐漸形成一門系統的學問,這就是方志學。一開始,人們對於地方志的思考和見解,多見於志書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鄭興裔《廣陵志序》說:“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說明他認識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關系。宋代劉文富《嚴州圖經序》說:修志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後之為政”。宋代董弅〔fen粉〕《嚴州圖經序》也說,修志並非僅是為了應付閏年呈報的制度,而是要“使為政者究知風俗利害,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風而利名節”。就是說,修志是為了使執政者了解風俗利弊,以先賢的優良政績作為榜樣。後學晚生讀它,可以和睦親近,有助於恢覆古代的淳厚風俗。做官的人和社會名流仔細品味它,有利於保持自身的高風亮節。這是對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劉魯生《曲沃縣志序》說,修地方志“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記載要詳盡,事實要核對無誤,對是非善惡要敢於直書)。這是對志書質…See More
Nov 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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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5.2)“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歷史翻到公元1368年。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軍進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改朝換代。出身於農民領袖的朱元璋剛剛坐上皇位,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全國百廢待興:行政機構要重建,戶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賦稅要趕緊整頓……無數緊急的事等著辦,他卻沒有忘記首先將修志提上日程。明代曾經五次修總志,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詔令儒士:“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顛末為書。”(見《明史·藝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書》。但此書已失傳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詳記郡縣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環宇通衢書》,專記全國的交通驛程。這三次修志,重點在地理和交通,看來是為了應付整理全國行政區劃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統之急需。…See More
Jul 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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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5.1)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巔

元明清三朝,我國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動下穩步前進,走向它的鼎盛時代。走在穩步發展的路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轄著中國歷史上最遼闊的疆土。為了建立穩固的統治,以蒙古貴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漢法”,繼承了前朝各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編纂地方志。 據統計,現在可以考見名稱的元代方志有200種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少於南宋,但考慮到元朝歷史不到100年,可以說它的成績比前朝毫不遜色。而且南宋的志書局限在長江以南,到了元朝,隨著國家的統一,志書的分布才重新擴展到北方。 隨著“省”的設立,元代出現了我國的第一批省志。見於記載的,有《雲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元遼陽行省統轄東北地區)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間,奉中央政府之命編修的。完成後馬上呈報,沒有刊刻,結果都沒有逃出佚亡的命運。 現在還能見到的元代區域性方志總共只有十幾種,多數都深受後人的讚賞。…See More
May 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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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3.2)在交融中推陳出新

多種多樣的史地雜著各展所長,爭奇鬥妍,同時它們也必然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一種新的著作形式,便在這種相互的影響和滲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豐富多彩的雜述,其絕大部分我們已是無緣相見了。但是從它們殘存的文字中,或是從其他古籍對它們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們互相浸潤的痕跡。郡書往往含有地理、風俗、傳說;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資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漸顯示出一種相互結合的趨勢。後魏劉芳的《徐州人地錄》,書名就標明了既記人也記地。東晉習鑿齒的《襄陽耆舊傳》,最早是名為《襄陽記》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介紹,它是“前兩卷為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地方行政長官)”。而這種融合現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絕書》和《華陽國志》。它們不但兼有古國別史、古地理書和人物志的內容,並且開始采用橫分門類的編排方法。雖然類目分得比較粗糙,不太系統也不太科學,卻已初步顯示出後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們之所以著名,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兩部書都比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越絕書》又名《越絕記》,原有25卷,現存15卷。關於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一直眾說紛紜。它的書末有一段“隱語”,其…See More
May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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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3.1)

“雜述”的時代秦始皇統一天下,廢除了分封制,將郡縣制推行到全國。從此,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對地方資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國性的地理總志,以及從各個側面介紹地方情況的著作,就在這樣的氣候下蓬勃成長起來。它們的名目繁多,稱為地記、地志、都邑簿、郡書、圖經等等。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它們統稱為“雜述”(見劉知幾《史通》卷十)。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繁榮的雜述,為綜合性地方志的誕生準備了一片沃土。千峰競秀的史地雜著秦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它在統一全國之後,只維持了短短的十幾年,沒有來得及留下什麽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無疑要收集大量各國的圖書文檔,以備治理天下參考。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占領了秦國都城鹹陽,其他將領爭著分取金銀財帛,只有丞相蕭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圖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積累的有關各地的材料。因此,劉邦得以詳細地知道天下的關塞險要,戶口多少,兵力強弱和民眾的疾苦,為他最後戰勝項羽奪取天下作了必要的準備。待到國家穩定了,漢朝政府隨即命令全國各地,將記載經濟、貢賦等情況的“計書”和記載山川、風俗的“郡國地志”上報給太史。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到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See More
Apr 3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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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4.3)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

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志》,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志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志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志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圖經在質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現在它開始掙脫古地理書傳統範圍的束縛,大量增加了歷史和社會的內容,逐漸向兼記史地、統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過渡。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是體現這一轉變的名著。樂史是撫州宜黃(江西宜黃)人,一生志在研究歷史地理。他曾長期擔任史館編修…See More
Apr 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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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4.2)遍地開花說圖經

圖經雖說起源於東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默默無聞。可能由於它圖文並茂,既具體又形象,特別適合於中央集權政府了解各地概況的需要,自隋朝大業年以來,它成為官修志書的主要形式,從多種類型的地方文獻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不僅數量猛增,而且逐漸薈萃了其他地方文獻的長處,成為方志類圖書的主流。隋朝的圖經都散失了,現在能知道書名的不過五六種。唐至五代的圖經絕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國大西北的幹旱風沙,才保存下來一點珍貴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志殘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學術界重視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它們現存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所記的事物往往不見於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沙州圖經》現存的有三件,一件紙卷長不到三丈,首尾殘缺(圖4),看不出書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一行字,才使我們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記的內容有河渠、古城、堤堰、鹽池、驛站、學校、祥瑞、歌謠等。這兩件均由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據學者考證,它的成書年代不會晚於唐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56年)。還有一件是寫在一個經卷的…See More
Apr 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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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4.1)由圖經到地方誌

隋唐兩宋,是我國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時期。經過漫長的孕育和發展,中國地方志終於進入了它的成年期。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See More
Apr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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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3.2)先秦的地圖

與地方志的產生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周初分封諸侯,都明確規定封地東南西北所達到的位置,顯然是根據地圖來分封的。諸侯國也以圖為據來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並向周天子交納貢賦。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戰爭非常頻繁,地圖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國家有圖,各國管轄下的比較小的地區也有地圖。著名的“荊軻(借獻地圖)刺秦王”的故事,就相當生動地說明了當時地圖相當多和受重視的程度。《史記·刺客列傳》記載:秦國逐漸兼並諸侯,燕國君臣非常恐慌…See More
Apr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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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3.1)先秦的國別史和地理書

盡管《周禮》所說的“方志”還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現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經可以覓到後世地方志的一些蹤跡。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有根據史官的記錄編成的史書,如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taowu逃物〕,魯國的史書叫“春秋”。《墨子·明鬼篇》還提到過“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現在能見到的只有孔子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簡略的編年史,從它可以推想各諸侯國史書的大概模樣。這些國別史是我國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們是後來地方志中歷史門類的遠祖。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對自己所居住的這片土地已經作了不少觀察和研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地區之間交流的增加,逐漸產生了一些試圖反映全國地理情況的著作,如《山海經》、《禹貢》和《周禮·職方氏》。它們已經包含了後世地方志中地理門類的一些最基本的內容。《山海經》一共18卷,分為《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四個部分。這部書是許多年中由許多人集體創作的結果,大約最初是口頭傳說,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戰國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漢時還在增補。四個部分中,《山經》最重要,成書也…See More
Apr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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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2.4)周代的“四方之誌”

從兩千年前說起如果你溯長江而上,去探尋它的源頭,你將會看到:滾滾長江,最初不過是從青藏高原萬裏冰川的冰淩上一顆顆滴下的小水珠。它們聚集成許多條細細的水流,再匯成溪,匯成河,一路上接納著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終於匯成大江,浩蕩東去。你想過嗎?這正是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和發展過程的縮影。 中國地方志起源於何時?怎樣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這樣從兩千年前說起。…See More
Mar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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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8.1)一座待開發的寶藏

Posted on February 12, 2018 at 11:26am 0 Comments

歷代封建政府雖然很重視地方志,但是他們對地方志的認識相當狹隘,主要是看重它“資治”(輔助統治)的作用。明朝有個官吏叫鄭覆亨,被派到海州(江蘇東海)去做剌史,一進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滿目荒涼,茅屋不飄炊煙,鎮子上只剩寥寥幾戶人家,孔廟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這樣破敗的原因,他說,比如行醫,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書就是經過驗證的藥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據方子來治病。清朝四川保寧府(今閬中縣)有個太守也說過:“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讀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寧府志序》)長期以來,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這個狹小的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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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4.3)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

Posted on April 7, 2017 at 5:48pm 0 Comments

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志》,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

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志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志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志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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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4.2)遍地開花說圖經

Posted on April 7, 2017 at 4:57pm 0 Comments

圖經雖說起源於東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默默無聞。可能由於它圖文並茂,既具體又形象,特別適合於中央集權政府了解各地概況的需要,自隋朝大業年以來,它成為官修志書的主要形式,從多種類型的地方文獻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不僅數量猛增,而且逐漸薈萃了其他地方文獻的長處,成為方志類圖書的主流。

隋朝的圖經都散失了,現在能知道書名的不過五六種。唐至五代的圖經絕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國大西北的幹旱風沙,才保存下來一點珍貴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志殘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學術界重視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它們現存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所記的事物往往不見於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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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中國地方誌(3.2)先秦的地圖

Posted on March 31, 2017 at 5:32am 0 Comments

與地方志的產生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

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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