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喬:意識形態的切身感──讀駱頴佳《情感資本主義》

過去二、三十年的「情動轉向」(affective turn)可能帶來了一個誤會,就是讓人以為它是呼籲「我們太重視『理性』了,多點重視『情感』吧!」。

但正如哈特(Michael Hardt)說,轉向affect其實不只是更重視情緒(emotion),也是指要達致理性與激情的綜合(syntheses),使文化分析能夠跨騎(straddle)兩者的互動關係、同時標示出心智和身體的狀態。[1]

所以,我有時覺得「affect」可能應該被翻譯成「切身性」或「切身感」,而不是現時在華文學界普遍通用的「情動」── affect不是要點出「理」之外還有另一面,也不太關於人如何「被觸動了情感」,而是指我們要更多從身體及其所在的網絡去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甚至可以暫時擺脫情和理的二元,就是為了更全面地思考身體如何形成,又如何能夠帶來轉變。身體總是有被不同理性和情感力量影響的可能ability to be affected,又同時有影響周邊的可能(ability to affect)。[2]

切身的資本主義

駱頴佳的《情感資本主義》很能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切身性」。他討論資本主義跟情感的互動關係,但全書並不是先回顧不同學者如何討論資本主義,也不是按情緒(emotion)的範疇(categories)來鋪陳全書(即不是先談「愛」、然後談「恐懼」、「憤怒」等等,把複雜的情感分門別類,劃出清楚的定義)。我們先看全書第一部分,即理論性的對話,便會明白。

駱君先解釋自己的核心關懷──即既重視情感的力量,又不以情感為理由拒絕有關倫理的思考,然後,他便從理論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出發。文章穿插一些香港的地方經驗和重要的討論(例如情感勞動),既汲取韓的觀點,又跟韓對話,以「倦怠感」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的起點──這是因為我們被迫要成為不停累積「功績」的主體。在第二章,駱君轉往討論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有關認知和專注力的思考,提出藝術如何有可能成為救贖的策略。第三章,駱君在解說如何把冷漠麻木的主體轉化成「情動」的主體時,引進了受苦的他者作為推動者,並跟列維納斯(Emanuel Levinas)有關痛苦和面容的思想對話。在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駱君從面容再推進一步,借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來思考脆危生命和不同生命體在公共空間的可能。

作者跟理論家對話的同時,卻沒有令人感到「離地」,因為書的編排是按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切身過程而組織出來的:因為人要追逐功績而感到倦怠,而藝術和專注力有可能讓人想像出路,但始終要引入他者的面容來產生同情,然後更進一步思考人與人如何通過公共空間來使被阻隔的身體連結起來。這些討論,遠遠多於「請不要太理性,應該說多點情感」,而是展現了主體的感受如何在文化和社會中形成、又如何有可能通過感知和知識的經驗而獲得轉化。

切身的地方

在書的第二部分,駱君把過往幾年的文化觀察重新編排,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角度理解「切身」的意義──他是在討論香港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資本主義空間。這又把「情感資本主義」的討論聯結到地方。

如果第一部分是指出「資本主義」的邏輯跟身體的關係,第二部分更多是討論這種關係在特定地方結構中的形態,當中特別關注一些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實踐。(原载:微批 https://paratex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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