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有一點極難拿捏，就是有關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易描實，因為這種人常示人以思想，轉述他們的思想，搞不好就讓人誤以為是創作者的思想。孝賢以前的作品里還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知識分子甚至有關他們的命運，這一次陷阱得以渡過，是孝賢拍“天意”，以“自然法則”出入，是以知識分子展現為現象，“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由此反觀回去，孝賢的電影美學其實一向如此，照說本不該對孝賢有“大題材”“小題材”的要求。這種要求，如果不是投資者的廣告手段，就是某某分子自作多情的偏狹。中國大陸電影受“大題材”之誤，其實已到了甘心情願的地步，又常常是哲學之狼披上庶民的外衣，狗嘴里偏吐出象牙來，觀眾不傻，當然將“悲劇”作“喜劇”看。我若濫好心，倒可以拿大陸的例子來勸孝賢，可孝賢在這方面是“免疫”的。所以找指《悲情城市》為大樹，是指人物關係龐雜，卻自然生長為樹。 …

八九年冬，說洛杉磯有冬，無異“為賦新詞強說愁”，孝賢由紐約沿路過來，一行還有朱天文，吳念真，舒琪。吳念真半路走了，我心儀甚久，卻無緣識面。 

放電影的前一晚，盧非易一車將他們載來，我卻正在洗手間，聽得外面車門關得砰砰響，心里著急。出來相見，孝賢還是那個孝賢，一棵大樹瞞得嚴嚴實實。朱天文卻令我一驚，小個子，話不多，渺目煙視。孝賢的幾部好片都由朱天文編劇，其才已是侯孝賢電影的構成之一。天文離洛杉磯時送我她的書，當夜即讀，甚是敬佩，此處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萊塢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禮服晃動，酒食隨取的老套，頓生無聊之心，想，孝賢的電影在此地演，若錯，自在誤上。 …

孝賢的導演剪接意識是每段有行為的整體質感，各段間的邏輯卻是中國詩句的並列法，就像“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四句，它們之間有甚麼必然的因果關係嗎？沒有，卻“沒有”出個整體來。孝賢的電影語法是中國詩，此所以孝賢的電影無疑是中國電影，認真講，他又是第一人，且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第二個中國導演這樣拍電影。貝托魯奇《末代皇帝》，再怎麼用中國人，由語法即是西方電影。我也因此似乎明白了八十年代初，大陸興過一陣無情節電影而終隔一層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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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在上海與朋友閑扯，其中一個女作家忽然恐惑起來，說，北方人有黃河可寫，我們上海人怎麼辦？我只好苦笑，安慰說上海不是在長江的入海口嘛。還記得一個頗有名氣的畫家朋友翻看洋文畫冊，終於不解地合上畫，嘆道，都說是大畫家，怎麼老畫些小蘋果兒？我倒喜歡他大話說得老老實實。 

終於弄得頭大，青光眼，常用胸呼吸，小腹退化。幾次看別人拍電影，都是打板後，沒人叮矚，演員們卻個個微微把肩吸高了。後來學得一個“沒有表演的表演”，又賣力去表演“沒有表演”，濃妝淡抹總不相宜。但這些常常被自用一個“風格”來圓場，觀眾當然明白那骨子里是“不明就里”四個常用字。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一路好好的，結尾忽然說起大話來，處在當時，可能有彩頭，時過境遷，只覺得像細細吃麵忽然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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