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那是一個下午，當我在外頭玩耍的時候，突然聽到父母親發生激烈口角，即刻奔回家中，只見母親手中，緊握著一把鋒利的小刀，作出自殺似的驚險鏡頭，我雖然年紀小，但我已意識到，那是人命攸關的一刻，我感到非常的害怕和驚恐，深怕一場可怕的悲劇，即將赤裸裸的展現在我的面前。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之下，任何意想不到的事件，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的，因此，我既不敢接近母親這方，也不敢跑到父親處，只是站在屋子的一角，獨自在流淚哀求著媽媽，不要作出愚蠢的行徑，結果我的這一哭，感動了在場的父母親，雙方口角也隨即緩和下來；只見父親在牆上，取了一頂帽子，往頭上戴後，隨即走出家門，跑到咖啡店嘆茶去了；而媽媽也放下小刀，抱著我在痛哭，一場激烈口角，就這樣戲劇性的落幕了。…

成績單評語“常常打架”

有一天，那是三年級的時候，突然在父親的小木箱中，發現了我幼稚園的成績單，果真在評語欄內寫著“常常打架”這四個字。

我曾經為這四個字加以解讀和思索，因為我知道事出有因，老師是絕對不可能無中生有，或是以莫須有的罪名加罪在我身上。結果我終於認可了老師，也心甘情願的接受了，這個終身難忘的評語。 …

客家話，聽得懂，但講不通

我的情況更糟糕，客家話，我聽得懂，但講不通，這也不能怪我，因為每一個小孩，接近母親的機會比較長，父親由于主外，因此很自然的，講話的對象只有母親，而母親是一名杜順土著，杜順語和馬來話，則變成我交談的生活語言。 …

偷喝烈酒闖大禍

說也奇怪，年紀輕輕的我，卻非常喜歡那道芬香的酒味，每一次，我總得要求父親，給我聞一聞，他那酒杯里的酒味，有時還用舌尖沾沾幾滴，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也許就是這個甜頭，仰是陳李濟酒的芬芳所引誘，使我闖了一場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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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胎十個月後，母親終於在翌年，即1947年11月12日傍晚時分，順利的妢娩，誕下了第一名男嬰，即是作者。

父親告訴我，當接生婆在向他報喜，說是一名男嬰時，心中的喜悅，不言而喻，特別是他慘遭日軍毒打後，仍然還能生養；不但如此，還一索得男，在重男輕女的舊社會思想下，誠然是一件好事，并寫信回鄉報喜。

他說，報喜的信件，雖然寫得很多，同時也向家鄉娘親，報上了嬰孩的名字，然而對于母親的姓名和籍貫，卻只字不提。

父親的解釋，他這麼做，并非歧視母親的籍貫，而是不想在這個大好日子，破壞了美好的氣氛，況且在日後才道出，也是無傷大雅，反正有的是時間。…

父親回憶說，在開始的時候，大約有十餘架的機群，飛越其家園的天空，而最後的两次，只剩下一架，這架戰機，看來像是心有不甘似的，竟以最低的低飛姿態，就父親躲在香蕉旁的頂上，擦身而過，並在離開不遠處，亂槍掃射以及丟下了數枚炸彈，發出驚天動地，震人耳膜的響聲。 

事件的發生，原來機群在飛抵父親家園時，父親身影恰好給機師發現，在逃命時，也許父親一時心慌，手中還持著一把鋤頭，而這個動作，則被機師誤以為敵人，而父親手中的鋤頭，咋看之下，像是一把槍械，為了進一步的確認，機群才會作出上述的偵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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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慘劇

可是，世界變化得太快了，1937年7月7日，中國發生了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已經開始侵襲中國領土；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內爭外患的動亂時期，鄉下局勢告急，實在不宜回鄉。 

父親回鄉的念頭又告破滅了，不但如此，接踵而來的，北婆羅洲也跟著在1940年宣告淪陷，最要命的，莫過于在1943年10月10日晚，在亞庇發生的郭益南事變，在這場政變中，幾乎摧毀了父親大哥的家庭，兩名年僅十七八歲的侄兒，慘遭日軍殺害，而父親亦遭慘重拷打得死去活來，差一點連命都丟了。…

第一章·自 述 

亞答屋誕生的男孩

我非常慶幸，因為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于1947年11月12日誕生的男孩。 

那個時候的北婆羅洲（ NORTH BORNEO…

NORTH BORNEO NEWS & SABAH TIMES - (July 9, 1962) - JESSELTON. – The Posts and Telegraphs Department’s Mobile Post Office, now introduced for service at Likas, Inanam, Menggatal, Telipok, Tamparuli and in the Tanjong Aru, Kepayan and Penampang areas, is a Bedford vehicle specially modified for service as a travelling Post Office,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much needed postal services urban and…

早在1931年，袁貽瑾就利用廣東中山縣李氏家譜，對該家族自1365至1849年間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計算出這些人在不同時期20歲時的預期壽命〔5〕。臺灣學者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一書使用的資料，包括50個家族中的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組了42785個核心家庭，是迄今為止利用家譜人口資料一項規模最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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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些家譜稱始遷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來某地當官、駐防的，實際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沒有下過這樣具體的聖旨，這些始遷者也不是什麼官員或將軍，所謂“奉旨“無非是流亡到此開荒定居後得到了官府承認被納入編戶，或者就是被綁著雙手押送來的。這種情況在遷入四川、湖廣（今湖北、湖南）、安徽和華北各地的移民家族所修家譜中都很普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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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家譜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已經受到有關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總的來說，家譜的文獻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別是從已有的成果看，普遍存在著一些片面性，反映出一些學者對家譜的局限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茲擇要論說。 

一、家譜與移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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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由於從體制內掙脫而出，我不僅沒有窮困潦倒，而且在時時感受著富有。當然，這種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種穆斯林的幸福。在這過程中，我接觸到了體制外的含義。 

1989年之後，我站到了體制之外，似乎體制也在對我孤立，什麽學會、學報、出國、進修、評獎、"國家津貼"，各式各樣的便宜，都清除得幹幹凈凈。

那以後我憑借的東西只有一樣：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麽原因水平降低，我就會失敗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敗，以前一切清潔的選擇就似乎變成否定，因為這個社會唯以成敗論英雄。 …

這是回族的一種驕傲的民族基因。就像歷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贄、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雖然他們都已沒有踐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抗拒不了肌體內這種"異端的血液"。他們有抗拒一切不潔凈的沖動。所以李贄到了七十多歲，被關押拷打最後割喉而死，但在遺囑中留下的，卻是一種含混的、依稀兒時的埋葬記憶。海瑞，明清歷史上再沒有出過像他那樣的清官，還居然敢罵皇帝。他一輩子的行為，他清潔的精神，都是由於一種偉大的血液的搏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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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人員，我對所有宗教及宗教活動都持冷靜旁觀的理性態度。但在美里，我有了第一次宗教或準宗教體驗，那是在看到跟我一樣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向三清殿聚攏的時候，是在看到蒲團上阿婆阿公嘴里的禱詞，似有似無手中的香火忽明忽滅的時候，是在晚會進行中燈光驟暗老中青三代華人手捧蓮花狀燭火緩步登臺齊唱莊學忠《傳燈》，“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話，從遙遠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盞燈是一脈香火，把漫長的黑夜漸漸點亮。為了大地和草原太陽和月亮，為了生命和血緣生命和血緣，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話，每一盞燈是一脈香火，每一條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盞燈都要燃燒自己。每一條河，每一則神話，每一盞燈，每一脈香火，為了生命為了血緣都要燃燒都要流下去”的歌詞由隱而顯由低沈而昂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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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總是說“你們中國、你們中國”。大馬華人則總是說“我們中國、我們中國”。這是我在大馬沙拉越州美里省覺得特別親切的主要原因。最近去那邊參加了蓮花山三清殿的落成開光典禮，很多的感慨使我想寫點什麽。

首先，是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和熱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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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月下旬起，李鴻章開始與葛爾西耶談判。談判中葛氏矢口否認秘魯虐待華工，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魯調查。對此，李鴻章出示了種種證據，並斥責秘魯為“無教化、無禮儀”之國，虐待華工已為西方各國共知，更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怒。同時他“將計就計”，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魯調查華工狀況，等查明華工狀況後再決定是否與秘魯立約。這一招果然厲害，葛爾西耶不得不出爾反爾，表示反對，並以中斷談判回國相要挾。李鴻章態度依然強硬，談判陷入僵局，葛爾西耶便於12月中旬離開津赴京，雙方談判遂告一段落。 …

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獨立了五十一年，土地肥沃，境內人口大致和臺灣相近。人口的結構，華人在獨立之初，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馬來人（又稱巫族）占了一半，剩下的是印度裔人。一九六九年，馬來人以種族仇視屠殺華人於先，激起華人報復，釀成“馬華相殺”的事件。自此以後，華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五十年後的今天，比例上更少了。種族歧視更甚。最近由一個華裔教授放出試探，要華、印兩族放棄母語教育，引起華、印族裔激烈的聲討。一些華人社團就此事請我發表意見。 …

我國東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謀生的習慣。在近代以前，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不過，這些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華人卻一直被視為“天朝棄民”，所以“祖國”不僅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認為他們死了活該，是罪有應得。 

明王朝開國之初即嚴海禁，規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素有下海與諸“番”、“夷”經商傳統，所以禁令雖嚴，利之所趨，仍不乏鋌而走險者，私自出海者屢禁不止。面對如此情況，明朝統治者不是順應民情順勢而為，反思自己的舉措是否得當、是否有違實際情況，而是按照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傳統認為此乃“抗上”，因此出臺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