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回族的一種驕傲的民族基因。就像歷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贄、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雖然他們都已沒有踐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抗拒不了肌體內這種"異端的血液"。他們有抗拒一切不潔凈的沖動。所以李贄到了七十多歲，被關押拷打最後割喉而死，但在遺囑中留下的，卻是一種含混的、依稀兒時的埋葬記憶。海瑞，明清歷史上再沒有出過像他那樣的清官，還居然敢罵皇帝。他一輩子的行為，他清潔的精神，都是由於一種偉大的血液的搏動。

我們作為穆斯林，身懷這樣一種血性我覺得自豪。今天看來，當你拋棄了一部分東西時，也在收獲另外一部分東西。至於到底丟掉的多，還是收獲的多，因人而異見解不同。1989年我離開海軍時，當時相熟的作家中，今天沒有一個不是少將軍銜。但是究竟誰真正得到的多、誰更受到命運之神的寵愛？比比學到的真知，比比與人民的關係，我覺得我得到的最多，而不是他們。我感謝前定，我感謝當年的勇氣，更感謝安拉在我的背上推了一把的無形之手。因為那一步，我既對得起作家的名字，也對得起穆斯林的稱號。否則我也可能會是一個庸俗的人，因為體制有最強烈的腐蝕性。我沒有莫名其妙的清高，我相信如果還在體制內，腐蝕一樣會來到自己身上。但是，1989年自己從那個臺階上跳了下來，現在看來一切都順理成章。 

那以後，我必須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就像農民工到北京打工一樣解決生存的需求。在作協開會時，一個維族作家弄不懂我的方式，我告訴他："你沒看見維族人在賣葡萄幹嗎？我和他一樣。不同的是，他賣葡萄幹，我賣散文。"

1989年我只有41歲，到今天我已經67歲。這麽多年，我不僅沒有窮困潦倒，而且在精神上也包括物質上，我富足而快樂。不僅沒有被缺少差旅費等束縛，而且整個中國乃至世界，只要興之所至，只要想去學習，我們就能自費前往。包括這次在馬來西亞，人們在猜是誰接待，而你很清楚我們堅持自費。我愈來愈看清楚了：一切都是預定——安拉不讓我當可笑的暴發戶，但卻一文不少地給了我吃飽穿暖、走遍天涯、幫助窮人的給養。 

這一切，通過我們對身邊所有發生事情的認知，表述有信仰的中國作家並不都是金錢的順奴；我還進行了以《心靈史》珍藏版收入援助巴勒斯坦難民的天課行動。我和妻子以及最親密的戰友，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把自己著作收入的十萬美元，按照古蘭經關於施散者更要謙虛的教導，把它們手遞手地、謙卑而真心地放到了476戶親人的手里，那是我對金錢的一次暢快的論述：金錢，當它不以私有為第一原則的時候，人會獲得真正富足的感覺。而且那一刻，錢才實現了它的最大價值，當你手遞手地把它送給巴勒斯坦親人時，你會覺得這錢很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