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東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謀生的習慣。在近代以前，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不過，這些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華人卻一直被視為“天朝棄民”，所以“祖國”不僅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認為他們死了活該，是罪有應得。 

明王朝開國之初即嚴海禁，規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素有下海與諸“番”、“夷”經商傳統，所以禁令雖嚴，利之所趨，仍不乏鋌而走險者，私自出海者屢禁不止。面對如此情況，明朝統治者不是順應民情順勢而為，反思自己的舉措是否得當、是否有違實際情況，而是按照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傳統認為此乃“抗上”，因此出臺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

嘉靖四年（1525年），當局有令：“行浙、福二省巡撫按官，查海船但雙桅者，即捕之。所載即非番物，以番物論，俱發戍衛。官吏軍民，知而故縱者，俱調發煙瘴。”只要是雙桅船就要捉拿歸案、不是流放邊疆就發配煙瘴荒蠻之地！雖然嘉靖後期由於整個官僚、行政系統松懈而一度馳禁，但後來一心想有所作為、扭轉頹勢的崇禎皇帝又嚴行海禁。惡法的松馳要以政治腐敗、社會頹敗為代價，而政治清廉、社會嚴明卻又往往使種種惡法能有效實施！或許，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悲劇所在罷。

滿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實行嚴厲的鎖國政策，屢屢嚴申海禁，甚至下令“片帆寸板不許下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對外商來華貿易的管理也更加嚴格，僅限廣州一處，其余地方全都關閉。 

對外貿管理、禁止尚且如此之嚴，對那些想方設法漂洋過海到“番”“夷”之地謀生者，清朝統治者當然更加仇視。清初曾規定，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及遷往海島居住者都按反叛、通賊論處斬，凡國人在“番”托故不歸者一旦回國，一經拿獲即就地正法。到雍乾兩朝，對出洋者的處理雖已無那樣嚴厲，但仍視其為對天朝的叛背。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逾萬華人，即歷史上著名之“紅河（溪）慘案，消息傳到國內，乾隆表態曰：“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朝廷對海外華人的這種態度，與中國是“天下之中”的世界觀關係甚密。

鴉片戰爭使中國大門洞開，“天朝”開始崩潰，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強壓力，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一項是允許華工出洋做工。由於中國“開禁”，一些國家的“人口販子”開始以“豬仔販運”、“苦力貿易”、 “合法招工”等各種非法、合法手段從中國沿海各地掠賣華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島做勞工。各地華工受到殘酷迫害與壓榨，成為變相的奴隸，許多人死於非命。 

秘魯是擄掠、虐待華工的主要國家之一。1869、1867年總理衙門先後接到由美國公使轉來的秘魯華工求援稟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李鴻章在1870年就關注過海外虐待華工問題，曾建議總理衙門保護華僑。1873年10月，秘魯代表葛爾西耶來華商定兩國通商條約事宜，李鴻章判斷，要求在華招工是秘魯此次提出“立約”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嚴定有關章程、“以除民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