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沒收華僑家庭財產的政策和鼓勵僑婦離婚的政策引起了當地華僑以及海外華人社區的抵制，他們致信政府，表達了他們的不滿。陳檢查了大量華僑的來信，分析了他們在信中使用的話語策略，發現華僑並沒有很好地理解“社會主義事業”的涵義，而是不斷地按照他們的生活經驗，利用傳統父權體制下的道德話語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辯護，比如他們強調自己一向奉公守法，不關心政治，在家孝順父母，在外辛苦工作。同時，很多當地的僑婦也從很務實的角度考慮，擔心離開原來的生活方式會降低其生活質量，因而不願意離婚再嫁。這些說辭和做法使得這些華僑家庭在社會主義的時間體系下，顯得更加的“封建”和“落後”。但是，最終導致政府政策發生轉變的，並不是這些話語和行為上的抵制，而是華僑僑匯的減少，由於對土改沒收華僑財產政策的不滿，以及僑婦離婚個案的增加，出洋在外的華僑寄回國內的僑匯大幅度減少。然而，隨著美國的經濟封鎖和冷戰國際局勢的展開，當時的中國政府需要海外華人的僑匯來幫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3年，政府宣布，華僑家庭可以接受僑匯，同時允許他們從事私人投資，參與“封建性”的消費活動。這些措施意味著，華僑在社會主義中國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對於留在家鄉的僑婦，除了動員她們從事農業生產外，政府還改變了之前鼓勵離婚的政策，建議她們與海外的華僑維持良好的關係，以此來保證僑匯的繼續。陳認為，這些政策上的調整，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時間和“離散時間”的協調和妥協，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海外移民以及跨國的資金支持對中國的政策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離散祖國》一書觸及的理論和實證問題比較多，陳珮珊對20世紀50年代歸僑的研究，以及對僑婦和僑眷在土改和婚姻法改革中的論述為我們了解移民和中國近現代史提供了新的經驗材料，她對南洋華人林文慶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分析，對華工問題的闡釋，也為史學史上的舊問題提供了新的解讀。這樣一篇簡單的介紹總結顯然不足以完全展現該書論述的複雜和分析的深刻。這本書不僅應該引起對其闡釋的某些具體歷史問題感興趣的學者的注意，而且還應該得到更加廣泛的閱讀，因為它為我們思考移民與其祖國的關係，思考中國歷史與全球史的交織，思考“離散研究”的闡釋力，以及思考性別視角在研究移民和國家歷史上的意義，都提供了理論上的啟發，並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