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下旬起，李鴻章開始與葛爾西耶談判。談判中葛氏矢口否認秘魯虐待華工，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魯調查。對此，李鴻章出示了種種證據，並斥責秘魯為“無教化、無禮儀”之國，虐待華工已為西方各國共知，更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怒。同時他“將計就計”，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魯調查華工狀況，等查明華工狀況後再決定是否與秘魯立約。這一招果然厲害，葛爾西耶不得不出爾反爾，表示反對，並以中斷談判回國相要挾。李鴻章態度依然強硬，談判陷入僵局，葛爾西耶便於12月中旬離開津赴京，雙方談判遂告一段落。 

1874年5月，葛爾西耶又回到天津與李鴻章重新談判。經過一番唇槍舌戰，雙方終於議定《會議查辦華工專條》草案，而後開始談判通商條約事宜。最核心的問題是秘魯能否與其他列強一樣“利益均沾”，李鴻章堅決不同意此點。葛氏見李鴻章毫不動搖，又活動其他列強向總理衙門施壓。在列強壓力下，總理衙門傾向妥協。這時李鴻章見得不到總理衙門的支持，終於在6月底與葛爾西耶簽訂了《中秘查辦華工專條》與《中秘友好通商條約》。這兩個條約雙方各有讓步：秘魯要求的與西方列強“一體均沾”被寫入條款，但在中方堅持下，秘魯原來不同意的一系列保護華工的措施也寫入條款。

1875年7月，秘魯派遣特使愛勒謨來華換約。由於李鴻章事前就派已在美國的陳蘭彬、容閎到古巴、秘魯秘密調查，得知中、秘條約簽訂後華工依然受殘酷迫害，非常氣憤。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怒不可竭地寫道：“自陳、容二員節次分往詳查，始悉該國虐待華工甚於犬馬，受虐者自盡者不知凡幾。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切齒。”所以他提出如果不在照會中“剴切議明即含混與之換約，則是從前既往之華工不能使生，而隨後之復往之華工又將就死，而十數萬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無來蘇之望矣。”因此，他提出保護華工的換約附加條件，然後再與以前簽訂的條約一並互換。對李鴻章的提議，愛勒謨以自己只來換約、未被授權其他事宜表示拒絕，並且提出根本不應討論此事。在談判中，由於李鴻章等態度強硬，愛勒謨甚至拂袖而去，私下又找一些列強駐華使節為其說項。但李鴻章毫不退讓，經過近一個月的反復爭辯，終於迫使愛勒謨以過照會的形式保證秘魯切實保護華工。8月7日，愛勒謨交出照會，中秘條約同時在天津正式互換。 

乾隆時期是中國的盛世，但對海外華人的命運卻“概不聞問”、甚至認為其“孽由自作”；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甚至有亡國之險，但卻知道要盡量保護其基本權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折射出了近代中國“世界觀”的巨大變化。（2010-05-19 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