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



尊敬的各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

各位國際組織負責人，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孟夏之日，萬物並秀。”在這美好時節，來自100多個國家的各界嘉賓齊聚北京，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大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今天，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我期待著大家集思廣益、暢所欲言，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獻計獻策，讓這一世紀工程造福各國人民。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文化產業已成為我國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戰略產業，而發展文化產業，其核心在於增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分析，能否盡快切實解決以下制約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大問題，直接關系到文化產業能否真正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第一，推進文化產業的結構調整，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我國文化產業許多是從文化事業單位轉制而來，文化產業結構存在天然缺陷，文化企業“散亂小弱”，低水平、重復仿制的文化產品充斥文化市場，這是我國文化產業缺乏競爭力的重要原因。加快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緊迫課題。為此，一要提高文化產業的集中度，以培育有競爭力的文化企業集團為重點，推動文化企業的兼並和重組，通過組建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域的文化集團，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資源的利用率；二要大力扶持中小文化企業，引導中小企業走 “專…

1250年前後是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知識體系的起點，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將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確定在1250年前後，　不僅確定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還假設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

“孔夫子的中國”是一種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國形象。“孔夫子的中國”是表現特定觀念價值的中國形象，三個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上的象征意義。首先是傳教士的神學期望。不論是相信漢語作為普世語言，還是相信先秦典籍隱含著舊約奧義，其中都寄托著普世基督教理想，對基督教傳教事業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同樣重要。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共同期望的自然神學意義。17世紀是混亂而深刻、痛苦而偉大的宗教世紀。宗教改革與戰爭使歐洲社會分崩離析，理智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都試圖以理性主義的自然神學超越宗教紛爭，引導社會與觀念走向和諧與幸福。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孔夫子的中國”，成為理性、寬容、溫厚、仁愛的自然神學的智慧故鄉。最後是哲學家主張的自然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孔夫子的哲學塑造了一種“異教的美德”，信仰自由、道德淳樸、政治清明，成就了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

對近代歐洲文化來說，發現中國不是發現一片土地或發財與傳教的機會，而是發現了一種獨特而優越的文明。西方現代多元文化體系的核心，是西方文化構築的一整套帶有某種虛幻的統一性的世界觀念與西方現代性自我意識。出現在西方現代性“他者化”的東方想象中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光彩奪目，其制度文物不僅優越於西方，甚至也優越於世界其他文明。這一形象類型，最早見於葡萄牙冒險家有關中國的報道中。報道者或者到過中國、或者在東南亞某地接觸過中國移民或海商；他們的身份有使節、商人、軍人、傳教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有長有短，見識有多有少，但他們關註的“中國內容”，卻基本相同：諸如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經濟發達，政治有序，司法公平，社會穩定，道德淳樸，文化優雅，歷史悠久，發明過印刷與造紙、火藥，甚至大炮………

中國形象可能成為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精神的表達式，也正是這種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結構了最初的中國形象的象征意義。通過這種象征，西方文化不僅能夠審視、體認自身，而且能夠將本土文化無意識深處某些微妙隱曲的感受、想象、欲望與恐懼表現出來。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內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從什麽角度提出問題，在什麽深度上分析問題。我們從形象學的角度提出問題，研究形象的構成與意義、形象的類型化特征；我們在西方現代性的深度上分析問題，討論中國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現代文化中的功能。就後一點而言，我們的研究關註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世紀晚期西方人在什麽觀念視野下塑造中國形象；二是這種形象一旦形成，將如何改變西方中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啟發了西方現代文化。中國形象不能說是文藝覆興、資本主義產生、西方進入現代的決定性的必然原因，但至少是諸種原因之一。沒有對東方異域與西方古典的發現，沒有世俗熱情與新教精神，西方現代性精神是不可能出現的。…

摘要 中國形象曾經作為西方現代文化烏托邦精神的象征，參與構築西方現代性經驗。中國形象進入西方現代文化，先後出現了“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經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馬可·波羅時代強調的是物質上富強的中國形象，門多薩時代強調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形象，伏爾泰時代強調的則是一個思想上具有深刻啟蒙意義的中國形象。在西方現代性經驗縱深研究中國形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性是個跨文化空間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國現代性離不開西方的啟蒙，西方現代性中也有中國靈感。 …

也許出於直覺，也許出於某種超常的洞察力，佛吉尼亞 • 伍爾芙在解讀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的時候，發表了一番不同凡響的見解。說不同凡響，是因為她在這部18世紀的小說裏發現了一個長期被笛福小說研究者們所忽視的細節。這一細節乍看微不足道，而伍爾芙卻在裏面找到了某種啟迪，使它一躍而成為導讀整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線索。這一富於啟迪性的細節是什麽呢？它是伴隨著魯濱遜在荒島上生活的那些平常的陶罐、瓦罐。普通的讀者即便能夠回憶起笛福小說中的諸多細節，也不過把這些瓶瓶罐罐看作是魯濱遜在荒島上制作的許多生存工具之一，而不會特別留意。伍爾芙則不同，她的解讀給魯濱遜的瓦罐賦予了謎一般的象征涵義:

 笛福通過強調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earthenware…

撇開笛福對於威廉國王和瑪麗王後的反感不談，他在生活和創作中對瓷器所形成的觀念卻值得我們思考。作為一個實業家，笛福曾投資磚瓦廠，與此同時，他又是外國進口瓷器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者，甚至在《魯濱遜漂流記》的第二卷中對瓷器大加諷刺。（笛福小說前兩卷於1719年初版，第三卷在1720年問世。林紓和曾宗鞏兩人合譯的文言文《魯賓孫飄流記》包括頭兩卷，而後來流行的白話中文譯本只譯第一卷。）瓷器與其它陶制品之爭的主題，無疑表達了笛福抵抗外國奢侈品侵入英國市場的保護主義立場。然而，經濟領域的現象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它很容易就在隱喻的層面上實行靈活的符號轉換。也就是說，18世紀的瓦器和其它陶制品不能不令人聯想到瓷器，反之亦然。《魯濱遜漂流記》中的earthen ware正是在隱喻的層面上與瓷器互文，從而使瓷器以“缺席”的身份存在於小說之中。…

而盧梭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啟發我們這樣去考慮考笛福小說中的技術因素和科幻成份的人。比如科幻小說的創始人凡爾納 (Jules Verne) 就繼承了19世紀笛福與盧梭的互文關系，他公開宣稱《魯濱遜漂流記》是他所有作品的主要靈感來源。“我的小說，”《格蘭特船長的孩子們》中的格蘭特船長如是說，“講述的全部是像魯濱遜在荒島上生活那樣的故事。”[21]最近關涉笛福主人公的電影創作如《魯濱遜•克魯索在火星上》 (Robinson Crusoe on Mars) 和《雷陣》（Enemy Mine），再次證明當今的科幻傳統仍然沒有超越凡爾納式的魯濱遜傳奇。笛福、凡爾納以及某些當今的科幻小說之間的不斷的互文和無休止的再生產說明：《魯濱遜漂流記》本身的歷史性已成為一種預演，它賦予後來的作家們一種形式期待，使他們在不斷的效仿中去完成這種期待。法國批評家彼爾• 馬施立（Pierre…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魯濱遜用泥土和火焰作試驗的“翻譯”場景。林紓和曾宗鞏對前述引文是這樣翻譯的：

 一日余方熾薪行炙。既食﹐棄其薪。見薪上有剩泥一片﹐久(火段)而成陶瓦。余愕而驚﹕然則凡物皆可薪而成陶耶﹖新意既來﹐始思燒薪之法。以瓦盆試之。若雲得瓷匠之術藝﹐余腦筋中固未有此也。至於瓷油之法﹐法當用鉛。余固蓄鉛﹐亦不知所以沃之之法。此時余取小盂及(金兆)數具。彼此相疊﹐圍之以薪﹐布熱灰其下﹐積薪過之。火發﹐器乃通紅﹐無一裂者。余不之顧。至五六句鐘後就視﹐中有一器已委﹕以火力鉅﹐沙土之力不勝而化。余計火力過烈﹐則器將盡燬。乃力抽其薪﹐令殺火力。久之﹐瓦器之上紅色漸徹。余坐守經夜﹐不欲其熄。遲明﹐得三瓷。為狀至劣﹐然已可用。其下得瓦盂二。中有一物甚光澤﹐如沃瓷油矣。[31]

 原文作者笛福使用的是“earthen ware”，“earthen…

笛福本人曾經開過磚瓦廠，所以不可能盲從上述神話。他對當時有關陶瓷、荷蘭白釉藍彩陶和彩釉陶的實驗應該是了如指掌，知道在用粘土、窯、釉、鉛、火、沙、玻璃、石、瓦等詞匯去塑造幻想的英雄成就時，自己究竟在說些什麽。在笛福開設埃塞克斯(Essex)工廠之前，英國已經有人多次利用當地的瓷泥去嘗試生產中國宜興陶的荷蘭版本了。弗蘭西斯•普萊斯(Francis Place,1647-1728)在他設在約克郡的莊園工廠裏用灰色粗陶器作過實驗，隨後，約翰•多萊特(John Dwight)在富蘭姆也開設了一家制陶廠，並於1671年獲得了一項專利。有記載說，多萊特曾將伊勒斯兄弟告上法庭，指責他們侵犯了他的專利。約翰和大衛 • 伊勒斯於1686年前來自荷蘭，先是在漢默斯密斯工作，後來才在斯達夫德舍開了工廠。他們以中國宜興陶的生產方式制造了無釉的紅色粗陶器。當時的法庭訴訟表明，多萊特和伊氏兄弟的產品是一模一樣的。[46]

 笛福的制造業也與荷蘭有著密切的淵源。[47]據珀拉 •…

　　 魯濱遜揭穿瓷房子和中國瓷器（china/China）的假象的做法，在1815年出版的英國海軍版《魯濱遜漂流記》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19世紀版本的註釋者帶著一百年後的目光重新詮釋瓷器的價值，寫了一條發人深省的腳註。這條腳註向讀者報告陶瓷在中國和歐洲生產的技術信息，結尾處寫道：

陶藝在中國十分突出。但這不過是一種雕蟲小技，是由最粗鄙的人發明的。一般認為，中國出產特具功效的泥土可用於生產這種東西。拜魯的信息告訴我們，他們瓷器的優質並非是由於工藝優良，而只不過是在選材時精而又精、用心良苦，使其十分純正。他們缺乏天賦的另一有力證據，就是他們既然擁有可以和制造玻璃相比擬的技藝如此之久，卻沒有能夠發明並且制造這種美妙實用的玻璃，而他們在工藝造型和裝飾方面的品味低下幾乎是路人皆知的。[55]

　　…

如果說笛福小說中的“殖民否認”文學修辭誕生於他那個時代的經濟競爭，18世紀歐洲科學家的瓷器研究也同樣是借助於經濟力量的雙翼，促進了歐洲陶瓷工業的興起，參加國際市場上的貿易競爭，最終給歐洲帶來了成功。笛福並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18世紀中葉發展起來的英國瓷器和英國制瓷業不僅迅速發達，而且還成功地導致中國瓷器在國際市場份額的下跌。布羅代爾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結構》中將這一下跌歸咎於時尚的周期性。[65]他的結論就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以及法-德的洛可可式藝術風格來說，也許可以說比較準確。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由於大部份出口瓷器逐漸地被應用於餐桌、衛生間、和起居室，全球瓷器需求量到了19世紀是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66]英國制瓷業開始在世界範圍推銷產品，攻勢猛烈，甚至將產品運到了中國。這說明布羅代爾關於時尚周期的觀點是有問題的。…

抗戰時期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曾出面為回民官兵及寄宿制學校回民學員請準夥食便利。“吾教胞在國軍各部隊服役者，所在皆是，惟因飲食不便，生活不安，致減低殺敵熱心。本會鑒於此，特呈請軍事委員會，準將全國各部隊，以師為單位，每師中之回教官兵，另撥為一連或一排，並於新兵入伍時，即註意此點，凡信仰回教者，均撥編一處，以便利其飲食。”並請行政院通令全國各學校及各種訓練班，凡有回族學生5人以上者，準予自立夥食，其不足5人者，也須給予夥食上的便利。各部隊禁止駐紮回民住宅，尤其不得在回民住宅內飲食回民違忌之食品，以重團結，而杜糾紛。1941年9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令如下：…

非常高興能在這裏做一個演講，我的文章發表在超越2020上，我這裏簡短的介紹一下。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經濟增長非常的清晰，第一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維持在了2017年預計維持的6.6%，所以整個經濟增長從速度上來講是不差的，繼續保持了國家要求的經濟增長保持中高端的一個中高速的水平。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想探討一下中國的中高速的增長，能不能向著更成熟的經濟增長，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那麽，根據我們的國際比較，在2012年我們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減速，從世界的數據來看都來自於這個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減緩。那麽勞動生產率的減緩，一個最大的特征就是當經濟結構、服務業比重超過了工業比重以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的原因是由於在城市化以後服務業的發展非常的快，而服務業本身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都比較低。…

查，東四清真寺原名禮拜寺，大約創建於元至正六年（1346），明正統十二年（1450）年由時任都督府同知的回民陳□友出資重建，“寺成，蒙恩賜額曰‘清真寺’”[13]。明代宗朱祁鈺為東四禮拜寺題寫“清真寺”匾額，並列入官寺，開學阿訇冠帶主持，且享受朝廷俸祿，在回族社會引起較大反響，許多禮拜寺也開始更名清真寺。

從一些清真寺遺存碑刻及相關資料記載來看，回族使用“清真寺”應該早於開封猶太教。據馬註《清真指南》中關於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創建、重修時間記載：…

摘要：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以後，從明代開始，自覺與中國文化相適應，開始本土化發展道路。“清真”原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產物，明初與伊斯蘭教相結合，之後回族穆斯林不斷充實其內涵，逐漸形成清真飲食文化、清真宗教文化、清真書報文化、清真教育文化等。“清真”在構建中國穆斯林文化認同、文化整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清真”作為我國穆斯林信仰及生活方式漢語表達的象征符號，已經滲透到我國回族等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逐漸形成中國回族等穆斯林特有的“清真文化”。

作者簡介：丁明俊（1962——），北方民族大學回族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回族伊斯蘭文化研究。

 …

馬註雖然沒能實現讓當朝皇帝禦批《清真指南》的願望，但之後乾隆四十七年（1782）“海富瑞事件”之後，使乾隆帝有機會禦覽《天方至聖實錄》，並禦批20余處。“海富瑞事件”當事人袁國祚也在給乾隆的上書中稱“恭逢聖祖時，滇南馬註奏請而遇不偶，繼以金陵劉智譯明，經學愈顯”[25]。乾隆帝禦批《天方至聖實錄》對當時清地方官員因存在對伊斯蘭教偏見而實行的不當管理政策起到很好扭轉作用。

金天柱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5)回族學者。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人。幼受傳統伊斯蘭教育，年長精於儒家經史，曾在翰林院四譯館任教，因有感於“各教莫能思吾教之行事，蓄疑團於千百年而莫釋，未學吾教之書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致使各教之疑愈生，而各教之物義愈紛。”[26]遂著《清真釋疑》一書，以釋時人對伊斯蘭教的疑問與責難，起到了向教外介紹伊斯蘭教、增進相互了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