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在這裏做一個演講，我的文章發表在超越2020上，我這裏簡短的介紹一下。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經濟增長非常的清晰，第一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維持在了2017年預計維持的6.6%，所以整個經濟增長從速度上來講是不差的，繼續保持了國家要求的經濟增長保持中高端的一個中高速的水平。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想探討一下中國的中高速的增長，能不能向著更成熟的經濟增長，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那麽，根據我們的國際比較，在2012年我們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減速，從世界的數據來看都來自於這個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減緩。那麽勞動生產率的減緩，一個最大的特征就是當經濟結構、服務業比重超過了工業比重以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的原因是由於在城市化以後服務業的發展非常的快，而服務業本身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都比較低。

中國經濟增長在減緩也是能夠看出來。從2012年看到中國的少數生產率增長減速。而2012年的服務業比重已經開始超過了制造業。2015年，我們的服務業比重已經達到了50%，2016年已經達到了51.6%，所以隨著服務業的比重，持續的提高，反而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是不斷的減緩，這樣就使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基本的規律是相互匹配的，即隨著服務業比重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發生了減緩。

這是我們給大家講的一個特征，勞動生產率的減緩直接表現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減緩。所以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非常的好看，增長到6.7%，但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降到了，減緩到了6.3%，比2015年的增長速度7.4%放緩到了6.3%，降低了1.1個百分點。所以可見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服務化特征並沒有能夠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反而像世界各國一樣都是導致了勞動生產率下降。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特征，是我們看到的服務業的結構變化。

那麽，實際上中國服務業的結構變化比各國還好，好在什麽特征上呢？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實際上還是比較高的。比較高的顯現出什麽呢？生產性服務業表現在物流港口、金融信息產業，中國的增長速度都比較高。所以服務業勞動效率，近幾年其實增長速度並不低，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金融業已經是達到了世界比重最高的水平，達到了占GDP比重的9%，這個世界上最高的一個水平，所以說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了我們的港口、物流、信息服務業的比重都已經達到了相當於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很多的這個方面的生產性服務業，似乎提高的余地不大了，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

第二是勞動生產率下降還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第二產業中建築業的比重上升過快，建築業的比重上升過快，使得建築業的勞動生產率是非常低的。大家知道建築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在第二產業的比重中，這幾年美國大概能夠比重提高一個點，現在比重能占到16%。所以第二產業中我們大量的勞動力從制造業轉向了建築業。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初級勞動工都是從我們的制造部門向著低勞動生產率的建築部門轉移，這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這都是使得現在我們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增長減緩的兩個原因。綜述起來，一個是服務業比重上升導致了勞動生產率比制造業的增長速度要放慢。第二個是在第二產業中的建築業比重上升過快，使得勞動生產率下降得也非常快。這是我們給大家講的中國近來的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生產率的下降也是導致了我們工資下降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另外給大家講講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下降，那麽我們這幾年使用了大量的刺激需求的手段，這一點可能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講的有點不同。資本的積累速度其實一直保持著不能快，但是經濟增長下降以後，在余額計算中，就是TFP全要素計算中現在是顯著的下降。貢獻率，從1985到2007年高速增長中的貢獻率達到將近30%，現在下降到了16%，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穩定，必須使得中國的TFP貢獻繼續提升到30%，因為大家知道全要素生產率的比重是指一個經濟成熟度的關鍵。否則的話，經濟增長就主要靠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

而我們看到我們的核算表中的勞動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增長速度在2020年以前，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了。資本增長速度盡管現在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其中資本形成的速度也會降到9.5%，其實去年的實際數字比這個要低，已經低於9%了。所以盡管很大的努力都很難使得資本增長速度能夠達到比較快的速度，因為中國的人口因素很難進行高速的人口資本（增長），所以沒有人口增長和資本收入，中國主要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唯一方法是TFP，否則的話潛在增長率的貢獻上不來，整個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還是要進一步的下降。這也在我們的書裏已經有了，所以中國第二個問題，勞動生產率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服務化下降，中國建築結構的提高的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如果維持不到一個穩定的速度的話，貢獻在30%左右的話，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這是跟國際上的比較，我們在這裏掠過，因為發達國家的貢獻率往往都是在百分之三四十的情況。

第三個是資本回報率下降，這是一個簡單的模型，是指很多人說中國需要大規模的資本投資，因為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非常低，這是現在在國內也是非常多的探討，世界上比較來比較去也認為中國目前是一個非常低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基本的數值，那就是說如果一個資本的邊際報酬，回報率的變化，如果沒有一定的技術進步，會導致整個資本月積累規模收入遞減，就是說它必須需要一個重要的技術進步來進行對沖，否則資本積累越快，邊際回報越低，而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剛才說的全要素增長率的貢獻和增長速度都偏慢，所以這樣使得中國大量的資本積累，是中國（人均資本）存量低，但是大量的資本積累的結果是什麽，是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

從上市公司的數據可以看到資本的回報率，用一個比較粗的數據來說，資本的回報率其實低於資金成本。遇到一個什麽樣的情況呢？就是說大量的資本由於它的邊際回報率已經低於了資金成本的條件下，會導致大量資金尋求新的更高的回報。比如說向美國流出，因為美國的資金成本低於它的，資金成本比較低，資本回報率相應的比較高，所以中國大規模想刺激資本投入，達到人均資本存量的趕超，這件事在不開放的條件下還有一定的可能性，在開放的條件下這個東西就越來越難了。

所以中國資金的外流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一般性的探討，而是由於開放條件下資金回報率的下降導致了資本外流的問題。

第四個是中國現在的消費比重過低，我們根據一個小的方程可以算出來，中國的相對生產率現在相當於美國的15%，那麽，中國的投資相當於美國的30%，但是消費只相當於美國的8%，所以中國在進入城市化以後，消費和服務業主導是城市化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而中國服務業發展得比較快，但是消費的增長很慢，中國城市化以後一直對消費問題我認為有很多的誤區。（王）小魯教授也是有很多的探討。這一個很大的誤區，實際上城市是要提高消費者的服務，使消費者素質提高，從而導致了人力資本提高，進行創新的過程。所以，在城市對人的服務過程中，更重要的體現在了人力資本提高導致了創新，我們稱之為的動態補償過程，它的效率似乎是在直接效率上看得很低。讓你消費，但是實際上你提高了素質才能創新。所以形成了一個經濟的動態補償，這是城市化裏面一個最重要的關於消費和人力資本，以及效率提升的動態迂回過程。這個東西在工業化時期似乎是因為拼價格，我們需要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對消費視而不見，所以一旦城市化發展以後，消費的整個補償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但是，中國近年來出現了因為勞動生產率減速，其實居民收入增長下降；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由於中國房價過高，導致了居民部門負債增長速度很快。李揚教授會講到2016年我們大概家庭覆蓋的水平已經提升到了45%左右，這是幾個公司，中金公司和海通證券都計算的一個，由於中國負債的兩個原因，一個是中國居民的部門負債其實已經很高了，因為中國城市化率只有55%，所以中國的負債率跟美國比說比較低，因為中國城市化率就不高。所以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是中國居民貸款的周期比較短，所以中國居民的房貸支出占中國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較高，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與美國相當。一個方面中國居民收入下降，一個方面是我們大量的居民的房租支出比重比較高，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也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有是說居民的消費不但難以提高，還會遇到進一步的下降，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從全球的消費比重可以看到，有關知識消費的部分，在美國1992年超過了一般的基礎消費，韓國已經是完成了，墨西哥是一個平行的，中國現在也是一個平行的，原因是很多的知識消費，我們說科學、教育、文育、文化、娛樂、體育、醫療等等在中國是事業單位，有很多是的核算是按照財政支出核算，而不是按照市場核算，所以始終這條線是財政有錢，它就稍微高，稍微消費得高一點，財政沒有錢就消費得稍微低一點，所以中國的科教文化的支出都不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而是以這個為導向。

所以綜合起來我給大家想講的中國現在在城市化和經濟結構服務化的過程中有四個挑戰，還是比較大的，一個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減緩，一個是全要素供給的貢獻率，其實沒有提高，另外一個是在資本回報，盡管加了很大的杠桿，但是資本回報率下降，資金外流程度高，第四個是消費比重不足，特別是知識消費的比重不足，導致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動態效率會下降。那麽，我們做一個最後的討論，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整個中國的發展起碼要兩個很重要的改革，一個是我們要重視剛才說的科學、教育、文化、體育這個方面的知識消費部門的體制改革，這個方面不改革的話，中國在這個方面需求很旺，但是供給不足，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革。

第二個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個關於城市化改革，中國的城市化，現在中國的稅收大家都知道是很高的。但是中國的稅收問題本質上是工業部門的稅收壓力非常大，因為中國現在為止，居民征稅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律條款，城市是一個居民居住的地方，居民的征稅與享受的義務是不匹配的，而中國的現有的稅政體制還是沿襲著工業化的稅政體制，主要向工業部門征稅，這樣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就變得非常的艱難。一個方面去工業化，工業有汙染就要趕走，另外一個方面，只能是依賴於賣土地，土地財政，所以不改變中國基於工業化的稅收結構，是很難改變中國的城市化發展的模式。

本文轉載自《新浪財經》2017年3月21日刊（愛思想網站2017-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