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代歐洲文化來說，發現中國不是發現一片土地或發財與傳教的機會，而是發現了一種獨特而優越的文明。西方現代多元文化體系的核心，是西方文化構築的一整套帶有某種虛幻的統一性的世界觀念與西方現代性自我意識。出現在西方現代性“他者化”的東方想象中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光彩奪目，其制度文物不僅優越於西方，甚至也優越於世界其他文明。這一形象類型，最早見於葡萄牙冒險家有關中國的報道中。報道者或者到過中國、或者在東南亞某地接觸過中國移民或海商；他們的身份有使節、商人、軍人、傳教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有長有短，見識有多有少，但他們關註的“中國內容”，卻基本相同：諸如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經濟發達，政治有序，司法公平，社會穩定，道德淳樸，文化優雅，歷史悠久，發明過印刷與造紙、火藥，甚至大炮……

西方現代文化的世界觀念與自我意識的形成，為中國形象構成提供了新的經驗秩序。西方人起初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未知的國度，後來才明白“大中華帝國”就是前人傳說的大契丹；他們以為他們發現了一個現實的國家，但同時他們卻在一點一點地“發明”一個政教烏托邦。他們津津樂道中國的聖哲文化與賢明統治、中國悠久的歷史、公正廉潔的司法制度、文雅勤勞的百姓……伊莎白爾·拉瑟拉指出，傳教士筆下的中國，　“是西方所制造的最有影響的烏托邦……那是一個公民國家的形象，它穩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這些論著既揭示了西方思想的發展，又幫助造成了這個發展，它們被用來制造一個關於中國的烏托邦。那些對自己的時代提出懷疑並在尋找一個可資參考的觀點的人，就可用來進行自己的描繪。這些論著宣布：‘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是可以存在的，它極度文明，存在於世界的另一面。’”[[ii]]（PP42-43）

不同形象類型中，中國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想象、表述、交流；形象不同，形象的意義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形象類型往往並不是前後承接的，也沒有所謂知識的進步假設的那種累積的連續性，某些語詞、概念、意象、象征、主題保留下來，造成一種一致性幻覺，實際上它們的意義已經不同。馬可·波羅時代與門多薩時代的中國形象，同樣渲染中國的偉大，但意義已經不一樣了。“大中華帝國”的中國形象將形象的表現側面從器物轉向制度，從中我們感受到地理大發現與文藝覆興時代西方對國家-教會一統性社會秩序的向往。宗教改革、文藝覆興、資本主義經濟、絕對主義政治，動搖了中世紀教會一統型社會結構，近代西方社會分化與危機造成的恐慌與焦慮，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現在對大中華帝國的羨慕與頌揚中。

中國形象研究屬於觀念史範疇，它既要對歷史中出現的具體文本進行細部分析與編年整理，又要求在不同文本之間建立起一種整體性的關系結構，發現某種知識與想象類型以及由不同類型構成的、具有斷裂、轉型與連續性的話語譜系。法國文化史學派在二維文化空間中解釋觀念，這就意味著：一、在類型或知識領域的歷史個性中解讀知識或想象的“觀念化”過程；二、在同時代的觀念體系及其社會經濟政治參照框架中分析特定觀念的構築過程；三、在歷時代的話語譜系中，考察不同的觀念類型的形成、轉型、交替的過程，觀念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意義也隨著歷史不斷變化，不同知識或想象類型之間，既有斷裂，又表現出一致的連續性。[[iii]]（PP.45-46）在大中華帝國形象中，我們看到西方的中國形象史斷裂的一面，渲染財富與君權的物質化的中國形象轉化成一種文化智慧與道德秩序的中華帝國形象，新的形象類型出現；同時，也看到連續性的一面，大汗帝國的傳奇的某些因素，在社會無意識心理層次上融入中華帝國的形象中，中國形象的譜系的一致性寓於不同的形象類型中。從馬可·波羅時代到門多薩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從遊戲性的傳奇轉入嚴肅的歷史。這是一個現實化過程，但幾乎同時，中國形象又出現再度傳奇化傾向。從大汗帝國的傳奇到大中華帝國的歷史，像是從一種傳奇到另一種傳奇。西方文化不斷將中國形象理想化，中國形象的類型與意義可能有所變化，但中國形象在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烏托邦功能，卻始終沒有變化。這種烏托邦化傾向的中國形象，還將繼續延伸，一直到啟蒙運動中，成為啟蒙哲學家爭取信仰寬容、思想自由、政治開明、經濟改革的旗幟。

三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17世紀中葉出現在西方思想界。“孔夫子的中國”同樣在表述一個偉大的中國，但偉大中國之偉大，已經不在器物，也不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大中華帝國”形象應該具有一種精神主體，那就是孔夫子的道德哲學。耶穌會士們努力證明，儒家經典與舊約神學有著共同的精神，中國曾有過一個被人遺忘了的、真正的上帝的時代，埋藏在那些被人誤解的先秦典籍中。漢語的書面語言幾千年不變如一，是人類建造巴別塔之前講的那種統一的語言。傳教士們翻譯中國儒家經典，說明孔夫子的道德哲學在中國創立了一個開明仁慈的君主政體、一個知書達理的民族、一種吟詩作畫尚美的文化。哲學家則根據這些經典中的思想原則，批判歐洲的暴政惡俗，伏爾泰說歐洲王公貴族及商人們發現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

選擇一個歷史時段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同時涉及觀念史的分期與話語類型的問題。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後出現了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與“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分別強調三個層次不同側面的意義：從中華帝國的物質財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孔夫子的中國”是孔夫子哲學代表的文化中國形象。其話語構成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僅限於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圈子，他們研讀翻譯中國典籍，在先秦文獻中尋找舊約神學的隱喻；第二階段孔夫子的中國形象隨著“中國禮儀之爭”，從中國轉入歐洲，同時也從傳教士圈子擴大到哲學家與一般社會知識階層，孔夫子的中國成為自然神學的象征；第三階段孔夫子的中國形象成為一種啟蒙哲學話語，從自然神學到自然哲學，被賦予自由信仰、道德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