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形象曾經作為西方現代文化烏托邦精神的象征，參與構築西方現代性經驗。中國形象進入西方現代文化，先後出現了“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經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馬可·波羅時代強調的是物質上富強的中國形象，門多薩時代強調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形象，伏爾泰時代強調的則是一個思想上具有深刻啟蒙意義的中國形象。在西方現代性經驗縱深研究中國形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性是個跨文化空間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國現代性離不開西方的啟蒙，西方現代性中也有中國靈感。 

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研究中國文化，而是從一個側面一個角度研究西方的文化史或觀念史，在中西跨文化空間中探討西方現代性的生成過程與意義。西方現代文化先後建構出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分別強調中國形象的不同意義側面，從物質財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標志著中國形象構築西方現代性經驗的三個階段：器物階段、制度階段、思想階段。我們在西方現代性語境中開展中國形象研究，關註的問題是跨文化公共空間中西方利用中國形象完成現代性自我奠基。在西方從中古進入現代的分化覆雜、開放變動的精神結構中，三種中國形象類型作為文化他者，究竟具有什麽意義？如何表現了西方近代出現的城市觀念、君主國家觀念、世俗資本主義精神、自然意識與科學意識、理性哲學與政治哲學、歷史思想與藝術靈感？如何作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與自我超越的烏托邦力量，參與構築西方現代性經驗？

一

公元13世紀中葉，蒙古帝國打通歐亞大陸，冒險家大旅行，從歐洲到中國，水天遼闊，歐洲最初的中國形象，就出現在那些旅行故事中。現實世界的旅行，將商人傳教士帶到中國，是中西交通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將中國形象帶回歐洲，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是西方文化史中的大事。對中世紀晚期的歐洲人來說，大汗統治下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地方，它遙遠廣闊、富饒神秘，像另一個星球。“旅行已經揭示了在亞洲東部有一個帝國，其人口、財富、奢侈和城市的偉大均不僅是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的規模。抓住了拉丁歐洲的想象並改變了它的思想觀點的，更多的是去中國的旅行，而不是去亞洲的任何其他部分。當時大多數歐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國，也到過波斯和印度，但是他們把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i]]（P135）

中世紀晚期歐洲把對世界“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而他們關於中國最美好豐富的描述，則留在了《馬可·波羅遊記》、《曼德維爾遊記》與《鄂多立克東遊錄》這三部遊記中。而這三部著名的遊記，不約而同地將它們敘述的重點，放在中國的城市繁榮與大汗無上的君權上。它們反覆讚頌大汗的國土廣闊、物產豐富、行在城的世俗生活、汗八裏的輝煌宮殿、大汗的權威與寬仁，最後幾乎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的表達式：大汗的帝國，廣闊、富庶、強大……問題不是中國形象如此，而是中國形象為何如此？為什麽俗世商賈、神職教士，抑或是人文主義者，詩人與小說家，都擁有同樣的視界，編織同一種關於財富與君權的中國神話？

異域形象是一種文化象征，它表述的不是異域的現實，而是本土文化無意識的期望與恐懼。“大汗的大陸”表現的是歐洲中世紀晚期萌芽中的世俗資本主義精神，其中包括一種對商業財富、王權統一、感性奢侈的生活風格的向往。追逐財富、重商好利是歐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動機。商貿活動刺激了人們追逐利潤的經濟沖動，商業資本與商人階層作為一種世俗力量在進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同時也進入政治生活。中世紀晚期歐洲文化發生了很大變化，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商業貿易、城市生活、君主國家各個方面。大汗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大汗的形象給歐洲那個時代的絕對主義君主政治很多靈感，盡管此時君王的世俗權力還不足以明確挑戰教會的神聖權力。西方人將自己最初萌發的君權理想，寄寓在關於大汗的天方夜譚式的描述中。即將到來的文藝覆興時代是個絕對主義君王的時代。社會秩序、民族情緒、商業冒險、世俗精神無不期待著強大的君權出現。它以世俗權威對抗教會權威，保證世俗精神的發展；它可以凝聚民族力量，保護商業發展；它可以結束封建割據的混亂，保衛和平。

我們只有在當時西方文化語境中，才能理解中世紀晚期歐洲的中國形象的意義，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中國形象，是傳奇化的、世俗烏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陸”。“大汗的大陸”物產豐富、城市繁榮，是物質財富的象征，而大汗無上的威嚴，是君權的力量與榮譽的象征。西方文化在中國形象中體會到自己的欲望與幻想，找到超越自身、改造社會的靈感。“大汗的大陸”形象中對感性奢侈生活的想象，體現出一種剛剛萌生、一時還難以承認或難以表達的新的時代精神，一種與中世紀基督教禁欲主義完全相反對立的精神，它從文化根基上解構中世紀意識形態，對現代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召喚並預示著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商品方式與經濟社會組織形態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