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以後，從明代開始，自覺與中國文化相適應，開始本土化發展道路。“清真”原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產物，明初與伊斯蘭教相結合，之後回族穆斯林不斷充實其內涵，逐漸形成清真飲食文化、清真宗教文化、清真書報文化、清真教育文化等。“清真”在構建中國穆斯林文化認同、文化整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清真”作為我國穆斯林信仰及生活方式漢語表達的象征符號，已經滲透到我國回族等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逐漸形成中國回族等穆斯林特有的“清真文化”。

作者簡介：丁明俊（1962——），北方民族大學回族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回族伊斯蘭文化研究。

自元末明初開始，伴隨著回族的形成，“清真”一詞被回族社會普遍使用。不同歷史時期，回族穆斯林賦予“清真”不同的文化內涵，明朝初年使用到清真寺，之後以“清真”指代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信仰體系、宗教功修相結合，對“清真教”內涵進行闡釋，並著有《清真大學》《清真指南》《清真釋疑》等著作。民國時期“清真”一詞內涵有所擴大，被引入到文化教育，稱為“清真教”。明末清初回族學者王岱輿、劉智、馬註等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的修、齊、治、平、仁、義、禮、智、忠、孝、廉、恥以及宋明理學與領域，回族創辦的一些報刊也以清真命名，如《清真鐸報》《清真匯報》《清真周刊》《清真月刊》《清真導報》《清真教刊》《清真學理譯著》等，同時出現清真閱覽室。回民所辦學校、社團組織及一些文化實體也以“清真”命名，如北平清真中學、清真研究社，清真書局等。民國時期回族穆斯林將伊斯蘭教法所允許的“Halal”食品稱為清真食品。至此，清真文化已經滲透到我國回族等穆斯林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穆斯林文化認同符號。在一定程度“清真”一詞的內涵演變，也是我國漢語穆斯林群體文化構建的過程。

一、“清真”、“清真教”“清真寺”名稱的出現

“清真”一詞最早來自古漢語，作純潔、質樸、清廉、明晰、幹凈之解，也曾被道家用來表示“純真樸素”、“幽靜高潔”之意。唐代詩人李白詩作中頻頻出現“清真“二字”，如：“我家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淩古人。”、“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右軍本清真”、“聖代覆元古，垂衣貴清真”等詩句。唐代姚合《寄石書院僧》有“不會門外地，齋戒得清真”的詩句。宋代陸遊《園中賞梅》“閱盡千葩百卉春，此花風味獨清真”。宋代著名詩人黃庭堅的作品中也有“二宗性清真，俱抱歲寒節”。《世說新語》有“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其所著《清真集》比較著名，其格律嚴謹、語言曲麗精致，長調尤善鋪敘，自稱一派，被後人所推崇。其詞有“清真長調”、“清真格律”，“清真風骨”之稱[1]，這裏的清真就是純潔質樸之意。道教有以清真命名的寺院，如“清真觀”至今還在使用。明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猶太教堂亦以“清真寺”命名。

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以後，唐、宋時期稱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元以後有回回教、清凈教、回教、回回教門等稱謂。至明代“清真教”一詞普遍被回族社會所使用，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卷二十所收朱元璋《至聖百字讚》稱“明太祖高皇帝敕建禮拜寺於金陵，禦制至聖百字讚”，其中有一句“教名清真”；明武宗在評介伊斯蘭教時稱：“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於正理”。至此“清真教”成了“回教”的代稱，與回教並用。之後“清真”一詞廣泛流行，並逐漸被回族大眾所接受。

明代“清真”開始與回族禮拜寺相聯系，“清真寺”逐漸成為回族禮拜寺的統一稱謂。早期清真寺大多為阿拉伯、波斯等國家或地區到中國從事貿易活動的蕃客、貢使及後代所修建，尚無統一固定名稱，有禮拜寺、真教寺、清凈寺、唐明寺、法明寺、海音觀、回回堂等稱謂。有些禮拜寺經多次重修，名稱也隨之變換，如杭州鳳凰寺，明成化《杭州府志》稱“禮拜寺”，《西湖遊覽志》、萬歷《杭州府志》稱“真教寺”，《杭俗遺風》載“回回堂”，1884年以後又稱“鳳凰寺”。至於西安化覺巷清真寺現存唐天寶元年（742）的《創建清真寺碑》，經日本學者桑原騭藏，中國學者陳垣、白壽彜等多位專家考證，認為此碑是明代人撰寫的托古偽碑，桑原騭藏認為，《創建清真寺碑》是明洪武十八年至嘉靖五年間所立[2]。

唐、宋東來蕃客所建禮拜寺主要在東南沿海港口及內陸國都城市，如長安、開封、北京等地。元代隨回回人大舉東來，禮拜寺已散布全國各地。據元至正八年（1348）河北定州“重建禮拜寺記”記載，“今近而京城，遠而諸路，其寺萬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禮”[3]。

北京三裏河清真寺保存的明天啟四年（1624）“重修清真寺碑記”記載“寺以清真，志潔也；清真以禮拜寺名，志敬也”，“於是中華有禮拜清真寺，輦轂四隅，尤各有敕寺，而不可枚舉”[4]。從全國各地禮拜寺保存的明清時期碑文看，至清朝末年，並非所有禮拜寺都稱為“清真寺”。為了得到中國社會士大夫階層對伊斯蘭教認可，許多禮拜寺碑文將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會，如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禮拜寺記》載“況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義無所異；上而慈、下而孝，父母之親無所異；以至於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舉無所異”。杭州鳳凰寺保存的清康熙九年（1670）碑記“其教以清潔為主，不事像設。每日有五時之拜，攝心於日矣。每月有主瑪爾之拜，攝心於月矣。每歲有一月之齋，饑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愆，攝心於歲矣。……至於視國祐民，篤父子之親，凜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民國11年（1922）河北一清真寺碑文也稱“舉凡吾教之禮拜所以示敬，齋戒之所以忍性，沐浴之所以潔身，寡欲之所以養心，患難則為之相助，死喪則為之相送，無往而不通乎孔子之道也。漢民對於孔子，皆竭其崇敬之忱，吾回民獨可數典而忘祖？”[5]表明從元末明初，伴隨著回族的形成，回族等民族所承載的伊斯蘭教已經走向本土化發展道路，主動與中國封建社會相適應。

二、回族“清真寺”與開封猶太教“清真寺”辨析

明代初期河南開封也出現猶太教“清真寺”。有學者認為，最早用“清真”一詞來稱呼自己宗教寺院，是中國河南開封猶太人[6]，他們在明弘治二年（1486）所立的《清真寺碑記》中說，“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吾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街東南。”“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瑞……等，正經熟曉，勸人為善，呼為滿剌”[7]。“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

該寺還有一通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經寺記》碑。對“尊崇道經寺記”的名稱，學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學者指出“到了明代中葉，伊斯蘭教稱清真教，其寺院為清真寺已占了絕對優勢，猶太人在正德七年重建會堂時，力避清真之說，改稱尊崇道經寺，到了清康熙二年（1663）又恢覆原名為清真寺”[8]。也有學者認為，猶太人在明朝放棄“清真”稱號是由於當時猶太人已經面臨著被同化的危機，左唐作為猶太人，撰寫《尊崇道經寺記》時，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在著述碑文時摒棄清真稱號，而改名為尊崇道經寺[9]。

而當時漢族社會也往往將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相混淆，對此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教授早在1919年發表《東方雜志》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一文對伊斯蘭教與猶太教之間的相同之處做了詳盡分析與比較：

猶太教與回教不同，人或混視為一。推原其故，則回教人為吾人所習見，回教寺名清真，一賜樂業寺名亦清真。正德碑力避清真之名，正以此故。開封猶太族，面目與漢人特異，而習俗與回教略同：回教奉祀一神，一賜樂業亦奉祀一神；回教守安息日，一賜樂業亦守安息日；回教每日五時禮拜，一賜樂業也每日三時禮拜；回教行割禮，一賜樂業也亦行割禮；回教不食豕肉，一賜樂業亦不食豕肉；回教能書記者謂之毛喇，一賜樂業亦通經者為毛喇；正德碑敘述先世，有阿耽（亞當）、女媧（娜亞）、阿無羅漢（亞伯拉罕）、以思哈（以撒）、雅呵厥勿(雅各)、乜攝（摩西）；回教敘述祖師，也阿丹、努海、易卜拉欣、易司哈格、葉而孤白、母撒。以此種種，局外人容易混視。[10]

康熙二年（1662）河南開封猶太人《重建清真寺記》碑，對猶太教歷史、教義教規、清真寺進行介紹。從弘治、康熙碑內容可以看出猶太教也一度稱為“清真教”，也在極力試圖融入中國社會，如弘治碑稱“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教朋友，而不外五倫矣。”[11]在弘治碑中，將通曉經典之人稱為滿剌，寺內設萬歲碑。在康熙碑中，除保留“滿剌”外，又出現“掌教”稱謂，如“聘請掌教李禎、滿剌李承先，參互考訂焉”，整理猶太教經典。這與明代後期回族清真寺實行“三掌教制”極為相似。弘治二年猶太教《重建清真寺碑記》立碑人自稱“清真後人”。因此開封猶太人不僅使用“清真寺”來指稱他們寺院，也將猶太教稱“清真教”，並有“清真人”出現。

據此有學者認為，中國回族穆斯林使用“清真”一詞，相對來說時間較晚，馬壽千教授認為，“目前所知最早取名清真的禮拜寺是北京東四清真寺。從不少伊斯蘭教的碑刻匾額和地方志等文獻看，大約明末清初，各地新建或重修的禮拜寺，已經普遍稱作清真寺。與此同時，清真教的名稱正式出現，對‘清真’一詞的考釋也隨著伊斯蘭教漢文譯著的大批出現而開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