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東四清真寺原名禮拜寺，大約創建於元至正六年（1346），明正統十二年（1450）年由時任都督府同知的回民陳□友出資重建，“寺成，蒙恩賜額曰‘清真寺’”[13]。明代宗朱祁鈺為東四禮拜寺題寫“清真寺”匾額，並列入官寺，開學阿訇冠帶主持，且享受朝廷俸祿，在回族社會引起較大反響，許多禮拜寺也開始更名清真寺。

從一些清真寺遺存碑刻及相關資料記載來看，回族使用“清真寺”應該早於開封猶太教。據馬註《清真指南》中關於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創建、重修時間記載：

唐天寶元年春，上以為西域聖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其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聖道雖同（通）行於西域，而東土未聞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建寺長安，賜名“清教寺”，崇奉聖教，以導其眾。玄宗朝覆敕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揮僉事阿討剌督工重修。元中統時，敕命余祖伯顏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間余祖賽典赤鹹陽王奉敕重修，奏請敕賜“清真”。[14]

清代著名漢文譯著家馬註（1640—1711）自稱鹹陽王賽典赤十五世孫，對先祖在元代重修西安化覺巷禮拜寺歷史比較關註，他認為化覺巷禮拜寺在至元（1264—1294）年間經其先祖賽典赤鹹陽王奉元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寺成，奏請敕賜“清真”。如果此條史料準確，回族早於開封猶太人使用“清真寺”一百年以上。

馬註的記載準確與否，對判斷這一案例至關重要，西安化覺巷清真寺現存明嘉靖五年(1526)所立《敕賜清修寺重修碑》記載：

是道也，西域聖人之道也，其詳載於舊碑不覆予贅，但考其寺之顛末，其初創立於唐之天寶元年三月，工部差督工官羅天爵監造，名為清真寺。宋靖康二年四月差指揮僉事阿討剌督工重修。及元至正二年四月，馬虎仙自備資材竭力重修。至延佑二年三月，覆差平章政事賽典赤督工重修，奏請“敕賜清真寺”。至成化二年四月，長安人馬斌督工重修；成化十八年八月，奏請改寺名為“敕賜清修寺”[15]。

《清真指南》記載與現存明嘉靖五年化覺巷清真寺碑文記載進行比較，一致之處是該寺始建於唐天寶元年春，宋靖康二年（1127）“差指揮僉事阿討剌督工重修”，元代陜西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督工重修化覺巷禮拜寺，並奏請皇帝敕賜“清真”，只是時間不一致。《清真指南》記載是至元年間，碑文記載是延佑二年。《清真指南》記載化覺巷禮拜寺在唐天寶元年修成後賜名“清教寺”，碑文記載為“清真寺”。這裏的賽典赤，指賽典赤·納速剌丁。納速剌丁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任陜西省平章政事，第二年（1292）卒於陜西任上。碑文延佑二年（1315）“覆差平章政事賽典赤督工重修”記載可能不準確，此時納速剌丁去世已23年，但也有可能為納速剌丁後代督工重修。納速剌丁有子12人，如伯顏，官至中書平章政事；烏馬兒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官至雲南平章政事，並且自贍思丁以後，他的子孫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似都享有“賽典赤”的稱號[16]。因此，也不排除納速剌丁後人為完成先輩心願，以“賽典赤”名義而“督工重修”。至於碑文記載化覺巷禮拜寺在唐天寶元年初創時期就稱為“清真寺”之說不可信。但元代是否被稱為“清真寺”，有待進一步的資料佐證。

三、明清時期回族穆斯林學者賦予“清真”新的文化內涵

明末清初伴隨著“以儒詮經”活動的開展，一些回回學者用清真教指稱伊斯蘭教，劉智父親劉三傑撰《清真教說》，稱伊斯蘭教“至清至真”，“以言其主，則有主之清真”，“以言其教，則有教之清真”，“以言其人，則有人之清真”。對人的“清真”解釋：“異端邪說不能惑其志，功名富貴不得亂其衷，身寄浮生而來去不淆，躬居塵世而一心常靜——此人之清也；心惟一主而二念不立，行惟聖訓而怠忽不生。孝悌忠信之事本於主命，而奉行惟謹；禮義廉恥之端出乎經傳，而佩服益深——此人之真也。”[17]可以看出，劉三傑已經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倫理觀與伊斯蘭教信主獨一及哲學觀聯系在一起。

隨著“清真教”一詞在明代出現，並被回族社會所廣泛應用，清代以劉智、王岱輿、馬註等為代表的回儒學者對“清真教”的文化內涵作進一步闡釋。有漢族學者看了劉智等人著述以後，認為清真教“亦不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序，而潔己好施，更廣吾儒所不足。”[18]

劉智在《回回說》一文中稱“清真教人，天方本稱穆民、穆士，蓋謂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教者也。而此地稱之為‘回回’，不知其從何起意”。劉智認為，“穆民、穆士乃吾人之本稱”，而回回應該是他稱，“乃吾人居中國之稱”。“名正而後言順，吾人須自識其本稱，而不得以中國之稱為不美而避諱之也。中國之士亦不得滯於一義，以此稱為不美而輕視之也”。劉智對回族及先民在歷朝歷代所處地位及統治者對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的態度總結到：“今聖主重回人，明祖重回學，元代重回才，宋世重回文，唐帝重回教。”[19]其中提到回人、回學、回才、回文、回教等概念，這裏的回學應該指阿拉伯伊斯蘭天文、歷法，數學等。同時也可以看出，明代也是回教、清真教混用。

明清時代的回儒學者直接用“清真”代替伊斯蘭教，闡述伊斯蘭人生觀，“清真至理，以人生為客商，以塵世為市集，以性命為資本，以交友為經紀，以心術為權衡，以善惡為貨買，以死亡為歸宿，以升賞為富貴，以降罰為貧賤”[20]。

王岱輿在《正教真詮》“問答記言”中稱：“清真之經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異”[21]。這裏的“清真”是指伊斯蘭教。因為中國穆斯林所尊崇的《古蘭經》、“聖訓”等典籍，大多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教外人想了解伊斯蘭教，因語言文字不通，造成隔閡。有清真寺碑文記載“余按凈教（伊斯蘭教）之經，默德那國王謨罕驀德所著，與禪經並來西域，均非中國聖人之書。但禪經譯而便於讀，故至今學士譯之；而凈教之經，未通漢譯，是以不甚盛行於世”[22]。王岱輿、劉智、馬註等人的“以儒詮經”活動，在當時屬於文化溝通一項重要工作，他們使用大量中國傳統儒教、道家、甚至中醫理論來闡釋伊斯蘭教。王岱輿將一段聖訓“求知，在男女穆斯林是天職”表述為“習學者，穆民男婦之正制也。”王岱輿同時強調回族穆斯林群眾應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伊斯蘭教知識學習，“夫立身之本，無過於學。學者，入道之指南，修道之準繩也。故教律無男女，無老幼，俱宜求學，直與此身同盡方已，不可一日間斷”。王岱輿又將學習稱為“正學”，“正學有三：曰‘大學’，曰‘中學’，曰‘常學’。大學者，歸真也；中學者明心也；常學者，修身也。歸真可以認主，明心可以見性，修身可以治國”。王岱輿將伊斯蘭信仰實踐與傳統文化中“修身、治國、平天下”聯系起來，他說“意誠而後舌定，舌定而後身修，身修而後齊家，齊家而後治國”。王岱輿參閱“四書”《大學》義理，闡清真之至道，並取名《清真大學》。王岱輿將“清真”上升到信仰高度，“純潔無染之謂清，誠一不二之謂真”。他在《希真正答》一書中回答了屠宰必須符合伊斯蘭教法規定，即“凡以屠宰為業，原不出清真法律”[23]。

光緒年間成都寶真堂重刻《清真指南》時，馬錫蕃在給《清真指南》所寫“序言”中指出，“清真之教，綿綿延延，以垂永久，不致遷地而弗良，此固由吾教之正，而實賴有通經、通儒之士，如王岱輿、劉智兩先生著作《真詮》、著《性》《典》，以中國文字譯西方之經，使孔子之教與穆罕默德之教若符合，少無異。”[24]。

馬註《清真指南》完成後，希望得到當朝皇帝康熙禦覽，據記載“康熙十八年，皇上狩於蠡城，登清真閣，徘徊不忍去，詔寺人能講者來，蠡人無有應詔者。二十一年秋，西域國臣以天經進，上諭禮部侍臣即傳京師內外，詔能講者來，皇上登景山以待。時日將晡，次日欲幸五台，及詔至，乃教領之能誦而不能講者。”鑒於當時伊斯蘭教職人員不能詳解伊斯蘭教精義，馬註參照王岱輿著作寫成《清真指南》，並一直希望得到皇帝禦覽。馬註在《進經疏》中講：“敕加西域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臣賽義特·馬註謹奏，為纂輯真經抽譯切要繕呈禦覽事”。但馬註作為一個地位低微的官員，要想將自己著述呈獻皇帝禦覽，絕非易事，“繼奉聖旨宣講臣教天經，綸音屢下，詔對乏人。臣叨西方聖裔燃膏繼晝編輯成書，欲獻上覽。一叩閽於密雲，再叩閽於德州，繼迎駕於江北，疏屢上而機不遇”。“臣雖邊遠，時聆聖恩，仁覆海內，恤我回民，如天、如地、如日、如春，華西一體，痛癢相憐。普天頂祝，聖壽無疆！傾心感化，國祚永昌！臣生逢明聖之主，敢不披肝瀝膽，繕經獻呈”。並希望《指南》“黜異扶儒”“用頒海內”。並稱“經之所有，臣不敢瞞；經之所無，臣不敢增”，“惟皇上詳閱而采擇之”。馬註采借儒家窮理、格物、體認、忠孝及道家的“道”“無極”“太極”“五行”等理論闡發伊斯蘭教認主、誠信、五功、天課、齋戒、飲食、施舍等。馬註認為，中國穆斯林應該經、儒兼通，“我等生居東土，學難兩兼。經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經，若秀而不實。”提倡穆斯林之家應讓子弟多讀書，有些人教門知識淡薄，“非讀書之過”。“故經不通儒，不能明修齊治平之大道；儒不通經，不能究原始要終之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