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

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

朱召鈞曾經是上海一個教堂的執事。解放後，上海教會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職人員都被當作異己份子抓起來，鎮壓的鎮壓，判刑的判刑。作為極少數沒有受牽連的神職人員， 朱召鈞繼續留守，侍奉上帝，終於被政府派進去的一個同事告發，判了十二年徒刑。他說他們先送他去了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然後調到這裏。我問他是不是還有每天禱告的習慣，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反問，“你是不是認為禱告非要有一種表面的形式，就像你拉小提琴似的？”…

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

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它的無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實現標準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的一致性，它和現代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有效身份(公民)的聯系，這些都要求我們把集體身份認同放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去細加審查。這本來應當是文化批評的題中之義，因為文化批評乃是涉及政治、社會的文化觀察和評價，而它的目的則更是與特定歷史時刻中的政治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我在這裏特別把公民性提出來，是因為作為具有社會、政治、文化意義的行為，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必須在公眾空間中才能表現出來。以公民身份從事的文化活動是一種社會參與，也是一種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性活動。…

由此也就不難認識共同體內有效身份認同的第二個條件，即主權國家及其社會的民主政治空間。有效的身份認同取決於在國內是否存在一個提出、討論和協商集體身份的公眾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中，公民們才能決定他們的共同體應當具有怎樣的社會政治結構(或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對於共同體的公民性認同來說，國際和國內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從構建性身份的價值取向來說，文化批評在國際間的自我肯定必須以共同體的自我構建和完善為目的，否則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近年來，在涉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種種討論中，尤其是以西方為相對參照點的本土文化問題討論中，共同體身份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現出來。它特別體現為文化共同體的“我們”是什麽樣性質的集體主體這個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某些文化論者以及他們為之代言的群體身份還大多停留在觀念模糊的“中國人”的層次上。作為中國文化參與者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一種集體身份呢？具有這種身份的人們又處在一個什麽性質的共同體之中呢？這種共同體是否能僅僅從“文化”特性得到界定和說明？怎麽樣性質的共同體身份才能保證這種身份的擁有者進行有效的文化參與？有效文化參與又和共同體存在的哪些其它方面有關？文化討論的深入已經把這一系列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在本文中，我想就這些問題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共同體身份認同：存在和“好”的存在…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幹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我的回答是果斷掏出腰包。提了這半斤高粱我掃了一眼周圍，小飯店有七八張方桌沿兩側排列，中間有一張圓台，上面放著一盆花。顯然，圓台面平時不用，有一盆花作點綴，使這個鄉野飯店有了一些會客室的氣氛。我看到裏面還有一間，那裏只有一張方桌。走進去才發現這一間跟外面的大間沒法比：沒安天花板的房頂吊掛著四五個長短不一的蜘蛛網，沒有鋪設地板的方磚地顯得潮潮的，油膩的墻壁和中間的突出部分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間。但是我終於認出這個突出的部分就是我們每天從山頂上看到的飯店煙囪的內部。不用說，隔壁就是廚房。煙囪的一邊貼了一張寶像，笑對我面前的方桌。方桌的台面太油膩，還積了一層灰。兩張椅子中的一張已經沒有了靠背，另一張，下面少了兩根橫擋，一坐上去就發出吱呀一聲。來回晃了兩晃，…

指導員在他的辦公桌前專心地喝著茶。他的黑色的大辦公桌跟判我刑的審判長的辦公桌完全一樣。指導員顯得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只顧輕輕搖著頭，吹著呷他的茶。作為一個老犯人，我知道應該在政府幹部面前怎麽做。不要觸怒他們。耐心地站在一邊等他們，但是絕不能讓他們來等我。指導員的臉完全給擋住了，因此我捉摸不透他現在的心情，只能耐心等。最後他放下了茶杯，說，“過來。” 我聽出他的話裏不祥的預兆。我走過去直挺挺長在他的桌前，憋住呼吸。

“知道今天刑滿了？”他說。

“是的。”

“在想些什麽？”

我張開了嘴，可是講不出一句話。…

幾個月以前，我從新華書店裏買了一張毛主席像回到家裏就掛在我小房間的墻上。那天晚上我邀了幾個玩樂器的朋友來家裏小聚。坐定後，就開始喝酒。兩杯以後我就開始罵居委會主任吳家姆媽。就是她每天催我去買寶像。還記得她第一次跨進我的房間的時候，看著光光的墻壁那副吃驚的樣子。她看看墻又看看我，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說，“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居委會所有人家的墻壁上都掛上了寶像。就你這裏還是空空的，像話嗎？” 兩天後她又來了，看著我小房間的白墻板起臉，說，“下一次我再來一定要看見寶像掛在墻上。” 第三次她進門，我正好在練琴，還有三個朋友坐在一邊聽。只聽見她在我們的身後大叫，“別拉了。馬上去給我請寶像進門，不然我真要讓你領教領教無產階級專政！”…

幾小時前就得到消息說要傳我去管教辦公室領我的釋放證。一旦拿到了它，我的刑期就正式結束。我就能從大鐵門裏跨出去，重獲自由，自由地在小島上選擇一家飯店，進去吃一飽。我餓壞了，所以現在高興不起來。

昨晚睡不踏實，做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夢，醒來卻一個也記不得，不知是什麽預兆。在床上躺不住就來到了水泥場上，空著肚子等了快十個鐘頭。

釋放犯人一般放在吃中飯前。在刑滿的這一天，按這裏規矩，他們得讓出他們的早餐，兩木勺一比八（一份米，八份水）的粥，給同組的犯人們作添頭。反正他們自己一出去就可以去飯店裏飽餐一頓。…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表現特別突出。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向。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小說欣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稱：“除了母語教學、人文內涵、藝術技巧等，我們更關注‘閱讀快感’——讀小說，如果味同嚼蠟，那將是極大的失敗。”其實，不僅是選修課，語文課本都得考慮學生的閱讀趣味。記得小時候新學期開學，最期待的就是領到語文課本，然後搶先閱讀，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今天談教育，最響亮的口號，一是國際化，二是專業化。這兩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犧牲“母語教育”或“中國文辭”為代價，則又實在有點可惜。

110年前，具體說是光緒29年（1903）11月，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在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時，在規定“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全勤習洋文”的同時，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之所以刻意凸顯“中國文辭”，不是基於文學興趣，而是擔心西學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此立場曾被批得“體無完膚”，今天看來頗有預見性。



一、閱讀與寫作課：國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課，我們還在由大學“自作主張”…

於是像一個癡情漢似的，我一有機會便守候在西瓜皮提供的砍柴女的必經的路口，無奈時間不對一次也沒有看見她。倒是給西瓜皮這小子看出了我的心事，就更加火上添油。

“沒有用的，”他說，“說你吃不了就是吃不了，還是不見為好。” 見我動怒，他就更來勁。“不是我小看你，你要真見了她，怕你大腿打哆嗦。老楊那麼大的身坯還常常向她討饒呢，我們在門外不是都聽到過嗎？咱兩扳過手腕，誰也贏不了誰，可老楊能讓我兩只手。不服不行啊。”

終於有一次回到小棚天還沒黑。西瓜皮拉著我就往後山跑。“看那邊，”他指著山坡下面的一條通往村落的小徑，說。“最後第二個，背著深顏色竹簍的就是你要看的人。”…

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們從采石工地西山壁一個爆破後顯露出來的泥洞裏，發現了古象的化石。根據一根水桶那麼粗，三米多長，保持著本色，像一把巨人的彎刀直刺地面的象牙，我大膽設想：這頭比上帝用七天的時間制造出互相爭鬥的人類早了幾百萬年的巨獸在它的滅頂之災降臨前的一刻跪了下來，把它那比監房還要高的頭放在地上，認了命。 當然，埋了這麼久，所有的細部和泥石結合成一體，看上去似是而非，借助想象才得出上述結論，並得到一些犯人的讚同。但是這遠古悲劇的殘留第二天一早被安全員張阿旺下令的第二次爆破從山壁上抹去，占全身一半的象頭以及身體的一大部分化成碎塊和石頭一起撒在泥洞前面的工地上。

晚到一步的黃教授雖已六十出頭，卻還雙目有神，精力旺盛，穿了一身灰色工作服，看得出做了大幹一番的準備。他捶胸頓足，掙脫了他的兩個年輕女徒弟的纖手，上前就要找人拼命。…

梅雨季節後的第一個晴天正好我們休息。一大早，監房前面的水泥場上就吵吵的，氣氛不由使我想起了家鄉的菜市場。喧嘩聲充滿了被兩層樓高的水泥墻圍住的空間，引起兩個站在墻外遼望塔上衛兵的注意。早起的犯人們手抱被褥，川流不息。此刻他們在雙人鐵床上根本躺不住，都想著找一塊好地盤等日出，曬被子呢。

同組犯人鬥雞眼從鐵架床下面把我推醒。“醒醒啦，”他在我的耳邊說。“我給你占了塊地。”不用說他剛晾好被子回來。

我很生氣。在殘夢中，我正想方設法留住我女友的臉。只有心境好的時候她才會在夢中出現，而她的出現又能使我在以後的幾天裏維持一種健康的心理。我睜開眼，準備叫他走開，卻記起是我自己昨晚要他一早叫醒我的。…

在鐵門外面等他好不舒服。沒有一塊蔭涼的地方，烈日烤著我光光的後腦袋瓜子和後背。滿臉是汗。正想罵娘，卻見老計出來了，一言不發走到我們邊上。我可大吃了一驚，驚得忘了發脾氣，因為他穿上了筆挺的西服。他剛才說進去換衣服時我可沒料到他會在大熱天穿上這樣厚實的料子禮服 。管教員同樣吃驚不小。他看了老計一會兒就問他，“你不會想你要去參加 宴會吧？”

真的，老計看上去就像是赴宴的貴賓似的一本正經，跨著均勻，煞有架式的步子走在我們的邊上。只是他衣服的前胸早已濕透。

看著他，我禁不住打了個哆嗦，仿佛覺背上的汗在嘩嘩地流。老計一定腦子出了問題才會在這樣的大熱天穿上厚實的西服。

”你這是怎麼回事啊？“管教員再次問他，就像老計是個瘋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