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們從采石工地西山壁一個爆破後顯露出來的泥洞裏，發現了古象的化石。根據一根水桶那麼粗，三米多長，保持著本色，像一把巨人的彎刀直刺地面的象牙，我大膽設想：這頭比上帝用七天的時間制造出互相爭鬥的人類早了幾百萬年的巨獸在它的滅頂之災降臨前的一刻跪了下來，把它那比監房還要高的頭放在地上，認了命。 當然，埋了這麼久，所有的細部和泥石結合成一體，看上去似是而非，借助想象才得出上述結論，並得到一些犯人的讚同。但是這遠古悲劇的殘留第二天一早被安全員張阿旺下令的第二次爆破從山壁上抹去，占全身一半的象頭以及身體的一大部分化成碎塊和石頭一起撒在泥洞前面的工地上。

晚到一步的黃教授雖已六十出頭，卻還雙目有神，精力旺盛，穿了一身灰色工作服，看得出做了大幹一番的準備。他捶胸頓足，掙脫了他的兩個年輕女徒弟的纖手，上前就要找人拼命。…

梅雨季節後的第一個晴天正好我們休息。一大早，監房前面的水泥場上就吵吵的，氣氛不由使我想起了家鄉的菜市場。喧嘩聲充滿了被兩層樓高的水泥墻圍住的空間，引起兩個站在墻外遼望塔上衛兵的注意。早起的犯人們手抱被褥，川流不息。此刻他們在雙人鐵床上根本躺不住，都想著找一塊好地盤等日出，曬被子呢。

同組犯人鬥雞眼從鐵架床下面把我推醒。“醒醒啦，”他在我的耳邊說。“我給你占了塊地。”不用說他剛晾好被子回來。

我很生氣。在殘夢中，我正想方設法留住我女友的臉。只有心境好的時候她才會在夢中出現，而她的出現又能使我在以後的幾天裏維持一種健康的心理。我睜開眼，準備叫他走開，卻記起是我自己昨晚要他一早叫醒我的。…

在鐵門外面等他好不舒服。沒有一塊蔭涼的地方，烈日烤著我光光的後腦袋瓜子和後背。滿臉是汗。正想罵娘，卻見老計出來了，一言不發走到我們邊上。我可大吃了一驚，驚得忘了發脾氣，因為他穿上了筆挺的西服。他剛才說進去換衣服時我可沒料到他會在大熱天穿上這樣厚實的料子禮服 。管教員同樣吃驚不小。他看了老計一會兒就問他，“你不會想你要去參加 宴會吧？”

真的，老計看上去就像是赴宴的貴賓似的一本正經，跨著均勻，煞有架式的步子走在我們的邊上。只是他衣服的前胸早已濕透。

看著他，我禁不住打了個哆嗦，仿佛覺背上的汗在嘩嘩地流。老計一定腦子出了問題才會在這樣的大熱天穿上厚實的西服。

”你這是怎麼回事啊？“管教員再次問他，就像老計是個瘋子似的。…

老計張了嘴，卻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好容易才說，“我不是那意思。我想請你和陳傑再幫我一次。這次除了你們，誰也幫不了我。”

“很抱歉，” 我說。“我們幫你幫得還不夠嗎？”

“就在我把我的西服以九斤炒米粉的代價賣給童三元的時候，我還想著我不該這樣做啊。要是我老婆知道了，指不定多傷心呢。我現在決定了，一定要把衣服換回來。可這事兒我一個人辦不了，” 老計急促地說，好像我是他的最後靠山似的。

我馬上就做出決定，把陳傑叫到了水泥場上。在一個昏暗的角落我們商量著對策。我們都忘了中午不愉快的一幕，專心地考慮把衣服拿回來的辦法。老計自感沒臉，就默默站在一邊。…

如果我們把堅持人類尊嚴和普遍人權道義準則作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麼堅持這些原則的媒介知識分子便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媒體工作職業。一個媒介工作者能否稱得上是“知識分子”,看的不是學歷,也不是單純的“專業水準”,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還是圖像，而是他的社會關懷和價值立場。無論是使用文字還是圖像，知識分子發表言論，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所以媒體知識分子一定同時也是公民知識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現真實,也可以混淆視聽,弄虛作假。言辭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獨立思考、冷靜決斷,也可以使人頭腦麻痹、人雲亦雲、狂熱盲從。這兩種文字和言辭的不同影響(當然還包括種種處在這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混合影響),都直接與文字使用者的價值立場用關,也都屢屢發生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圖像的使用也同樣具有兩面性和曖昧性。…

布魯麥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國家慶典時,電視向公眾展示神情堅毅、掛滿勳章的將軍,提示歷史的光榮和軍事機器的強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圖象則可能在作另外一種提示,提示戰爭的人性代價和暴力鐵血機器對人的敗壞。［註33］圖象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爭論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多媒體時代的今天,圖象不只是在電視中展現,而且還在網絡和其它空間中展現和傳遞。在網絡傳媒的各種信息中,圖片的點擊率往往是最高的。當然,網絡上大量的圖象僅僅是消遣性的,並沒有公共信息的價值。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強權敵視和壓制的嚴肅公共信息圖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審查刪除的藏身之地。…

貝耐特對新聞從業者也有五條建議，總的原則是要有公共社會問題意識, 不要把註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娛樂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問題談問題,不要把公共問題個人化，不要把官員個人的日常活動當作最重要新聞來報道。第二,要關註並幫助形成公共議題,在客觀報道之外,還應該有自己的觀點。第三,避免使用陳腔濫調、口號式的語言,更不要粉飾太平、阿諛權勢。第四,要為普通受眾著想,使用清晰明了的術語,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幫助受眾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簡化事實。第五,在敘述故事時,應該點明故事背後的社會問題,並提供解釋，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註42］…

許多媒體研究者和批評家都特別關註那些阻礙公共問題思考的媒體邏輯或認知思維方式。他們認為,電視裏的“商品化”、“說故事”、“看圖”、“個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別有害的。“商品化”讓人覺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質性的,只要有錢,沒有不能解決和滿足的。“說故事”總是運用程式化的老套子，盡量把人物和情節化簡,以敘述代替分析和評價。“看圖”則是把註意力放到眼前,社會問題再大、危機再深,只要沒圖象,皆可眼不見、心不煩。“個人化”把一切化為可敘述的個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導人們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階級、制度、結構、權力分配、社會公正,等等。”［註24］

在所有這些被視為阻礙公眾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維的圖象化最遭詬病。圖象時代的公眾對政治現實的認識已遠不如文字時代的公眾。格拉博（Doris A…

媒介研究者對文字和圖像關系的討論,有的涉及電視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圖象關系,有的則涉及電視圖象媒介對其它傳統文字媒介的影響。〔註５〕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波爾丁(D. Boortin)在《圖象:假事件的引導》一書中就已經開始了對電視圖象的詰難。［註６］從那以後,便不斷有論者重申褒文字、貶圖象的媒介批判立場。許多論者認為,電視圖象根本不適合嚴肅話語,唯有文字才是討論公共政治、政策、公共價值和公民事務的必要話語。他們批評電視敗壞了公共討論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話語的理性。〔註７〕…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在舊金山灣區播放由伯恩斯（Ken Burns）導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戰紀錄片《戰爭》(The War)。開始播放當天,《舊金山紀事報》在頭版上刊登了諾爾特（Carl Nolte）介紹此紀錄片的文章,題目是《老兵說,沒有紀錄片能捕捉經驗》。［註１］這個看起來象是反宣傳的題目,連同一整版對許多二戰老兵的采訪,提出了一個與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話語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當今最重要的電視媒介,它的圖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麼樣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

聽了老康的話，輪到我不由得一楞了，豈止發楞，甚而打了個激靈。我一時還拿不準剛才自己的舉動是不是傷害了老康的自尊心，但老康這句話肯定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既然我們是多年的老同學，既然談及的又是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我就沒必要用沈默來虛與委蛇。於是，我不客氣地回敬他說：

“讀書無用的觀點，‘文革’中流行過；商品經濟大潮湧來時，它又如同沈渣一樣泛起過；甚至今天也還有人這麽說，但我絕沒想到會是出自你的口中！”

我本想多說幾句，一看老康的臉上已經憋得通紅，而且像個自知犯了錯的小學生一樣掉過了頭，就不忍再說了。接下來是足足三分鐘的沈默。為了緩和一下氣氛，我套用了當年老康向我傳授寫論文秘訣時的一句話：

“也許，是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吧。也許……”…

幾年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8點鐘都準時到報社點個卯，看看信，喝杯茶，然後再出去采訪。這天，我剛一落座電話就響了。

 “你好，我是《社會生活》欄目記者。”我拿起話筒，習慣性地先自報家門。

對方沒顧上答話，先自格格笑起來。我聽出是林虹的聲音，又問：

“有什麽好事兒？”

“請大記者明天晚上來我家吃涮羊肉，順便給我們新裝修的房子提提意見。”

“應該說讓我到你們的新房開開眼，順便蹭頓涮羊肉，——老康哪，還那麽忙？”…

次日晚上6點5分，我如約敲響了老康的家門。

他們似乎猜到了我會準時到來，已經把所有房間的燈——吊燈壁燈射燈吸頂燈，甚至台燈——都點亮了，好像要給我個驚奇，給我的第一感覺留個深刻的印象。我進屋後也果然情不自禁地驚呼道：

“哇——，簡直像個佛堂！”

開門的是林虹。聽了我的感嘆，她反問一句：

“大記者，你用個什麽詞不好，怎麽偏偏想起拿佛堂來和我家相比？”

“你家的燈光效果，讓我想起了在畫冊中看到的紮什倫布寺的金碧輝煌。”我開玩笑道。…

9月15日，晚上的思想改造課結束後老劉獨自在水泥場上溜達，感覺焦慮和失落。

第二天早上他走進管教辦公室時，孫指導員正在抽煙。

“指導員，他們怎麽說的？”

“太遲了，”指導員抽完了最後一口，說，一面把煙蒂狠狠按在桌子上的玻璃煙灰缸裏。“我把你的小本子給了他們，並且把你對我說的對他們說了一遍。但是他們已經把材料報到省裏去了。換句話說，沒人幫得了。”

“但是他是一個患精神病的人，”老劉忍不住叫起來。…

這個故事我首先從看守所和我同關一個號子，講話慢條斯理的何征那裏聽到，然後又聽在留場中隊認識的老劉講起。老劉曾經是一個精神病醫生，有四十五六歲，頭發已經開始往上禿。一想起他那好奇的眼睛，有一點鷹鉤的鼻子和低沈的嗓音，即便處於愚氓的包圍中也不會覺得孤寂。

晚飯後，水泥場上人來人往。大約三十多個犯人圍在靠近高墻的長條洗碗槽洗碗，另外有三十多個犯人聚集在水泥場裏角的報亭周圍。老劉夾在洗碗槽前面的犯人中間，顯得局促不安。他的手在微微地顫抖，嘴裏像一個喪失理智的人那樣喃喃自語。

“你怎麽啦，劉醫生？”同組犯人何征問他。

“沒什麽，沒什麽，”老劉輕聲回答。“什麽都完了。”…

我站在山頂望去，一百多米下火柴盒大小的手推車穿梭在通往碼頭的車道上。風鉆的吼叫和采石工地犯人們的喊聲在懸崖陡壁間回蕩。模糊的、桔紅色的太陽剛剛躍出天際，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一片血色。晨霧在消退，清涼的露珠中彌漫著秋天的氣息。

身後，緊靠酷似一頭野性發作的公牛的巨石，是我的新組員們忙著往他們的車裏裝泥。他們的粗話加號子不時提醒我在基建中隊的那段舒服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真不知道還要過多少天才能重新適應這群面如土色的犯人們的喊叫，適應這裏的生活以及最令我擔心的這裏的定額。自從我春天離開采石中隊這段時間裏定額已經上調了百分之十。在基建中隊過了幾個月輕松日子，神經已經松弛慣了，現在回到這裏，且不說神經突然又繃得緊緊的，還要幹苦活完成指標，簡直不可思議。張指導員考慮到我需要時間來調整和適應，就把我暫時安置在老弱組。他告訴我如果我繼續留在基建中隊就肯定會受到嚴重的處罰。他指的是“ 毒草 ” ， 四本被我用毛選的紅封面包起來的…

顧幹部顯然聽懂了李明初的風趣，笑了。他向左右看了看，很有禮貌地問地方幹部還有沒有什麽補充的。聽他們說沒有什麽，就合上了他的公文夾，宣布會議結束。看起來風暴已經過去，因為從省裏來的幹部沒有向大家預料的那樣宣布給李明初加刑或其他處罰。碰巧第二天李明初的老婆來探視。從中隊部辦公室回來的時候，他變成了另一個人。就像剛剛從噩夢中醒來似的，他伸著懶腰，深深地打著哈欠，一度甚至還哼起了久違的小曲。

“你忘沒忘我入監中隊有那麽一段時間，在我老婆來看我以前，我說，差一點想上吊？”他問我。

“當然記得。第二天正好是個休息天，”我說。“我們這批人都聚在那裏的水泥場上看你嚼炒黃豆。”

“我也記得清清楚楚，”他說。然後湊近我說這次他老婆又帶來了炒黃豆，並許諾晚上給我一些。…

吳德棟的眉頭皺了起來。散了會在廁所裏他對高顯根和我說，“說實話，我自己根本不知道在夢中說了些什麽，問了別人才知道的。”

“那你的故事是編的？”高顯根說。

“可我再也編不出來了，要是我再說了不該說的夢話怎麽辦？”

“想辦法把你的嘴封起來，” 高顯根開玩笑地說。

不想一句玩笑話啟發了他。睡覺前，我發現吳德棟一臉的沾沾自喜，雙眼瞇成一條縫，眉毛向兩邊展開，仿佛剛從美夢中醒來。…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傳到了中隊管教辦公室，只有張指導員在那裏。訓斥一番自然免不了，可是語氣中聽得出帶有幾分讚許。他說他已經知道昨夜發生的事，還說我沒有破相。很明顯他對於“老警”的專橫跋扈早就不滿，礙著陳指導員的面子不說而已。現在見我把他收拾了，張指導員當然樂意。訓完話，他隨即命令我去總部警民聚餐大會擔任跑堂。見我不解，他說，“這份好差使本來屬於張國鈞，如果他不把自己的鴨子給煮了的話。” 他的意思是“老警”把自己的肥差砸了。

每年這時候勞改隊總部就邀請島上所有的重要人物來總部聚餐。島上所有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從鎮長，書記到小學老師，到郵遞員以及他們的家眷都屬於邀請對象。聚餐不是一頓，而是一天，以豐盛的午餐作為高潮。…

盡管如此，兩人一致認為殺豬跟繡花一樣，是一門精細講究的藝術。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一個拿針線，一個握屠刀，八桿子打不到一塊，其實道理是一樣的，都講究眼力和細膩的手指功夫，”政委微笑著對上海女青年說。

正在這時候一個身穿深灰色毛式制服的年輕幹部來到屠宰場，對政委行了一個軍禮，然後轉身催促屠夫趕緊把豬殺好。

“離大廚開鍋炒菜不到一個小時了，你居然還篤悠悠地吹牛皮，”

“報告政委，這位幹部是——”老鐘問政委。

“他是具體操辦宴會的王幹事，”政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