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一文，成為最早探討明代建文朝歷史文本的專論，對相關書寫在明代的發展概況有所釐清，並廣泛為後繼研究所引用，影響深遠。34牛建強的這篇論文為建文朝歷史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使相關書寫的專題研究出現成為獨立探討項目的可能。然而另一方面，這種綜合性評述雖能呈現相關發展的整體趨勢，對後續研究的影響也往往較大，但其考察通常不及單一著作研究細緻，而須依靠後者的修正。該文有部分推論似乎就因過於武斷、缺乏有力證據或詳細考察，而出現一些錯誤。如牛氏沒注意到宋端儀《革除錄》已收入其筆記《立齋閒錄》中，便以為此書不存在，作出「《革除錄》應為未成之作」的結論，從而抹殺了後者於建文朝相關史籍編纂歷程中的開創地位。35

目前臺灣學界對建文朝歷史書寫研究較深入者，應是中央大學的吳振漢。他在 2002 年發表的論文〈明代中葉私修國史之風探析〉，即將重心放在明代弘治到嘉靖年間建文朝相關史籍的探討。全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官史述及靖難事處多誣、天順朝以降言禁漸解、重要史料的發掘等方面，說明私修國史風氣盛行的背景；第二部分先交代洪熙至成化年間的政治弛禁，再介紹弘治到正德年間靖難歷史書寫的具體成果；第三部分則談嘉靖年間的相關史籍。36吳振漢在牛建強的基礎之上，將相關發展的政治背景和弛禁過程作了更詳細、完整的介紹，對該時期各文本的內容、成就與史料價值也有所探討。吳氏往後也開始考察個別靖難歷史文本，甚至指導研究生撰寫相關的學位論文，容後再述。

至於現階段明史學界對此領域研究成果最豐且提倡最力者，則是師事南炳文、目前任教於天津師範大學的吳德義。其博士論文《明代建文史學研究》是現有成果中最全面、深入的一部，並將於近期以《明代社會與建文史學》的書名正式出版。她在書中提出「建文史學」的概念，對明代相關史籍的書寫作了系統性的討論，為其整體發展建立較以往更清晰、完整的架構，研究範圍甚至延伸至過去較少談及的南明和清初明遺民。37論文的副產品《建文史學編年考》則於2009年出版，將目前所知與建文政權有關之史事和史料作了編年及概略介紹，為從事相關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38

之後，吳氏除繼續宣揚「建文史學」的概念，並投入對清代建文史學的研究，也開始針對建文朝歷史文本中較重要的幾部作進一步討論。她在〈試論建文史學〉一文中指出，明清時期大量史籍、史料的產生與發掘，已足以建构「建文史學」的命题，並為其命題劃定範疇，包括建文書法、建文史觀、建文歷史建構、建文史籍的編撰等方面，認為此類研究將有助於從不同於以往的角度，更深刻地把握明清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脈絡。39

33 楊豔秋在探討建文朝歷史書寫時對他人研究的依賴，也表現在其對相關文本不夠熟悉的情況上，如將萬曆年間重要著作《建文朝野彙編》編者屠叔方誤作「屠方叔」。參見楊豔秋，《明代史學探研》，頁 222-224、227-228。

34 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史學月刊》，1996 年第 2 期，頁 32-38 轉 25。另外，牛建強於同年亦曾於期刊《史學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上發表〈明代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考述〉一文（頁 41-47），但所述內容與〈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大致相同，差異僅在篇幅較少，文章架構也較不完整，故將之視為重複之著述，不予提及。

35 牛建強的這篇文章在細節上還有一些地方不盡正確，如對正德年間王鏊《守溪筆記》中與靖難史事相關記載的介紹。根據萬曆年間沈節甫輯纂之《紀錄彙編》中收錄的版本，《守溪筆記》有一條目曰「平都司」， 記載了平寶兒的事蹟，該人曾於建文年間白溝河戰役中與太宗交戰，靖難後降附而為北平都司，後來因白溝河事「畏而自縊」。但在牛建強的研究中不但誤作「平賽兒」，並僅以「白溝河大戰中奮擊燕王的無名英雄」介紹之，恐有斷章取義之嫌。參見［明］王鏊，《守溪筆記》，「平都司」條，收入［明］沈節甫編，《紀錄彙編》（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5），卷 124，頁 1175b；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史學月刊》，1996 年第 2 期，頁 32-38 轉 25。

36  吳振漢，〈明代中葉私修國史之風探析〉，《史匯》，第 6 期（2002.8），頁 1-11。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