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研究者對明代整體歷史多缺乏了解，故探討問題時很少留意政治、社會背景等因素，論述上也尚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26不過另一方面，這些論著對地方建文傳說的蒐集和整理、對方志、族譜、遊記等材料的運用，以及對各地「建文遺跡」和「遺物」的考察，對民國以後建文朝歷史記憶及其地域差異的探討，仍頗具貢獻。27

包括《明實錄》等官書在內，述及靖難與建文朝史事的筆記和專著，在探討該段歷史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當中也不乏記載謬誤、模糊與存疑之處。隨著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衝擊和反省，史料開始被視為一種「文本」，其敘事結構、書寫傾向和取材來源亦成為必須釐清的問題。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因此變得重要。此類研究的價值不僅在於鑑別相關史料，發掘其中可利用的各種資訊，更能讓研究者瞭解這些文本及相關論述是如何形成，從而釐清明人對建文朝'歷史的認知與評價，有助於探討該段歷史在明代及之後的     建構，以及相關歷史記憶的形塑。事實上，建文朝相關史籍的研究，可說是明史學界近三十年在建文朝歷史研究方面，成果最豐碩的領域，且至今仍在持續發展，方興未艾。此研究領域之形成與發展，實和學界對明代史學發展的重新檢視有關。雖然檢視的角度和關切的問題各有不同，但目前此類研究的學者多以史學史見長，而相關討論也大致停留在史學史的範疇。迄今涉及明代靖難歷史書寫問題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將之視為明代史學的一部分，由史學整體發展的脈絡出發，予以較簡單的觀察；二是將靖難歷史書寫視為一個獨立、專門的課題，探討其發展過程和特色；三是針對個別作者或著作進行較深入的考察，發掘其自身的貢獻與特殊性。

明代史學研究者之所以投入建文朝相關歷史書寫的探討，往往是為了重新對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及其成就進行檢視和評價。因此，將靖難歷史書寫視為明代史學的一部分加以考察，成為早期相關研究較常採取的途徑。另外，在學界扭轉以往對明代史學之負面態度、致力發掘其貢獻與價值的過程中，野史的再評價是關鍵之一，加上涉及靖難歷史書寫的文本多為野史著作，使野史研究成為相關研究中的先驅。這些研究雖不是以記述靖難或建文朝歷史的文本為主要探討對象，卻讓學界開始留意到此類文本在研究上的潛力和價值。最早論及相關議題者，是姜勝利於 1987 年發表的〈明代野史述略〉，文中將明代野史的發展過程做了初步整理和分期，除點出各階段之特色外，也透過詳細的舉例加以說明，當中亦包括記述靖難史事的著作，對後續的研究頗具啟發性。28廖瑞銘 1993 年的博士論文《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即是在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專著，藉由探討明代野史重新評價明代史學，雖然成書時間較早，但內容已頗為全面。廖氏為明代野史發展所作的分析，恰好為建文朝相關史籍之研究提供了史學方面的背景脈絡，書中提到的蘇州文苑掌故筆記書寫，以及官書和野史的互動問題，也是過去史學史研究較少注意的層面。29

26 如何歌勁《建文帝之謎》一書，利用地方族譜和民間口述資料，認為建文帝最後落籍湖南湘潭。明史學者毛佩琦在為該書寫序時，雖然肯定其對大量文獻資料、民間傳說的引用，以及透過全新材料另闢新說的成就，       卻仍指出論述中上有不少問題未能釐清，因此尚無法證明其說屬實。參見毛佩琦，〈序〉，收入何歌勁，《建文帝之謎》（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

27 如何歌勁《建文帝之謎》一書中，便在附篇大致介紹了目前關於建文帝下落的各種說法，同時也進行了簡要的分析，該書中對民間詩文和族譜資料的運用亦是在其他類似著作中較少見的。2010 年，主張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的馬渭源，則在何氏的基礎上，對明清建文帝出亡傳說進行了再整理，範圍較前者略有擴充，但內容稍嫌簡略。此外，約在同一時期，福建寧德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們集結出版兩冊《建文帝研究論文集》，透過對當地「建文遺蹟」的考察，試圖證實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的說法。參見何歌勁，《建文帝之謎》，頁 125-229； 馬渭源，《破解六百年第一謎案：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寧德！？》（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 61-66。

28  姜勝利，〈明代野史述略〉，《南開大學學報》，第二期（1987），頁 37-44。

29 廖瑞銘這本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於 2009 年編入花木蘭出版社「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叢書，正式出版。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