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部著作，都是將靖難書寫置於明代野史發展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為其可能呈現之特色就史學發展的角度給予解釋。然而比較可惜的是，由於靖難野史書寫只是其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故往往成為整體論述中的一個輔證，在呈現上流於片段、零星，無法看出此類書寫於明代的變遷歷程、階段性特色。姜勝利的論文僅將這些文本用於舉例說明，自不待言，連在著作中已將「建文朝史」視作明代野史項目之一的廖瑞銘，也有類似的問題。廖氏的書中雖在談及明代正德朝以前的野史著述時，以專門篇幅介紹靖難歷史書寫的具體成果，但也僅止於此，在後面相關史籍編纂更活絡的時期，就未再於此方面著墨，甚至在嘉靖朝以後介紹的書目中，也沒有任何一本是以靖難歷史為主題的。

之後，在史學史脈絡下討論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在學界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相關討論漸轉向對個別文本的考察，或是靖難歷史論述本身發展脈絡的探討；而後續出版的明代史學史著作，也多未見此方面的敘述。直到楊豔秋於 2005 年出版的《明代史學探研》， 才又開始在史學史專著中，介紹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發展。該書是近年中國學界明代史學著作中相當詳細的一部，第五章第五節〈明代建文史籍的編纂〉，即專門討論以建文朝歷史為主題的文本，將明代相關書寫的發展分為正德朝以前、正德至嘉靖年間、萬曆年間、萬曆朝以後四個階段，約略介紹各個時期的特色及重要著作。30而書中其他段落也可見對個別靖難歷史文本內容的具體介紹，多少補足了該節以整體敘述為主所造成的簡化問題。然而，或許是因為該節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加上其研究基礎是以靖難歷史論述本身發展脈絡和個別相關文本的研究為主，因此該部分與全書的聯結反而不高，與其說是從明代史學整體發展的脈絡進行檢視，似乎更像將知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題來處理，31史學因素在建文朝歷史書寫進程各階段的影響力並不很明顯。若僅就該節來看，它更近似於對以往相關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非對明代史學發展之一環的深入探討。另一方面，雖是以明代史學及其發展為主題的論著，楊豔秋書中對其所謂「建文史籍」寫作背景的分析，仍以傳統由政治角度切入的方式為主，就這一點而言，其成就反而不如廖瑞銘的研究成果了。

將建文朝歷史書寫視為明代史學的一部分，這類研究的優勢，在於能從明代史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來進行檢視，有助於瞭解其在明代史學中的地位，以及相關史籍產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因素。這點在廖瑞銘的研究中有較突出的表現，他在探討野史文本生成的原因時，考慮了許多文化層面的現象，例如明代文人的鄉土關懷，以及筆記作者的文化交遊網絡等。32相較之下，目前中國的明代史學史論著，在討論私纂史籍的生成與發展時，多將焦點放在史學和儒學思想的發展上，較少留意文人文化等層面。惟建文朝歷史書寫在此類研究中畢竟只是附屬於明代史學體系的一條支流，其變遷歷程和個別文本的差異，亦較難突顯。此外，在明代史學發展脈絡下介紹相關文本時，往往僅聚焦於其主要內容和基本論述立場，對其敘事結構和論點的形成則較少談及。楊豔秋的研究雖相當程度地解決了上述問題，但其視角已漸脫離明代史學的脈絡，而轉往獨立式專題的方向。這不僅透露楊氏在研究此議題時，對以往建文朝歷史書寫研究專著的依賴，33也顯示此種專題討論的形式， 已逐漸成為相關研究的主流方向。

30  楊豔秋，《明代史學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5 章第 5 節，〈明代建文史籍的編纂〉，頁 216-231。該節似乎還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許多中國的論文發佈網站都可查閱。

31 若從全書章節的安排來看，亦能發現這種傾向。該書第五章題為「以當代史勃興為特色的私家史學」，與明代建文史籍編撰一同被列入討論專題的著作項目包括「私修編年當代史」、「明當代人物傳記」、「經世文的匯編」等，而由編年史和人物傳記的書目中，都可發現屬於其所謂「建文史籍」的著作。參見楊豔秋，《明       代史學探研》，頁 194-216。

32  廖瑞銘，《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頁 42-47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