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你是否也熟悉這樣的場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電腦和手機；朋友聚會，不是敘舊，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課堂上，老師在講，學生在網上聊天；會議中，別人在報告，聽眾在收發信息。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歸結為“群體性孤獨”——我們似乎在一起，但實際上活在自己的“氣泡”中。我們期待他人少，期待技術多。不間斷的聯系，是否讓人類陷入了更深的孤獨？

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為了研究人與機器人之間的互動，15年來深入兩家養老院，對200多人進行了實地研究；為了研究人們的網上互動，與7家中學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學生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她通過研究發現，信息技術在給人們帶來溝通便利的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喪失了面對面交流的能力。特克爾認為，人們發短信、發郵件，上社交網站，玩電子遊戲，從形式上看人們之間的聯系似乎更輕松、更密切，但實際上卻更焦慮、更孤單。

《群體性孤獨》將電子文化的兩大趨勢在過去15年中的新變化、新發展進行了新的闡釋，將焦點集中在年輕的“電子土著”身上，這一代人的成長伴隨著手機和智能電子玩具。如今的我們既缺乏安全感、卻又渴望親密關系，因此才求助於科技，以尋找一種既可以讓我們處於某種人際關系中、又可以自我保護的方法。作者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如果我們既要享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又要擺脫信息技術導致的孤獨，就必須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一方面，我們要學會獨處，體會獨處帶給人們的好處；另一方面，朋友、親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對面談話、討論。

作者簡介：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自我創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學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博士。

采用“實地研究”和“臨床診斷”兩種方法，對人與信息技術的關系進行了長達15年的系統研究，被譽為網絡文化領域的“瑪格麗特米德”。

在哈佛大學獲得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博士學位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開始研究計算機文化，並成為人與技術關系領域首屈一指的社會心理學家。《連線》創始主編凱文凱利稱她為技術領域的“弗洛伊德”。

引言技術讓我們的關系更親密了嗎？

技術，作為人類親密關系的紐帶，如今已經成為人們從現實關系中解脫的工具。在諸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這樣的網絡虛擬世界中，你可以創建自己的虛擬化身、虛擬住房、虛擬家庭和社會生活。它的廣告大意是這樣的：“終於有這麼一片天地，讓你熱愛自己、熱愛朋友、熱愛人生。”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裏，許多人以虛擬化身的方式生存著。在這裏，他們比在現實生活中更富有、更年輕、更苗條、穿著更體面。同時，我們也深深迷戀著諸如機器寵物這樣的社交機器人。2009—2010年最受歡迎的節日禮物是一款名叫“豬豬鼠”的機器寵物，它比真實寵物更完美：可愛、反應靈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長生不老。

技術是極具誘惑力的，因為它能彌補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們的確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種。我們時常感到孤獨，卻又害怕被親密關系所束縛。數字化的社交關系和機器人恰恰為我們制造了一種幻覺：我們有人陪伴，卻無須付出友誼。在網絡世界中我們彼此連接，同時也可以互相隱身。比起面對面交談，我們更習慣於發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憂心不已的母親講述的這個故事，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我當時正在尋找一個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應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試她們，因為我認為這樣就能夠在她們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更好地考察她們，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當一個叫羅尼的人來應聘時，我立刻和她約定了面試時間。我來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為我開了門。室友是個年輕女孩，21歲左右，很專註地在她的黑莓手機上打字。她的兩個大拇指被繃帶嚴嚴實實地包紮著，小拇指上還夾著夾板，讓人看著都心疼。我覺得應該安慰一下她，就說：“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聳了聳肩膀，說：“沒事兒，我還能打字。”我告訴她我是來面試羅尼的，能否幫我敲敲羅尼的門告訴她我來了。這個女孩看上去非常驚訝：“噢，不行。我從不敲門，那樣太冒昧了，我會給她發短信。”於是，她發了一條短信給離她不到5米的羅尼。

這本書是我關於“計算機和人際關系研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在本書中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為何變成如今的模樣，我們是否滿意這樣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書《第二個自我》中，我探究了個人電腦的主體性問題：不要問電腦能“為”我們做些什麼，而要問電腦“對”我們幹了些什麼，對我們看待自我的方式、我們的社交關系、作為人的自我知覺有什麼影響。人們很早就開始借助互動式、反應式的計算機反思自我，思考人與機器之間的區別。智能機器是活物嗎？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兒童最可能將這類計算機物品視為某種“活物”——一個還在不斷進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虛擬化身》中，我將關註點從人類如何看待計算機，轉移到了人類如何在網絡空間塑造新的身份認同。而在本書中，我試圖展示技術將如何把上述兩本書中的觀點推上一個新臺階。

計算機不再等著人類來賦予它們意義。如今的社交機器人能與我們眼神交流、侃侃而談，並學著識別我們。它們向我們賣萌求收養，我們也想象著有一天它們能給我們回饋。如今機器人設計領域討論最多的話題正是關於陪護功能的研發。2010年夏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大幅報道了有關機器人教師、機器人伴侶、機器人醫師的新聞。微軟公司也演示了他們研發的虛擬人“麥洛”（Milo）。“麥洛”能識別那些與它互動的人，它的性格也在這樣的互動中逐漸形成。更給力的是，在向公眾介紹“麥洛”的宣傳片裏，一個年輕人在一個虛擬花園裏與“麥洛”玩遊戲，而在片子末尾，更讓人興奮的事情出現了：他在被父母斥責後選擇向“麥洛”大倒苦水。

我們不得不問，這些新興技術預示著什麼。一些人希望未來機器人能幫忙打掃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發明機器新娘。社交機器人是真實人際關系的一種替代，而網絡終端設備提供的計算機中介式社交，則是真實人際關系的另一種替代。當我們和機器人談情說愛、和智能手機難舍難分時，我們通過機器重新定義了自己，也重新定義了我們與他人的關系。人們將黑莓手機的上網功能視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這裏再也沒有寂寞和孤獨。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這麼描述她的蘋果手機：“就像袖珍書上有一個小型時代廣場，燈光閃耀，人潮匯聚，盡在其中。”當人類寂寞難耐時，網絡正散發著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們沈迷於此，則會錯失獨處的快樂。

機器人時代

2005年11月末，我帶著14歲的女兒麗貝卡來到坐落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達爾文主題展。從博物館門口那個巨大的恐龍骨架標本開始，我們就開啟了一場地球生命禮贊之旅，觀賞達爾文所說的“無限形體美麗至極”（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這些不計其數的生物標本如今已經寂然無聲，但它們卻是大自然進化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裏的印證。這裏是記錄達爾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場所，他的物種進化論是當代生物學的核心理論。這次達爾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悅和說服觀眾，同時給那些攻擊進化論的行為一個小小的回擊。

展覽入口處陳列著兩只巨大的海龜。它們來自厄瓜多爾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正是在那裏，達爾文展開了聲名遠播的進化論研究。博物館將這兩只海龜視為奇珍異寶。在充斥著各種塑料模型的博物館裏，只有它們是活的，而且和達爾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龜一模一樣。有一只海龜藏了起來，另一只則蜷縮在籠子裏，紋絲不動。麗貝卡仔細地觀察著這只海龜，若有所思，過了一會兒，她一本正經地說：“他們完全可以用一只機器龜的！”我大吃一驚，問她什麼意思。她說，如果海龜只是在博物館裏無所事事、一動不動的話，完全沒有必要費盡千辛萬苦，把它從太平洋的小島運到紐約。她十分同情這只海龜過著監禁一般的生活，卻對它的真實性無動於衷。

這一天是感恩節周末，觀摩的人們排了很長的隊，每個人都凍得瑟瑟發抖。我開始與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談。我的問題是：“你會在意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龜嗎？”這個問題馬上在無聊等待的人群中引發了熱烈討論。一個10歲的小女孩說，她更願意看到一只機器海龜，因為活的實在不怎麼好看：“這些養海龜的水看起來臟兮兮的，好惡心。”許多支持采用機器海龜的觀點進一步呼應了我女兒的想法：活海龜經不起折騰。一個12歲的女孩堅定不移地說：“看看這些海龜，它們什麼也不用幹，沒必要用活的。”她的父親看著她，困惑地說：“但是最關鍵的是，它們是真實的、活生生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達爾文主題展把生物的真實性問題放在了醒目位置，不僅展出了達爾文當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鏡，而且還有他用過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他第一次闡述進化論時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們面對遲鈍的、會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龜時的漠然態度，使這次主辦方關於“真實性”的賣點幾乎沒有什麼立足之地。這次在博物館的見聞，讓我想起麗貝卡7歲時的另一件事。那次我們乘船遊覽地中海，海水碧波蕩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畫。那段時間麗貝卡正熱衷於電腦上的模擬魚缸軟件。因此，當她發現地中海水裏有什麼東西在動時，興奮地指著喊道：“噢，媽媽快看，這是個水母！它看起來像真的一樣！”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他說他一點都不驚訝。因為當年迪士尼“動物王國”主題公園在奧蘭多市開張的時候，主要的賣點就是裏面養了各種“真的”動物——都是活體動物。然而，來到公園的第一批遊客卻對此怨聲載道，他們抱怨這些動物看起來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園裏的電子動物那麼“真實”：機器鱷魚拍打著尾巴，眨巴著眼睛，總之，它們能把鱷魚典型的活動展示得活靈活現。而真實的鱷魚，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龜一樣，反而不願意和人接觸。

我相信，在我們的仿真文化裏，我們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實性，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如何看待性愛一樣——是危險的、令人困擾的，是禁忌、也是魅力。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這個觀點。但是在博物館，我卻發現孩子們的立場令人不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真實性沒有內在價值，只有在實現特殊目的時才有意義。達爾文眼中的“無限形體美麗至極”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必須的。我又追問了孩子們另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展覽上把一只真海龜換成了機器海龜，你覺得有必要告訴觀眾嗎？”結果許多孩子告訴我沒有這個必要。對於是否告訴觀眾動物的真假，取決於“觀眾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為了實現某一特殊目的。但是，這些動物活著的目的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