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腳在中國社會，針對文化資本研究，或許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進一步討論。首先，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形成布迪厄所描述的法國式的文化分層社會，環境仍然是一個需要具體討論的經驗問題。換句話說，當代中國社會是否在文化潮流上已經形成了某種穩定的主流文化？如果是的話，那麽這種主流文化是否認可並獎勵特定的文化慣習以至於擁有這些慣習的個體可以獲得某種階層優勢？這種文化慣習是不是由特定的家庭培養出來的？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必然是肯定的。一方面，我們發現，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父母對子女文化品位方面的培養力度日漸加大(仇立平、肖日葵，2011；朱迪，2015)。另一方面，目前為止，很難得出結論，某種文化特質被大家普遍追求，從而構建出一種主流文化(Li，2021)。而且，此種文化特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換成物質性的回報，也需要打一個問號。

其次，與上述討論相關的是，布迪厄所討論的文化資本帶來的階層再生產，對整個社會而言，實際上帶來的是某種階層閉合和固化。因此，從制度設計和實施的角度來看，我們為了維持一個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需要形成某種機制來遏制文化資本發揮作用。這方面，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高考制度確實能夠發揮某種平衡器的作用。例如，已有研究對比了中國的“以分數定勝負”的高考制度和西方基於推薦信、自我陳述、標準化考試成績等一系列材料的綜合考評制度。結果發現，高考制度確實有利於弱勢家庭實現階層的躍升，並遏制文化資本的作用(Hu & Wu，2021)。這是因為在綜合考評制度下，很多材料的獲取和家庭背景以及文化資本相關，而這些恰恰是弱勢家庭所難以獲得的。因此，如果在充分考慮學生特長的前提下，維持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或許是阻止文化資本形塑階層差異的重要制度保障。

最後，在現有研究中，文化資本的作用往往通過教育過程晚期階段的躍遷體現出來(如是否能夠上大學)。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後期的教育公平問題實際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前期的教育過程。這種向早期階段追溯的思路對於中國社會的教育公平問題而言非常重要。這是因為，在教育過程的晚期階段，無論是父母還是家庭背景的作用都會非常有限，學生們為了準備高考，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與家庭分離的學校環境中。因此，在給定學校環境的情況下，此階段的文化資本作用或許有限。但是，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幼兒園和小學等早期階段，文化資本的作用更為突出。它或許決定了一個人能夠進入什麽樣的幼兒園，之後進入什麽樣的小學、初中乃至高中。順著這一思路，文化資本發揮作用的機制決定了學生的教育過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給定這個管道某一段的情況下促進學生完成躍遷。因此，抑制文化再生產、促進教育公平不應針對某一教育階段，而應當是一個全過程的公基事業 (Hu，Kao & Wu，2020)。

注一：學業成就與後文提到的教育成就為同一概念，在不同學者的研究中有不同的表述。

（愛思想 2022-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