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這位最怕爬樓梯的老教授又來了。一坐下他就聲明這回不是代表大學，而是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了解”的老朋友來對我進行一些規勸。他講的大都是戰後中歐的一些事情：瑪薩裏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聲音顫抖地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隨說隨戲劇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腕上的表說：“我後天飛倫敦。明天這時候我再來——聽你的回話。”對於我說的“我不會改變主意”的聲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個毛茸茸的指頭逗了一個搖籃裏的娃娃說：“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慮一下。”…

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復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冷得能把鼻涕眼淚都凍成冰。衣不蔽體的人們一個個踩著腳，搓著手，嘴裏嘶嘶著；老的不住聲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來。

最擔心的是隊伍長了。因為粥反正只那麼多，放粥的一見人多，就一個勁兒往裏兌水。隨著天色由漆黑變成暗灰，不斷有人回過頭來看看後尾兒有多長。

就在兩天前的拂曉，我聽到後邊吵嚷起來了。“‘大鼻子’混進來啦！中國人還不夠打的，你滾出去！”接著又聽到一個聲音：“讓老頭子排著吧，我寧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種取暖的辦法。…

語言是跟著生活走的。生活變了，有些詞兒就失傳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要是年紀還不到五十，又沒在像東直門那樣當年的貧民窟住過，他也未必說得出“倒臥”的意思。

乍看，多像陸軍操典裏的一種姿勢。才不是呢！“倒臥”指的是在那苦難的年月裏，特別是冬天，由於饑寒而倒斃北京街頭的窮人。身上照例蓋著半領破席頭，等驗屍官填個單子，就擡到城外亂葬崗子埋掉了事。…

凍麻木了的手，給熱水一燙，就刺痛起來。他洗出一只瓶子，照例要用那鬃刷子捅捅，迎著窗外的陽光照照瓶肚上的一塊亮光。這亮光常像座仙井似地映給他看許多止住他眼淚的景象。除了自己的面龐之外，他還看見許多他想見的親人。

當干凈的瓶子已經擺滿了五只桌子的時候，李頭兒又氣勢洶洶地進來了。這回他臉上那些條橫肉上又添了點如大仇將報時候得意的笑，用對即將執行槍斃的囚犯那樣的口吻對小蔣說：“掌櫃的請！”

這“請”字落在小蔣的心上，就是：“叫你滾！”

“差你幾天錢呀，小蔣？”一到賬房，掌櫃的就這麼破例用和藹的口氣說。…

上了橋頭，向北拐去，沿著蘆葦岸是一堵寫了鬥大黑字的白墻，那正是消磨他的時光和精力的劉氏牧場。

他踏進高門檻兒的車門，把口袋卸在東廂房，就撅著嘴走到後院兒去了。

這兒是他的王士：廣漠的人間，那麼寬，各處皆結了冰，只有這兒藏著他一點溫暖，一點慰藉。一拐影壁，便是一個嶄新的世界。空間會變成匈奴的地域，時間會裝成蘇武年代。塞北的腥羶味，纏綿的咩咩，飄滿了這塊給糞潤成焦紅了的羊圈。圈裏幾只有了兒孫的老羊，在刻滿了圖案畫似的蹄跡的地上，正散步著，且低了頭嗅著，神氣間活像是想從自己黑棗般的糞球中尋求些殘余的食料似的。年輕的羊們則多數擠在一處，有些或側著頭撞著那對小犄角，聽著那點足以沖破這沈寂空氣的脆響。…

送羊奶的夥計小蔣，像個仆仆風塵的北極翁，背著那條白口袋，沿著後海剛上凍的水溝向廠裏踱。坡上過路的人很稀，且還沒見一個體面人影兒。因為這天剛發亮的時節，正是多數穿長褂兒人的午夜呢！時間太早了些，連那些每早照例得由熱呼呼被筒兒裏鉆出來的買賣人，也還見不著多少出了門。小蔣卻不問季節，每天總照老規矩按時到廠。

他這人身體小小的，兩手卻異常粗大，說話時常常把雙眉聚斂起來，忽然又放開。得了點零錢時他也喝盅酒，拈一支香煙叼在嘴邊。精神不爽快，事情不順利時，就花上二十個大銅子，到後門楊半仙處去測個字，看看本月份命根同什麼有了沖犯。與同伴說笑話過分了時，便相互罵著，有時甚至揪打成一團。過不久，一切又像完全忘去，什麼恩仇也不在意了。…

蕭乾·我這兩輩子

您聽了準會一怔。我這一輩子還沒活完（也不知道我還剩多大一截兒！），哪兒又冒出個兩輩子來？是不是瞎起哄，要麼就是人還沒活到八十六，就糊塗啦？

您別急，我的好讀者。雖說我記性興許差啦，常丟三落四，轉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裏抓瞎轉磨；可謝天謝地，我一點兒也還不糊塗。不信，我吃著飯您硬把碗搶走，我準不答應；走道兒要是碰個坑兒崗兒的，我準老遠就躲開；要是跟我話裏有話，我還準聽得出來。要是有架機器能考驗人還清不清醒，我準及格，興許還來個滿分兒。您說，要是沒這麼點兒本事，我還能活到今天嗎？那麼哪兒來的這兩輩子呢？

您聽我說。倒退二十九個年頭兒——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氣的那會兒，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連日子也沒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時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國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陽沒影兒啦，世界變成了冰害兒啦。平常老實人忽然也齜起牙來——因為要是不，別人就朝你呲。滿市街掄著大刀，甩著屎棒。向來最惜命的我，最後也頂不住啦。我把偷偷攢下的一瓶安眠藥全從嗓子眼兒倒下去。得！那麼一來，我就沒氣兒啦，隨你們折騰我那屍首去吧，反正只要我還有口氣兒…

蕭乾·老北京的小胡同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裏出生並長大的。由於我那個從未見過面的爸爸在世時管開關東直門，所以東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時，每當思鄉，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個角落。我認識世界就是從那裏開始的。

還是位老姑姑告訴我說，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從“五七”干校回北京，讀完美國黑人寫的那本《根》，我也去尋過一次根。大約三歲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們家好像是坐西朝東，門前有一排垂楊柳。當然，樣子全變了。九十年代一位攝影記者非要拍我念過中學的崇實（今北京二十一中），順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張。

其實，我開始懂事是在褡褳坑。十歲上，我母親死在菊兒胡同。我曾在小說《落日》中描寫過她的死，又在《俘虜》中寫過菊兒胡同旁邊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夢。

母親去世後，我寄養在堂兄家裏。當時我半工半讀：織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畢業（1927年冬），因學運被變相開除，遠走廣東潮汕。1929年雖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學，但那時過的是校園生活了。我這輩子只有頭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

一個陰影爬上我的心頭。我做起一個噩夢，喉嚨梗得咽不下一口氣，眼睛熱得發燒。這麼一條英雄好漢，也將如花子一樣地由他那土炕上永遠地消失了嗎？

“媽，老黃並沒被狗咬著！讓他呆在家裏吧！”我滿懷是悔意。

“胡說！你要跟亂葬崗子的鬼一起住嗎？”

“可是——過兩天他會好的！”

“他已經死了！十五天以內，隨便哪天閻王抽個日子，就會把他折磨起來。他要咬一切人，不分親戚冤家。”

“媽，我準信他不會咬我的！他不會一下子變得這樣壞！”…

女人依然笑，且湊近我來。像對一個姨媽似地，我也湊了過去。

“別，她是瘋子！”長工用煙袋鍋子往女人手上燙，逼著她退出去，退到嘩嘩流著的檐水下，退到大雨瓢潑的田野裏。

她終於又立在檐水下了。雨，浸透了她的全身，落到地上。

我擡頭望著長工。我不懂他干麼那麼狠。我那麼苦苦地望著他，像是說：“讓她進來吧，雨那麼大！”但長工圓楞楞的眼睛卻死死地盯著女人的臉。…

在我度過的一些日子裏，避雨的經驗應算是最浪漫的了。

驟然間，天邊烏雲像是生了什麼無名的氣，密密層層地怒鎖著，黑壓壓的像是舉在空中的一個大黑巴掌。截在路上的人們就沒命地奔跑著，像與命運掙紮般地想憑腳踝的力氣逃出眼看將撲下來的襲擊。雷聲像在吶喊助威，由背後低低地沈重地轟來。人隨跑隨回頭望那獰笑著的黑雲，直到冰涼的雨點鉛珠似地墜到腦瓜上，墜到肩頭上。用手摸摸是雨嗎，手背上又連連地落了一灘。…

一到家，我就筆直向上房的廊下奔去。咦，花子不見了。

我一溜煙兒地跑到媽媽房裏。媽媽正坐在觀世音菩薩像前閉著眼，舉著一串菩提素珠念佛呢。一聽到我的腳步聲，就睜開眼，把我猛摟在懷裏。

“你知道嗎？”她低下頭，睜大了眼睛告訴我，“花子瘋了！瘋了！前街裏郵差孟家的孩子給瘋狗咬破一層皮，好好兒的孩子轉天就出了殯。”說到這裏，直好像我也將為它奪了去似的。“咱們以後不准再養狗了。你明兒還是坐口兒上小劉的車上學吧！”說完她狠命在我脖頸上親了一下。

我想找老黃再問個明白，可是她死也不肯讓我邁出門檻去。…

從此，我不再折磨這死心眼的孝子了，而且常由袋子裏抓給他一把糖果。這使得他感激得直哆嗦。可是過了三四天，去摸他的袋子，那些糖果還熱熱地臥在那裏。敢情他想積起來帶給他老娘吃呢！

春來了。學伴兒都放起風箏來。

下了學，我拖著花子，老黃背著我的七尺大沙雁，到巷子前面那空場子上去放。我捏著沙雁背後竹條做的脊骨，他握住那線桄子。把線理好了之後，他就說：“七少爺，舉去吧！”我就撒腿向著場子兩頭沒有樹的地方跑去。花子象是大家都在陪它玩似地隨著線躥，高興地咬著我的腳跟。

及至老黃嚷：“得了！”我就停下腳步。一松手，連花子也會仰起頭來：握在我手裏的沙雁就飄到碧空去了。…

爹爹說了：“年頭不好，路上歹人就多。老黃，從今天起，你不用管門房的事，專門接送七少爺跑跑街吧。”

我聽了就撅起嘴來。這不等於說不准我逃學了嗎？明裏保我的鏢，暗裏就算把我監視起來了。上學也用得著他送？我有護兵呢，頂好的護兵。——我的護兵就是花子。

多聽話啊，只要我一打口哨，無論這矯健如羚羊的小狗溜得多麼遠，和多麼漂亮的同類在調情玩耍，都會立刻抹過頭來，挺起耳葉，用眼睛瞄準了哨子的來處。然後搖搖小尾巴，就一縱兩縱地跑到我面前，卷著紅紅的舌頭，喘著氣，用前爪搔地皮，嗅我的褲管，舐我的腳面，使出這畜生所有的諂媚來哄我。它一路上撒著尿，影子似的跟著我。哪個學伴兒要是一逗我，它就瞪起妒嫉的眼，齜開兩排白牙，向那孩子汪汪兩聲。有多威風啊！…

走到齋務處門前，我的心就如戰鼓似地怦怦敲了起來。偷偷在墻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後像囚犯似地走進去。

“你為什麼偷送吃的給家福？”齋務長劈頭就嚴厲地問。

“我——我——我沒有啊！”

“說謊？說謊加三倍打。干脆照直實說，送沒送？”這時，颼的一下他已由懷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來。

“點心哪兒來的？”

“他——不，買——買的。”…

籃子裏放著一個長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著各樣吃食。有能拍成三四尺的長壽皮糖，有滿身是白線的桔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齊地堆著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著一個四方的紅印：“鄧山東記”。

“賣炸食的，再給我唱一回《餑餑陣》好嗎？”孫家福扯了他胳膊說。

“你們可得買啊！曲兒俺有的是。”

“你放心，準買。我先把一個銅子兒押在這兒。”說著，我就把一個滾熱的銅子兒放在那紙包堆上。

“慢著，少爺！”他拾起那銅子，還給了我。“別亂擱。俺說著玩兒呢。唱個曲兒還過不著！別說一個，十個俺也中。”…

我做小學生的時代，北平的日子可好過多了。一個當十的“光緒元寶”可以換十個方孔的小制錢。當啷啷握到手裏，擺弄夠了兩邊盤蛇似的滿文後，還能買進足夠裝一前大襟的吃食。

照習慣頭天晚上由母親在我枕頭底下預先給掖好三個銅子兒，十個制錢。大清早我洗過臉，把散堆在桌上的修身、國文，一些溫習過的書攬在一塊虎皮包袱裏，然後就把那份餑餑錢捏到手心，踮著腳尖走到我母親房裏去，悄悄地在她耳邊說一聲：“可走了哇！”就上學去了。

四個銅子兒合起來真少得可憐。但在燒餅賣五個制錢的年月，荷包中能有那麼一個數目，就頗可自居作小財主了。如果是冬天，把四個制錢交到胡同口一個圍抱著桶爐的干癟癟的老頭兒手裏，就能換來一塊燙手心的紅瓤烤白薯。這是清早每個學童的手爐。在溫度沒消散以前，再餓也是不肯送進肚裏去的。…

兄弟剛要再提接他回去的話，禿劉咬牙半欠起身來，直著深陷的眼睛，用僅余的氣力嚷：“給我走！”

劉二作夢也沒想到這麼老遠來，就這麼倉促而且沒有頭緒地走了。他把帶來的兩包鋼子兒輕輕地放在小飯桌底下。瞅瞅屋墻坍下來的一片土坯，瞅瞅炕洞口斜擺著的兩只破鞋；待要開口說什麼，又瞅到哥哥氣沖沖的眼色，就酸辛辛地推開了那扇破斜的屋門，剛要邁門檻時，哥哥又一次叮囑道：“記住，別跟車廠子提我身子不爽快的話。他要混賬到咱家去，就說，我拉到熱河去啦。”

禿劉多傻呀！嘿，他還以為廠子裏不知道出的事呢。哼，當天晚上，滿街拉車的就都知道飛毛腿在燕郊給人揍得皮開肉綻了。有的說，至少得躺半年。有的說：“躺多少日子誰可也不敢說定，反正這飛毛腿算折啦。”…

說到家，劉二記起那件心事來了。他自然不敢直說給哥提媳婦。他輕輕問了一聲：“哥，你不回家，也不常在廠子，晚上歇在哪塊兒啊？”隨說，作兄弟的隨擔心思，生怕搔到哥的痛處，來個翻桌。但禿劉笑了。他說：“兄弟，你猜不出。誰也猜不出。我在軍隊裏就在露天兒過慣了夜。我離了星星睡不著覺。那些日子我拉西苑，老在圓明園葦塘大石頭上睡。他媽的才涼快呢。在城裏拉，夜裏總擱在長安街旁的樹林子裏，半夜好拉飯店舞客的座兒呀。”

兄弟張大了驚愕的口問：“那末，打雷下雨呢？”禿劉說：“那怕什麼！要拉到西苑的話，就睡在萬壽山後身門口有大白石獅子的空殿裏。小雨兒就躲到洋學堂斜對過的琉璃瓦影背下。在城裏拉，就住前門洞，西車站，有時候也住廟！——”

廟！這地方使兄弟吐出冰涼的舌頭來。好，神出鬼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