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

             （“Black and white shot of children in sweaters walking down an unpaved road” by AnnieSpratt on Unsplash）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人最典型的行为特点，或许“急躁易怒”比较恰当。有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麽丧失了慢的能力”的网文，曾列举了种种“不耐烦”现象：上网，经常狂点“刷新”;跟帖，要抢“沙发”;寄信，一定得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首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而且最好是直达;做事，当然要名利双收;创业，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必须有现房现车。一旦遇挫，就会表现出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这种愤怒情绪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骂人，所谓一触即骂，从低俗直白的骂骂咧咧，到含沙射影的伤时骂世，全没了那种小心翼翼地进行印象管理的“小资”形象。

负面心态根源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许多学者认为，“骂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种社会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源于利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扩大。这当然有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滞后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预期未能实现。那些承担了较多改革代价的个人和群体，或某些劣势积累的“不赶趟儿”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失落感。虽然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财富增长更快的参照群体，特别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体，难免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诸如就不了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生活境遇问题，遂使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一遇导火索，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管理改革应该从抑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上述观点虽然不谬，但不免有些就事论事，最多隻能解释部分社会负面情绪的来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公共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与此同时，各种不满情绪却不断滋生，而且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为什麽每个人都烦躁易怒，为什麽有钱人也不快乐，为什麽有权者会战战兢兢，为什麽会有“人人开骂”的现象?尤其是，为什麽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这并非某个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产生的真正根源在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技术化”让我们高度不确定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曾在其着作《社会变迁》(192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和美国人一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有几许相似之处，至少社会改良和科技进步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人喜欢用“全球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技术化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由于全球化，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我们紧盯并庆幸于GDP造就的高速增长，我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形象和话语权。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我们等不及检视一次改革的成败就启动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结。各种新奇的洋观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远的旧价值和旧文化借改革话语而复兴。我们追求持续不断的除旧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们无法停下来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中国正在成为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在播种越来越多的希望的同时，也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我们拿自己的落后对比美国的先进，我们因为欧洲的优点而发现自己的缺点。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崛起，周边的“小龙”们都在跃跃欲试，我们压力无限，需要“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不断裹挟着我们走进全新的世界。许多新技术，我们来不及惊诧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正如《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指出的：“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我们刚刚习惯在家裡装固定电话，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呈普及之势;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完善，知识经济的浪潮又席卷而来。我们一边发展公共交通，一边应对私家车的“车满为患”。信用卡替代了现金，多媒体替代了板书，视频聊天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每个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们在各种大型技术系统——工厂、银行、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之间来回奔波，陷入各种“被便利”的不自主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

快速而持续的社会变迁让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从容和安全感。我们担心落伍，担心被竞争者超越，担心社会不公平，担心被抛到社会的主流之外，因而烦躁不安。所谓社会负面情绪，正是这种风险社会心态的集体表达，是人们丧失“本体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时候，社会负面情绪并无明确的指向，而仅仅是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宣泄。尽管我们知道无法让社会变迁暂停，改革的车轮还要继续向前，但人非机器，我们需要喘息，需要调适，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阵痛。着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短暂的科学革命与更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的相互交织构成的。“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我们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对效率优先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重建公平的再分配机制，更需要塑造正义的道德伦理。民生问题需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民意的凝聚则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步调。无论如何，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鱼与熊掌要兼得。这才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地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进步的艺术在于在变化中维持秩序和在秩序中保持变化。或如笔者在拙作《中国社会管理引论》(1995)中所说：“社会平衡就像一个跷跷板，政府的社会管理就是这个板两端的显在砝码。”(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1年06月27日/人民网-《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