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跟著生活走的。生活變了，有些詞兒就失傳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要是年紀還不到五十，又沒在像東直門那樣當年的貧民窟住過，他也未必說得出“倒臥”的意思。

乍看，多像陸軍操典裏的一種姿勢。才不是呢！“倒臥”指的是在那苦難的年月裏，特別是冬天，由於饑寒而倒斃北京街頭的窮人。身上照例蓋著半領破席頭，等驗屍官填個單子，就擡到城外亂葬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學的時候，回家放下書包，有時會順口說一聲：“今兒個［北新］橋頭有個倒臥。”那就像是說“我看見樹上有只麻雀”那麼習以為常。家裏大人興許會搭訕著問一聲：“老的還是少的？”因為席頭往往不夠長，只蓋到餓殍的胸部，下面的腳——甚至膝蓋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難從鞋和褲腿辨識出性別和年齡。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觸。當時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臥”趕快擡到熱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幾口什麼，說不定還會活過來呢！記得曾把這個想法說給一位長者聽，回答是：多那門子事，自找倒黴：活不過來得吃人命官司，活過來你養活下去呀！

難怪有的人一望到“倒臥”，就寧可繞幾步走開。我一般也只是瞅上兩眼，並不像有些孩子那麼停下來。可是有一回我也擠在圍觀者中間了。因為席頭裏伸出的那部分從膚色到穿著（盡管破爛，而且沾著泥巴）都不同尋常。從沒見過腿上有那麼密而長的毛毛，他腳上那雙破靴子也挺奇怪。“倒臥”四周已經圍了一圈人，一個叼煙袋鍋子的老大爺嘆了口氣說：“咳，自個兒的家不呆，滿世界亂撞！”

不大工夫，驗屍官來了。席頭一揭開，我怔住了。這不正是我在東直門大街上常碰見的那個“大鼻子”嗎：枯瘦的臉，隆起的顴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掛根鏈子，下面垂著個十字架。那件絳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個大窟窿，露著肉，腰間纏著根破繩子。

驗屍官邊填單子邊念叨著：“姓名——無，國籍——無；親屬——無。”接著，兩個漢子就把屍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門臉擡去。

那時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對他的來由卻一無所知。

後來才明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沙皇的那些王公貴族挾著細軟紛紛逃到巴黎或維也納去當寓公了，他們的司閽、園丁、廚子和仆奴糊裏糊塗地也逃了出來。有些窮白俄就徒步穿過白茫茫的西伯利亞流落到中國，到了北京。由於東直門城根那時有一座蒜頭式的東正教堂，有一簇舉著蠟燭誦經的洋和尚，它就成了這些窮白俄的麥加。剛來時，肩上還搭著塊掛氈什麼的向路人兜售；漸漸地坐吃山空，就乞討起來。這個“大鼻子”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最後一次見到“大鼻子”是在那兩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廠前面。像往日一樣，天還漆黑我就給從熱被窩裏硬拽出來。屋子冷得像北極，被窩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頂帳篷，難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裏鉆。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終於還得爬起來，胡亂穿上衣裳。那時候胡同裏沒路燈。於是，就摸著黑，嚓嚓嚓地朝粥廠走去。那一帶靠打粥來貼補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腳底下又滑。一路上只聽見盆碗磕碰的響聲。

粥廠在羊管胡同一塊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挾著個盆子站在隊伍裏。隊伍已經很長了，可粥廠兩扇大門還緊閉著，要等天亮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