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復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我望著印度洋上的萬頃波濤,摹想著他——一個無國籍的青年,戴著鋼盔,蹲在潮濕的馬奇諾戰壕裏,守候著。要是征求敢死隊,他準頭一個去報名,爭取立個功。

然而踏在他腳下的並不是他的國土,法蘭西不是他的祖國。他是個沒有祖國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個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決定自己和一家命運的選擇。

其實,頭一年這個選擇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後,正當我急於離開上海之際,劍橋給我來了一封信:大學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講現代中國文學。當時我已參加了作為報紙起義前奏的學習會,政治上從一團漆黑開始瞥見了一線曙光。同時,在國外漂泊了七年,實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楊剛的鼓勵下,就寫信回絕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龍花墟道寓所裏改著《中國文摘》的稿子,忽然聽到一陣叩門聲。哎呀,劍橋的何倫教授氣喘籲籲地來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釋說,是報館給的地址。然後坐下來,呷了一口茶,才告訴我這次到香港他負有兩項使命,一個是替大學采購一批中文書籍——他是位連魯迅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的《詩經》專家,另一項是“親自把你同你們一家接到劍橋”。口氣裏像是很有把握。他認為我那封回絕的信不能算數,因為那時“中國”(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國)還沒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戰役後國民黨敗潰的局面)。他估計我會重新考慮整個問題。

在劍橋那幾年,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漢學家對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還同他度過一個聖誕夜。他一邊切著二十磅重的火雞,一邊談著《詩經》裏“之”字的用法。飯後,他那位曾經是柏林歌劇院名演員的夫人自己彈著鋼琴就唱了起來。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

可是當時他所說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所渴望著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訴他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中國在重生,我不能在這樣時刻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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