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我這兩輩子

您聽了準會一怔。我這一輩子還沒活完（也不知道我還剩多大一截兒！），哪兒又冒出個兩輩子來？是不是瞎起哄，要麼就是人還沒活到八十六，就糊塗啦？

您別急，我的好讀者。雖說我記性興許差啦，常丟三落四，轉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裏抓瞎轉磨；可謝天謝地，我一點兒也還不糊塗。不信，我吃著飯您硬把碗搶走，我準不答應；走道兒要是碰個坑兒崗兒的，我準老遠就躲開；要是跟我話裏有話，我還準聽得出來。要是有架機器能考驗人還清不清醒，我準及格，興許還來個滿分兒。您說，要是沒這麼點兒本事，我還能活到今天嗎？那麼哪兒來的這兩輩子呢？

您聽我說。倒退二十九個年頭兒——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氣的那會兒，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連日子也沒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時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國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陽沒影兒啦，世界變成了冰害兒啦。平常老實人忽然也齜起牙來——因為要是不，別人就朝你呲。滿市街掄著大刀，甩著屎棒。向來最惜命的我，最後也頂不住啦。我把偷偷攢下的一瓶安眠藥全從嗓子眼兒倒下去。得！那麼一來，我就沒氣兒啦，隨你們折騰我那屍首去吧，反正只要我還有口氣兒，就不能讓戴紅箍兒的這麼隨便兒折騰下去。

後來聽說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幾個鐘頭才有人用排子車把我拉到隆福醫院。那陣子人命可真不值錢。屍首就往卡車上一扔（我嶽母就是這麼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給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兒為界，把我這一生分為上下兩輩子。上輩子活到五十六歲，下半輩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個兒：上半輩子死裏逃生，命算是白撿的。雖說是白撿的可也不作興瞎糟蹋啊。打那以後，我就老跟己個兒說：可得活得像個樣兒！

這說倒容易，可做起來不易呀。

下一半輩子的頭十四年，那頂帽子還戴在我腦袋上哪。您沒戴過，不會懂得那滋味兒。您逛百貨公司到過處理品部嗎？那兒，貨品都不分類，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籮筐裏，上邊兒還插個牌子：處理品，要不就是“廉價處理”。上架的貨品在架子上單擺浮擱，名貴的還加個玻璃罩兒。處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裏一扔。價碼兒麼，就插個牌子，上頭寫著一折八扣，反正總比扔在垃圾堆強。

多虧我還學過點兒蝌蚪文。那陣子，我這處理品還居然有人要——甚至搶，所以日子混得也還湊合。那十幾年我就把己個兒埋在英國十八世紀裏，天天同一個叫斐爾丁的倔老頭子打交道。他當年也是個冒失鬼，難怪後來就成了倒黴鬼。他本來是搞戲的，可他偏偏在戲裏挖苦了當朝宰相，這下子，好倒過一陣子黴，發了好不少牢騷。我就是拿他那牢騷過過癮，出出氣，澆澆愁。那十四年我學會了一套脫身術——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可精神和腦子都開小差兒溜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借翻譯洋古人的牢騷來舒泄己個兒的苦悶。這麼一來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輩子的頭十四年過得還算平靜。反正頭上頂著“處理品”的牌子，所以盡管那十年那麼鬧騰，也沒人答理我這號兒的。

十四年之後，也就是從打1979年2月，我頭上“處理品”的牌子忽然給摘啦。其實，我還是我，可是就打筐裏取出，又上了架啦。從那以後，我覺得己個兒身上別的價碼兒在漲，有時候也罩上塊塑料什麼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貨品一樣擺出來，有時候還因為我是從處理品的大筐裏撈上來的，反倒還挺吃香。您說怪不！可我心裏清楚，那個大筐就在我身邊兒，隨時都可以扔回筐裏去。所以，這些年頭我雖然上了架，即便多麼吃香，我也老提醒己個兒：可別忘了當處理品的日子。別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這一點上，當過二十幾年的處理品倒也有好處。天下最難管的是人這張嘴或者手裏這支筆！我從小喜歡多嘴多舌。四六年說了八個字兒，泰鬥多了心，就迎頭給潑了陣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當處理品的。

不過天下事，是福還是禍，不能光看眼前。現在回想，要不是泰鬥潑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會從開頭就是等外的“準處理品”。那麼一來，批胡風，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誰我也得跟著批。我準寫過不少如今翻看起來會臉紅的文章，而我這臉皮又沒厚到事後一點兒也不害臊的地步。我總算免了這一步，可是五七年稍微手癢了那麼一下，還是進了處理品大筐。可這麼一來，九年之後我也就不可能跟著三家村四家店一塊兒掉進陷阱啦。所以我頭腦清醒的時候，還真感謝那位泰鬥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謊不可的年代裏，是當個沒人待見的準處理品好還是當個搶手貨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禍，其實是替我種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還打心眼兒裏感謝。

回想起來，我前半輩子那五十六個寒暑，酸辣苦甜鹹都嘗過。我生在一個窮蒙古人的家裏，先頭還掛龍旗。可等我懂事，就掛起五色旗啦：漢滿蒙回藏。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學時候，給同學追著喊過不少聲“達子”，而且是個窮得曾斷過頓兒的達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過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歷，我不但沒敢填“蒙族”，連籍貫都不敢寫“北京”。我填過大興、通州，考輔仁時候的假文憑寫的甚至是“廣東潮陽”。我這民族真相還是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來的。十歲以前剛學織地毯的時候起早貪黑，一個月才掙一塊錢——我居然用我這輩子頭一筆工資給正咽氣的苦命媽買了個水果罐頭（見《落日》）。我挨地毯師傅打，上課挨老師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橫了心，非活出個樣兒來不可。

其實，骨子裏我是自卑的，可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歲我就遠走高飛啦，一走就是廣東汕頭。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場初戀，差點兒送了命。最後，一個人打南邊兒回來的時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統艙。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邁腿兒我就能逃開苦惱，去見龍王。可我就沒邁。我那時早已看過《維特的煩惱》，但是，我當不成愛情至上主義者。是那股自卑感逼著我非活下去，井且非活出個樣兒來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過好幾場。

我一輩子沒真正哭過幾回。頭一回就是媽媽入殮那天，非要我扒著棺材口兒向她說聲“媽媽去西天”，說的時候還不許哭，說我要是把眼淚掉在死人臉上，她下輩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該說的說完，扶著棺材下來，還是裂著嘴大哭起來。從《夢之谷》（汕頭）回來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沒想過去死。

我那上一輩子回想起來真像場夢。

我小時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裏上私塾。後來——大約十歲吧，就進了那家收工讀生的洋學堂。在北新書局當過學徒，直到1930年上了燕京，還給新聞系卷過《燕京新聞》。給洋教授看過娃娃。後來又幫一位丹麥老奶奶（漢學家）翻過幾本《東華錄》。夏天，老奶奶把頤和園的景福閣包了下來一個人住。我們就並坐在那大涼臺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譯，她筆記。她就是那麼寫成的《乾隆傳》。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報》上寫過稿兒，可那時候的北平文學界可老氣橫秋，是苦雨齋的周二先生和清華園的吳宓教授兩位老頭兒的天下，沒有我們毛孩子的份兒。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來，北平好像變了個樣兒。鄭振鐸、巴金和靳以都打南邊兒來啦。他們辦起《文學季刊》和《水墾》，在來今雨軒開起座談會。他們跟老熟人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合起來，給憋悶的北平開了天窗。

您說多巧，我就是那時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東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樓宿舍，攤開稿紙一口氣劃拉出一篇小說——《蠶》。我登上自行車，由大鐘寺抄近兒，一口氣就來到達子營沈家。我只說，劃拉了一篇東西請沈先生給過過目。

那時候，我還訂不起報，總是去大學貝公樓——不，是文科樓前頭報板子上去看：《京報》、《益世報》、《晨報》和天津《大公報》。抽冷子我看見我那篇《蠶》登在《大公報·文藝版》上啦。登在緊底下，而且字數恐怕多出來啦，只好“抽條”，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簡直看不清。可我還是像當媽媽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樣，怎麼模糊我都認得出來。

我不能不提提這件事，就像一條船不能忘記它起錨的碼頭。

打那以後，我上半輩子可以說就是一帆風順。兩年以後，我就又給旁的朋友當起錨的碼頭。四年後，盧溝橋一聲炮響，大時代到來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過一陣，害別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業上我的運氣仍舊挺順當，我也沒辜負那機遇。我從頭到尾經歷了一場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過多少電訊，還記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與文學》（1934）裏就寫過，“倘若〔在文學上〕我什麼也不曾找到，至少在這大時代裏，我曾充當了一名消息的傳達者。”這回紀念歐洲二戰，我翻著大陸和臺灣給我出的兩套選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訪》時，我就覺得六十年後往回看，至少我這張支票還是兌現了。我從頭到尾記錄下一場打了六年的戰爭，而且寫了它的前方跟後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個大十字路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考驗。本來很簡單；既然是士生土長的中國人，就該回北平。回國之前我就從報刊上知道東歐和蘇聯的知識分子在四五年以後多麼不好過，何況我又開罪過泰鬥！另外，要是真走投無路，我也就不傷那腦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條件又特別優厚。我思前顧後，三宵沒合眼。可是我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輩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還問過我己個兒：回來錯了嗎？我還是搖頭，因為就是像條癩皮狗那樣死在亂葬崗子上，我也還是要把骨頭埋在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劍橋，親眼看見四七年劍橋大學校務會議上決定聘我回去的會議記錄（謝謝彭文蘭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樓，一片綠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靜和現代化的舒適。回到自己的鬥室（當時已經由門洞搬出來啦）之後，我又問己個兒：懊悔嗎？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沒懊悔過，現在更還懊什麼侮！

我一直認為，當中國人就得分享中國的命運並且盡力改善那命運。

有一回，我曾把我這落葉歸根的心思講給從國外回來探親的兒子聽。那是在送他去機場的汽車裏。他沒吱聲。

沈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裏挨鬥的事。他說，“那天胡同裏貼滿了您的大字報。咱家給砸個稀巴爛。您胸脯上掛著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裏，您就跪在上頭，我站在您旁邊兒——那時候我還不到十歲。一聲接一聲的口號，我老也忘不了……”

這也算是我們之間的“代溝”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體驗生活。當然，喜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極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我總得嘗嘗。我當過人所不齒的處理品，也見過挪威國王。我出生下層，混到中層，有時也嘗到頂層的生活味道。我坐過張作霖的牢，當過無冕皇帝，也曾淪為大筐裏的處理品。我覺得己個兒沒白當個中國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麼也體會不出的，尤其這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這部絞肉機，不身臨其境是沒法兒體會的。看到人的變臉，看到人對人能狠到什麼地步。

如今天晴了，心裏不那麼老發緊了，可還忘不了“大有不測風雲”那寶訓。

摘下“處理品”牌子之後已經十六年了。這段日子裏，我這貨品又上了架。說不上名貴，可還不斷受到光顧。由於當過二十二年的處理品，所以我沒有也不會得意忘形。這是由於我雖然高高坐在貨架上，一只眼老了著那只大籮筐，懂得隨時還會給扔進去的道理。

我有時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類。甲類是只問是非，不顧利害的。他們是頭上有光環的聖者，像伏契克和劉胡蘭，像遇羅克和張志新，都是這樣的聖者。他們肯為真理、為祖國而擲頭顱。對他們，我可望而不可及。另一種是只管利害不問是非的，這當然是人中的敗類。這種人誰得勢緊跟誰，怎麼吃香怎麼來。在階級鬥爭中，跳得最歡的是這種人。可遇上形勢驟變，上午是貓下午就縮成老鼠的也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在利害與是非之間踩著鋼絲，可是在那非友即敵的日子裏，鋼絲踩起來可不易。你說一百句合乎標準的話，有那麼一兩句出了格兒，就單抓你那兩句，而且往死裏打。我就是那麼成為處理品的。

其實，我這下半輩子應該從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沒有我這麼個人。在柏各莊修座橋，說“來幾個右派”，打鐵銑過來的我就是一個。幸而我還有編制，所以三年後又坐在書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個得了麻風病的，沒幾個熟人敢沾邊兒的。我總覺得身上縫著什麼黃布條兒或旁的“次等人”標記。那時候，我老背誦那句印度格言：我沒鞋，我痛苦；可我還看到沒有了腳的人——那就是一劃右就妻離子散的。

真的，跟許多一塊兒倒黴的比，我還算是幸運兒。沒罰我在胡同口下過跪，連一腳也沒挨過。回想起來，我碰到的戴紅箍的真是要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熱血青年今天在干什麼：進工廠？出國留學？在搞創造發明？我相信今天都用當年喊口號的胳臂，打人的手，在做著有益的事。我祝福他們，正像我詛咒驅使他們的那一夥——有的早已變成了糞土。

至於我己個兒，即便能活到90，也剩不到5年啦——我這連一個完整的腎也不趁的人，未必能活那麼長。我總想趁著還有口氣兒，再寫點兒什麼。

這輩子我大概不會再搞什麼大工程了，就只想寫點兒七零八碎，並且用我早晨常去水邊散步的玉淵潭作為總題。您放心，我不會老談己個兒。我每天要看上十來份報紙和一大堆刊物。盡管報紙大同小異，可畢竟還有點兒小異呀。我一有什麼想法就寫到小紙條兒上。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幾十個題目了。當然，日子一長，我往往就忘記紙條背後想過的話了。沒關系。我管這些字條兒就叫“靈感”。當然，有時候靈，有時候不靈。反正活一天腦袋瓜兒這機器就得轉一天。

有人說老年人最怕孤獨。其實，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獨哩。現在我並不孤獨。一點兒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電話聊天兒，身邊又交了幾位年輕朋友。最重要是我手裏還有這管筆，坐下來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讀者朋友聊天。有時候拉家常，有時候掏掏心窩子。話不一定全中聽，可我頂希罕的就是這種暢快的心情。

一九九五年六月

唉，我這意識流
作者：蕭乾

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頂小就這麼流。見到什麼荒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無緣無故，它也流。流出麻煩，惹了亂子，它還流。估計它非流到八寶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睜著眼睛流，閉上眼睛更流，洪水還有大禹能治，可這意識流我簡直拿它沒辦法。更糟的是，它並不老是暗流，有時作興就會溢出一星半點來。不是嗎，五七年就沒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頂比千斤還重的帽子；報上用鬥大的字來聲討。糊了滿墻的大字報，接著定罪畫押，流放改造。可越是這樣，它流得就更沖。

用科學語言來說，意識流就是潛意識，也就是內心對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時是過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現；有時則是對白天經歷的反應，所謂心猿意馬。小時候，經常出現的是嬸嬸或堂哥的臉色——常是鐵青色的；五七年出現的往往是拳頭。大的小的，滿是皺紋的和細嫩的。那時我經常夢見走路突然半個身子陷進泥塘裏，身子一個勁兒往下陷，要不就是雙腳懸了空。

修辭上的比喻，許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識流：在事物間，由此及彼做了比較感到相似而產生的。六○年回北京，吃不飽，又在街上見到倒斃者，不知怎麼一眼盯住了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樣有條不紊地指揮著交通。於是，我就自編了一句歇後語：交通警手裏的棒棒，不能瞎指揮。

那十年當中，有陣子我們作為黑幫得“早請示，晚匯報”。我站得挺直，其實心裏常開小差。可是當戴著紅袖箍的頭兒摑一位老干部（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耳光時，那淩厲的響聲把我的意識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緊了一些，使勁瞪那位以前司機班的頭兒：看你能神氣多久！

確實找不到一條禁止意識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誡不許懷私心雜念。事實上，只要你光在腦子裏流，不溢出來——或者只溢出些雞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禍臨頭。八十年代以來，我就時不時地溢出那麼一星半點兒，至今不也安然無恙嗎？這一半是客觀上辮子不那麼抓了，棍子不那麼掄了；一半是經歷了五七年那樣的風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說起思想上開小差，我還受過一次教訓。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個大院子裏，開始了一場黑幫鬥黑幫的遊戲——當然是為了讓娘娘開心。我看見一位明星指著培養自己的原領導一口氣怒斥了兩個小時。我看到作兒子的從四層樓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個兒爸爸的大字報，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搖著扇子仿佛還感到頗為欣慰。大概以為這下兒子就可以過關了。最使我膽戰心寒的是一次群聲大喊“萬歲”的當兒，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戲劇家（少見的干瘦老頭子），硬說他喊的是“打倒”。於是，人立刻就被隔離起來了，並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上像羅馬鬥獅般的去鬥，只不過這是頭渾身皮包骨、連半個拳頭也經不住的“獅子”。在調查時，大多數人說自己也在喊，沒聽見他喊什麼。在那時，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來證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號時，老戲劇家可能正在意識流裏同李慧娘對著話哩。那一回我可記住了，有時候就非把意識流這個口子關死不可。不然，萬一出點差池，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那以後，我還學會了一個高招：一齊喊口號時，我光舉臂張口而不出聲。這既保險，又省力氣。反正不缺我這一嗓子。

然而盡管如此，這當兒意識流的口子還是以暫時關閉為妥。

我的意識流同我早年寄人籬下的生活是分不開的。為了怕我惹是生非，媽媽成天提醒我可別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學會了把話往肚子裏咽的本事。當時，不順眼的事可多啦，但話還沒到嘴邊兒，媽媽一使個眼色，我就能收住。後來學織地毯，坐在板上織活的個個手裏三把鐵家夥，只要朝我身上那麼一甩，我肉上就是個口子。這也強化了我憋話的本事。

可後來進了一家“文人論壇”的報社，前後十幾年。先管副刊，兼寫旅行通訊，後來索性寫起國際社評。這就擴大了我的視野。嶺東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戰開始又回到老家的一個農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給端出來了。滇緬路上，八十歲的老翁和七八歲的娃娃被當作“壯丁”抓來築路的事我也給揭了。當時，記者還真有點“無冕皇帝”的味道。後來去了七年英國，用倫敦的民主刺重慶的獨裁，大部分也都登出來了，以至《新華日報》還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論裏大加表彰說：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沖擊》，一開始就論到開辟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護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系），一面無時或志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戰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地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了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丘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地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了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便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能雷敦刻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界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盡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是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地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見1944年9月1日的重慶《新華日報》）

我在那家報社工作以來，倒也受過幾次褒獎，可是都加起來也比不上《新華日報》這一篇。因為它不僅肯定了我個人的工作的方向，而且還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鮮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這個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國文摘的中譯，攻擊起國民黨的不民主來。我還以為我所干的同《新華日報》那篇社論所指的，並不相悖。那時，國民黨的卡車開進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學，押走了上百名學生。端著槍的丘八也無端闖進我在徐匯村的住所，翻箱倒櫃。我一輩子只用過兩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寫《紅毛長談》時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這沒摘帽子“右派”所譯的加拿大作家裏柯克小品選，但不許用真名。我只好用兒子和女兒的名字瞎拼了一個：佟荔。

1949年到北京之後，開頭挺順眼：提倡衛生，改造妓女，我還仆仆風塵去湖南嶽陽參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麼自在了，借《武訓傳》抓辮子，我們幾個喝過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摑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義罵成毒蛇猛獸。待到胡風為文藝問題上書給抓進牢裏——而且隨著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後，我已明白這裏講的是另一種民主了。我呢，由於早時挨過“泰鬥”的咒罵，入境後就滿懷心腹事，盡在意識流中。幸而最初幾年呆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誰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後來一位好心人要我“歸隊”，就住進了凈是聖者的大醬園子。院裏大多頭上都有紅色光環，只我扣著一頂小白帽。先天的就是個另冊人物。

那陣子意識流可流得沖。開會背課文兒，埋頭干技術業務。反正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看到人家胸脯上別著紅綢條，昂首闊步，汽車出入。自己只記住不多言不多語，有話就都進了意識流，以為那樣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調我去參加中直黨委組織的一次馬列主義學習，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編為一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與唯心的分別，懂得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認識規律，也明白共產黨解放軍得天下靠的就是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實。

然而在生活中，我卻看到產量原來可以在腦子裏編造，集體照上的人頭可以換來換去；海上巨大的鉆井臺沈落可以不見報，或只報報烈士獻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級也可以自作斟酌。至於處理人這樣至關重要的問題，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還是接著五七年抓右派，都預先規定了百分比，不夠就湊數。劉少奇頭上，忽然帽子幾頂，忽然不翼而飛。什麼都只實踐再實踐，不但不“再認識”，連“認識”仿佛也是多余的。

意識流有時表現在腦子亂，而客觀世界中的眾多現象往往使得腦子更亂。於是，意識流就不再是涓涓細流，而成為的突泉了。

忽然天氣變為早春，悶葫蘆開了洞。上邊號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來。有中聽的，但大多不那麼順耳。六次點名要我開口，我都沒吭聲。可是去聽了最高領袖的一次報告：提不提意見成為愛不愛黨的標準了。我也有點不甘人後，終於憋不住了。不但說了，而且寫了。寫的無非是請上邊放心。自以為說得沒出邊兒——特別回想起四四年黨報那篇頌揚民主自由的社論。可那是連什麼都不說也會惹亂子的日子，我還能不招來大禍！那時，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閉上嘴巴任聽謾罵編造。

當時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還是意識流。只要不溢出來，在那裏你盡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難的就是把住意識流這個口子。我原以為自己也會把，可結果充分證明我並不會。

懊悔啊，捶胸頓足：為什麼我就沒封住、堵住那意識流的口子！為什麼我就沒撫摸個娃娃說：“啊呀，這孩子啊，您瞧多麼……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為什麼偏說“這孩子將來終歸要死”那樣不中聽的話！

那種跟頭但願一個人一輩子只能栽上一回。

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一個話頂少而意識流頂沖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層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氣哈哈哈。每講完什麼，都自我審查一遍：下次運動會不會被人改裝成炮彈。其實，反胡風之後，我在給人的信中就已只談事務，議論早絕跡了。

我順小孤單，但身邊總有個把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後，朋友雖仍有，但已不再是無話不談了。有些話，說者有罪，聽者也有罪。到時一上“絞肉機”，被指為小集團，吃不住，誰也得去坦白。何必給自己找亂子，給人添負擔！所以至今，我在交談中總自設了些禁區，黑問白日我都點著紅燈。

不管日子多黑，總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為天下就永遠屬於他們了。以為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橫行下去。但他們並沒熬過第十個年頭。爬得越高，摔得越慘。

可那十年他們多威風啊！一句話就能把個人拉去遊街示眾，或者打人大牢。而一個人只要把“老三篇”背個爛熟，口號喊得響亮，他就可以隨便撒謊，信口咬人。種種殘暴的惡行都是披著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實還算幸運。早在走進人民共和國之前就先挨了“泰鬥”的罵，從一開頭就沒有吃香過。人家是跳過龍門的大鯉魚，我不過是條泥鰍。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兒。我就蹲在“牛棚”裏聞起我的蒙古鼻煙兒。那陣子，我跟綠原。金人和金滿成幾位“黑幫”難友一道關在原來的辦公室裏，每個人面前都擺了本小紅書（那可是千萬不可遺失的護身符）。干完被指派的體力活兒，就囚坐在那裏，意識流要怎麼流就怎麼流。反正戴紅袖箍的那時正忙於打派仗，哪顧得上我輩“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著窗臺上蠕動著的小蟲蟲，它們個個都活得蠻有勁頭，個個像煞有介事地朝著某個方向蠕動。這時，要是飛進一只麻蒼蠅，那就成了龐然大物，嗡嗡的，氣勢洶洶。它展開雙翅朝四處飛撞，我想起《格裏佛遊記》裏的大人國小人國。

還有五十年代那大醬園子，許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陣子有的見了我下巴就朝上翹；有的由於自己家裏的保姆要辭工，半夜裏莫名其妙地向我興師問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雖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夠徹底的朋友，常來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爾。這可惱了上邊領導，反右時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當我的專案組負責人。我體察得出老熟人內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布我的處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門，裝得很兇，很嚴厲。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他就不會被攻擊力喪失立場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職權為我安排了一個不但可以棲身並且還能譯書的小天地。可胳膊擰不過大腿，最終我還是丟下三個娃娃（當時我們那口子早已響應號召下放鍛煉去了），就在北京往外趕麻雀並以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那個晚上，我扛了鋪蓋，跟著上邊派來押解我的人來到東車站。

四月初剛下去，先同農業工人分在一個組。吃粗糧，睡大炕。可是心卻被一道干活的弟兄溫暖了。頭一天去工具室選鍬，他們怕我初次下地不利索，就挑來挑去為我選了把最鋒利的鍬。干半截兒活，他們又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給我水喝。一個個老是問我：“使（累）得慌不？”我怕欺騙他們的感情，晚上擠在大炕上，我就問：“你們可知道我是個受處分的右派不？”哦，回答得很樸實，很干脆，也很出我意料之外：“你要是沒當右派，俺們還見不到你哩！”

炕熱乎，他們的友情更是熱乎。

忽然間，《學習》雜志登出公安部長的文章了，其中提法改了，指明“右派是敵我矛盾”，推翻了以前的“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話。接著，我們從工人小組裏被抽出來，單獨成立一個右派小組。於是，我們又進了階級鬥爭的“絞肉機”，又成為一批批大字報的靶子了。緊箍咒從這以後就念將起來，要右派互相揭發。一位當過省委書記的老革命最是積極。我倆一道勞動，他總逗我說話。我大概沒把意識流的閘門關緊，他轉眼就向指導員打小報告了。有一天，他一連打了我四五次小報告。還有一位電影界權威，瞅見文潔若在給我的信裏夾了一小包值五分錢的灰錳氧（她怕我吃生東西長蛔蟲），就立刻上報了。每回我都受到不同規模和程度的整。其結果，第一個春節我被取消了回城探親的資格。

六一年初夏，也不曉得中央哪位領導指名要我譯英國十八世紀作家菲爾丁的長篇巨著《湯姆·瓊斯》，因而突然通知要我提前回城（其實，過沒多久大家也都回城了）。嫉妒的眼睛是綠色的，有時還冒火。那位喝過延河水的電影評論家很不服氣，就在鑒定會上一馬當先預言，我只要有機會一定就叛逃。警告我：到了倫敦、紐約，不許歪曲農場的改造。另外一位從外地來的在改造隊伍裏以兇狠出名的高中女生（不知她怎麼也落到我們這地步），就非要在鑒定中把我寫成十惡不赦的惡魔不可。她臉上那一棱棱的橫肉，至今想起來我還有點哆嗦。

其實，我的罪過就是比他們早離開幾天。階級鬥爭是心理學家——包括變態心理學家——最好的實驗室。這裏，嫉妒可以一變而為刻骨仇恨，仇恨又很善於化裝，它會披起政治鬥爭的外衣。心理學家盡可以就每張大字報、每個聲討性的發言，去追蹤挖掘，就必然在人性上大有發現。

意識流最習常的表現是見景生情。可是一想到感情是有階級性的，就還是越少生越好。生多了麻煩，容易出事。最保險還是隨大溜兒。為什麼死在“文革”中的冤案找不到兇手？那是大夥兒一齊干的，你能抓誰，責怪誰！

但是在任何情形下，世上總有好人。六六年八月二十三那個下午，我家被抄了，鬥爭者也都帶著鬥爭果實分別回家了。我也被出版社的人們押回“牛棚”。事後潔若告訴我：那天傍晚她被通知回家去看看。當她和被鬥得幾乎神經失常的常韋三姐以及嚇掉了魂兒的兩個娃娃（小的還未滿十歲）站在院子裏，對著那幾間被貼上封條並已被砸得稀巴爛的屋子發楞時，抽冷子摸黑兒打門縫裏伸進一個腦袋：是胡同裏一位沒了牙的老太太。她小聲說：“你們沒招誰惹誰，他們缺德！”說完就縮回腦袋，還把門帶上了。

這大概也算是“輿論”吧！她的意識流竟然也關不住了。

這四十多個寒暑，前一段常挨剋，甚至受辱罵。可八十年代以來倒是頗受禮遇了。現在我懂得在咱們這裏，其實言論出版，遊行結社，什麼自由都在憲法裏寫得一清二楚，如今車子只要在軌道上行駛，不越軌，就不會有大麻煩，要謹防的是這意識流失控。最保險，最放心，是開有軌電車，但近年來無軌電車也允許行駛了，這也可以說是個重大改進吧。事實上有軌無軌，電源都在上頭。無軌電車雖沒走在軌道上，它也出不了邊兒。然而就顯得靈活了。

記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長江客輪上請一位老友審讀我的一篇自述文，題目是《改正之後》。我說：

像過去幾年這麼平靜、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沒過到了。當然，一二級偏北風或小雨雪仍時而出現。大氣層在運動，天候怎能沒點變化！好幾回，周圍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氣象臺都報起警來，說天空有幾塊烏雲，龍王的胡子又翹起來了；從跡象看，聯系到往日的規律，那種鬧得天翻地覆的龍卷風又將刮來了。然而轉眼之間，吹來的卻是沁人心脾的微風。跟著，天放晴了。然而龍卷風襲來的可能卻仍不能除。

（見《負笈劍橋》代序）

朋友當時邊讀邊連連搖頭，大不以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認為我太悲觀，還是認為我說得太直了。但我沒說錯，我這人可從不悲觀。就連在吞安眠藥的那刻我也沒悲觀。我只不過受不了那種野蠻的侮辱罷了。我堅信，歷史的車輪只會向前轉，不會倒退。我還認定，所有妄想讓歷史車輪倒退的，不管聲勢多麼浩大，持續多麼長久，都不會得逞。

草木生長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發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來賞罰分明，只能培養投機者。過去就是太舍得獎勵烏鴉化裝的鸚鵡了（像姚文元之流），對敢進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懷大將軍），又太狠了，鬧得幾乎亡黨亡國。那陣子，誰能在“偉大”前邊多加個“最”字——其實，那是天底下再便當不過的了——誰就邀到了嘉獎，占了上風。長達十年之久的這種階級教育，使得真話絕跡。不是無邊無際的歌頌，就是無緣無故的辱罵。天平，尺度，全拋入大海。說真話的受到重懲，甚至家破人亡；說假話的官運亨通，從厚獎勵。想把誰整人深淵，就雞蛋裏挑骨頭。動不動就是“罪大惡極”、“罪惡滔天”、“罪該萬死”。謊家當道，真話絕跡。

為了正義，為了民族，當然更為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必須想盡辦法不讓那種盲目起哄的習尚，那種氣候，那種爬蟲，卷土重來。世界上沒有一處、中國歷史上也沒有過一個時期，像那十年那麼全民頭朝下過。換個小些的國家，那麼折騰，早滅亡了。如今，我們居然闖過那一關。就得在那種旁門邪道上，掛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題。其實，這才是正題，這正是經常在我意識裏流著的，這也足以說明意識流裏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時常都是些憂國憂民的思緒。當年馬寅初老先生發愁囝囝太多可怎麼養活時，他沒把那意識流管住，讓它流了出來。還有人對文字改革，對長江大壩，憋不住，流了出來。無論如何，出發點總歸是憂國憂民。我就沒那些位先輩那麼愛黨愛國。其實，從五十年代我對於對外宣傳就有過一些想法，但是知道茲事體大，始終就潛藏在意識流裏。大鳴大放的那陣子，我也沒讓它淌出來。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後來的對外宣傳，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著“言多必失”的明訓，我始終沒漏出點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罵作“洋奴”了。

什麼是我的烏托邦？我向往一個人人有話就竹筒倒豆子，直來直往，能痛痛快快講出來的世界。再不用擔心思，繞彎子，害怕後果。真話（有時難聽）應受到鼓勵，至少許可；而假話（不管多麼中聽）應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這樣，三十年代蘇聯國歌《祖國進行曲》裏所許諾的“我們沒見過這樣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才能實現。我的歷史知識有限，但深知歷代盛世莫不排除諂媚，從諫如流，上與下，人與人，互相不須戒備提防，有話都可以盡情地傾吐出來。那將是怎樣一種極樂世界！

魯迅說：“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便在沈默中滅亡。”（《魯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199頁）要既不爆炸，也不滅亡，就還是讓人們的意識流通過正常的渠道流出來吧。

一九九六年

校門內外
作者：蕭乾

教育是一個民族的頂梁柱，是國民靈魂的基本建設，同時也是個人素質構成的基礎。正規教育應當一磴一鹼地升，家學敦實，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類拔萃。

我既無奇才，也並非出自書香之家。本來連小學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機遇使我這個差半年高中畢業就因學運而被強迫離校的學生，竟然在國內讀了兩家大學之後，又落腳在只有英國貴胄子弟才進得去的劍橋。

命運待我不能說差。然而學歷和學力並不是一碼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識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還有這點自知之明，寫文向不引經據典，一輩子才沒太出洋相。

從青少年直到中年，我還五度執過教鞭。十八歲在汕頭和二十二歲在福州教過中學，二十五歲時給天津女師講過課，二戰期間又曾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過教職；回國後，四六年回到上海，由於手裏沒金條來頂間房住，就去復旦大學教了兩年書。正是在那裏，發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場悲劇，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個蒙古人家，窮得連小飯桌都賣給了“打鼓兒的”（收購破爛兒），唯一的親人——我那寡婦媽還得出去為人傭工。但這個蒙古家庭卻有個好傳統：再困難也不讓孩子失學。所以我剛能跑動，就被送去念書。

我生平進的第一所學堂是設在北京新太倉路東一座尼姑庵裏的一家私塾。當時我好像還不到六歲。頭一天是挎了書包，由媽媽拉著手領去的。那時我們住在小菊兒胡同，以後就自個兒上學了。尼姑庵門前有個小土坡，教室設在跨院裏——是一間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兩排小書桌是磚砌的，上面抹著油灰。孩子們（我的同學）坐在板凳上一邊扯了脖子唱著“子日：學而時習之”，一邊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剝落的墻上賊眉鼠眼地躥著壁虎，腳下時而還有覓食的老鼠在磚砌的書桌間穿梭。

老師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頭架子了。他戴著副老花鏡，手裏托著根一尺多長的煙袋——很快我就領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倔老頭子。在他手裏我可沒少挨剋。那煙袋鍋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還專挑腦袋上打。書背不上來必然挨打，但更使老頭子動氣的是，到時候交不上來束脩。

“大學，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剛念《論語》，腦袋上就給他敲出好幾個包。而且我們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麼也不給講解。後來，我媽媽打聽出九道灣裏有一家私立小學，算是個新式學堂，念的也不再是《論語》了，而是新教科書。所以沒多久我就又轉了學。

我還記得媽媽送我上學的那天。小胡同彎來彎去，真是九道灣。每拐一個彎兒，我都挨緊媽媽一下。六九年在鹹寧干校，我送小兒子去城裏住宿學校時，一路我都在回想當年媽媽送我去九道灣那趟，也那麼依依不舍。

所謂“學堂”不過是個小四合院。老師和師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歡穿花祆的師姐。所謂“學堂”就只是那間東屋。記得那正是三伏天，屋裏面西曬得成了個小火爐。

這裏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還是讓學生們成天扯了脖子唱課文，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呆在他那北屋裏，很少講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煙袋鍋子，改打板子了。可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若不能按時交學費（更不用說年節送禮了），照樣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媽媽見到我手心腫成那個樣子，就暗暗掉眼淚。

那陣子，我那寡婦媽見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間房的學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後來娶了美國嫂嫂安娜的）跑來說，安定門有家長老會辦的學堂，不但有小學，還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還收工讀生：不但免交學雜費，每月興許還能掙上塊兒八毛的。那裏為工讀生辦有地毯房、羊奶廠和一所印刷作坊。學校的名稱是崇實，英文是TruthHall（真理大廳）。

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媽媽當機立斷：退了九道灣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國長老會辦的這家崇實小學。那裏的教務主任聽說我讀過兩家私塾，就讓我插班念三年級。當時小學是四年制，所以轉年我就又升進了初中。

這家小學的校舍是個窄長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間間的教室。雪白的墻，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圓凳，這裏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還有一張帶抽屜的小書桌，真抖啦！

我讀小學那一年還順當，但畢業那天卻干了件蠢事。那天，學校從王府井請了一家照像館的人來照師生合影：老師們坐在椅子上，我們則盤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頭一回照像。事先聽老人說，照像會攝魂、傷神、減壽，可當時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轉鏡，當鏡頭轉到我時，我把腦袋朝裏一歪。洗出之後，足挨了老師一頓臭罵。

我就那樣告別了崇實小學。

上初中後我就住了校，並且進了地毯房，當上一名學徒工。我領頭一個月工資那天，母親去世了。當時像所有的教會學校一樣，崇實也實行強迫宗教。學校課目上有一門《聖經》，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誦《新舊約》，還得祈禱。

其實，《聖經》原是一部很美的書。《舊約》從伊甸園那對赤身露體的情侶開始，滿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有戰爭，有家族史，有頌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學的寶庫。

再美好的東西，倘若以強制方式灌輸，並且以體罰為手段，就不但讀不下去，而且會產生反感。一回，老師要我背誦關於摩西的一段經文，我照廟會裏說書的方式繪影繪聲地講述起來。同學們聽了挺人神，可我卻挨了老師一頓申斥。

第一次排隊去二條長老會教堂做禮拜那天，我對教堂兩壁的塔形窗戶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濃厚興趣。臺上傳道的時候，我卻對著兩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長胡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穌。但是做禮拜時，總有專職老師來回巡視著，不許交頭接耳，祈禱時不許睜開眼睛，我的眼睛總盯著兩邊窗玻璃，當然也在干涉之列。

講完道，就該唱《頌主詩歌》了。三百多首，我後來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歡那些聖誕歌曲，真是動聽極了，至今我有時還喜歡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後的祈禱時不許睜眼睛，對我這個閑不住的孩子可太難了！要閉緊眼睛——不然，如果被發現在東張西望，回去準挨剋。我嘴裏誦著“我們在天上的父……”，眼睛卻總想四下裏悄悄張望。倘若當時宗教不是這麼強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為當時基督教的聲、色和以愛為核心的教義，對於生活如此孤寂單調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為反教的，歸根結底是由於那些篤信者的行為跟他們所傳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當時那些強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後，教會取消了強迫宗教，《聖經》也不再列入課程了。然而我的小學及中學時期，都是在強迫宗教中度過的。

對我來說，真理大廳最值得感謝的是它的工讀辦法。它使像我那樣至多混個小學畢業的窮小子念到了高中，這都虧了它那種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學宿費全兔，還能掙點飯錢和零花。

我起先學織地毯。從學徒（繞線）到織沒有花樣的雜毛毯，到粗花樣的牛毛毯，最後才織上花樣復雜的細活。我是在開始織最高級的土耳其毯時離開地毯房的。

開始纏線團的時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學徒也有先後。比我早來的繞線團；我這初來乍到的只能舉雙臂給他撐著。線一纏亂了，他就會發脾氣踢我一腳。至於大板上織活的師兄，就更厲害了。他們個個手裏都有三把鐵家夥：耙子、剪子和刀。線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師兄就發火。我曾挨過幾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沒人管，我就偷偷捏點干土面兒糊在上面。

記得地毯房的那位師傅姓裴。他的職責是在開始織活之前，用綠筆在織機的“經”上畫出要織的圖案，多數是波斯式的。我記得也曾給保定一家醫院織過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圖案，中間則是那家醫院的名字。裴師傅倒不打人，他總坐在門口不停地吧嗒著他那根煙袋，輕易不說什麼。

地毯房設在校樓的第五層。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戶外面的時候，我得踩著玻璃窗戶邊兒爬出一大截。盡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時自我保護的意識就很強，生怕掉下去會摔成殘疾，就總自己把一條腿上綁根繩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紅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樓來結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四樓的窗口往下望過，仍然是由於怕摔成殘疾才沒跳的。小時候我那麼怕死，也是媽媽灌輸給我的獨子意識使然。媽媽老是說：“我可就你這麼一條根！”

我不喜歡地毯房師兄有權打師弟這個惡劣傳統。當我織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於我的學徒的資格時，我決心離開這個惡性循環的地方。這當兒，剛好羊奶廠缺人，我就跳了槽。

關於工讀，我只寫過一篇小說：《小蔣》（收入《籬下集》），那就是以崇實的羊奶廠為背景的，那裏還有一只我給起名叫鹿兒的瑞士種奶羊（小說中其它情節則是另外組合的）。羊奶廠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趕到，擠奶，喂羊，打掃那永遠也干凈不了的羊圈，還老得聞那膻味兒。

前後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對付！那時喝得起羊奶的幾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門裏路東那幾條胡同，而且大都是養著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時，那忠於職守的家夥總以為我拿了它家什麼，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還想撲過來。這時，我就貓腰作拾磚頭還擊的姿勢。有的狗直到我走遠了，還悻悻地吠著。

我特別喜歡喂羊和放羊的活兒。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藍中透綠。羊鬥起來兇，眼睛卻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兒（豬醜，也許首先就是由於它那張大嘴），下面還飄著幾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沒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溫文爾雅，慢條斯理。可是每當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後，連老帶少那個搶勁兒，真嚇人！其實，總會讓它們吃個飽——經過消化，然後又都變成豆狀的小糞蛋兒。可它們就是想不開，見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搶，毫不懂得謙讓。

我有時趕了羊群（像個小蘇武！）出安定門到護城河邊兒上牧放。河岸是兩排垂楊柳。土坡兒上草挺茂盛。羊可以盡情地吃，我則總揣上一本書，盡情地在另一世界裏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閱讀時光。

後來，教務處缺人搞蠟板油印，就把我調去了。

“五四運動”時我剛九歲，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慘案”發生時，我不但已懂事了，並且曾不顧洋校長的禁令積極參加了（見《曇》，收入《籬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號和參加遊行示威。我本來對強迫宗教就一直抱著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麼是帝國主義。

就在這時，四堂兄的齊魯大學同學李安宅和於道泉（後來成為陳雲元老的姻兄）介紹我參加了C．Y．（共青團）。我在崇實組織了一個少年互助團，團員都是校內的一些窮學生。我們曾就一些問題跟學校當局（特別是外號叫“馬猴兒”的齋務長）展開過鬥爭。宿舍北樓共五層，但冬季暖氣只燒到三層。秋季上學時，他把闊學生都分在二三層，窮學生則大多分到五樓。那時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後，常有好心的同學臨睡前把大衣蓋到我身上。

同“馬猴兒”的鬥爭自然就引起我跟學校幾位頭頭的對立。校長“羅錘子”和教務長“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釘。他們同那時專抓學生的偵緝隊有聯系，終於把我抓到東四報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紀坐了將近一個月的牢。他們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於道泉這個關系。我被抓進去之後絕口不談政治，只佯作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共過了三次堂和多次審訊。那正是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逞威風的時候。只要跟共產黨沾上一點兒邊就拉去槍斃。我始終咬定了自己是個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誰也不認識。本來那時一抓進去就沒救。可是我那位美國堂嫂安娜托了美國校長萊儀庭居然把我救了出來。

那是我生平頭一遭坐汽車。在車裏，萊牧師問我組織那少年團究竟想要干什麼。我說：“我要宣傳社會主義。”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好笑！我那時雖然已讀過《共產黨宣言》和於大哥私下裏交給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冊子，其實，我並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當時我心目中認為，那就代表再也沒有饑餓和壓迫，人人都能吃飽飯，並且有話就能自由表達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說：“孩子，先念書，五年之內不要再去過問政治。”

初中畢業後，我曾一度想找個工作。同三堂兄決裂是由於他硬逼我投考郵局去當郵務員——翻譯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個，又干些什麼，我心裏一點譜兒也沒有。那時報紙上常有“征求”的廣告。我每天看報首先就翻看那一欄。《世界日報》招練習生，我去應考過。已故成舍我社長主考。最後嫌我“大矮”，落了選。還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練習生。要我們十來名應征的當場各作一篇文，結果，錄取了我。雖然只呆了三個月，但那卻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務、中華那樣的大企業，在小規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間，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學運動中極令人矚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魯迅早期作品《吶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編的《語絲》，還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劉半農、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書。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雜務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魯迅在北大教過的學生，書局有點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紅樓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興公寓則正在紅樓對面。當時，南北河沿還有水，岸邊有垂楊柳。後來，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三位就一度住過北河沿盡頭的漢園公寓。

我的工作很雜。有體力活兒（如騎車給作家們取送校樣和送稿酬），也有初級腦力勞動：看書稿及《語絲》的校樣。編輯部只有兩間屋。外屋靠墻是一排新書、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陳列著外版（如創造社）的書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問他：每晚可否借一兩本架子上的書刊帶回公寓看，保證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諾。那陣子我如饑似渴地見什麼就讀什麼，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張竟生著的那本《性史》。這樣，白天干活兒，晚上還能享受免費閱覽。

對閱讀的投入必然導致創作欲的勃發。那時起，我時而就胡亂寫點東西投給《晨報》或《京報》副刊了，並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紅樓抄新西蘭女作家曼殊斐爾的短篇小說，那部書稿給我的啟發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寫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籬下集》和《栗子》，就受到過她的啟發。

那時，我經常蹬車去八道灣兩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謝家——我和冰心的小弟為揖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同班，她那裏我早就去過。三五年在上海，魯迅先生初次見到我時一楞，我說：“我就是李小峰當年的小徒弟。”他叼著香煙朗笑了起來。

我本來就喜歡翻看一些文學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裏，我就確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從事文學。

可我當時並不真懂得文學的含義。待到五七年後，我曾對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時，我羨慕起街頭賣烤白薯的了。

後來，我在北新搞了一檔子三個徒弟的罷工（見《落日》中的《遁》）這樁蠢事，幸而在潮州學友、越南華僑趙澄的幫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實。

那年暑假，我被選為崇實的學生會主席和校刊主編。在那以前，教會學校裏只有協助校方宣揚宗教（如舉辦查經班）的青年會，並沒有旨在維護學生權利的學生會。這樣，我就先天地跟學校當局處於對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長“羅錘子”沖突後，在差半年就高中畢業之際，被迫請了“長假”。

當時有人告訴我，張作霖的偵緝隊歸國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沒動，我仍舊在他們的黑名單上。這時，那位仗義幫我的趙澄正好要回潮州，就問我：“敢不敢同去廣東？”我毫不猶豫地說：“不但敢，而且願意。”

關於我去汕頭角石中學教國語的事，包括我那場悲劇性的初戀，都已經寫在我的長篇小說《夢之谷》和文潔若寫的《夢之谷奇遇》中，這裏就不贅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來回都見到了長江與黃河，見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並且還體嘗了愛情的甜與苦。在角石，我教的是從初中到高中的國語。我由自身的體驗深深感到一個國家語言不統一的困擾。

我並不討厭教書，但我認為自己還應上學。同時，趙澄也建議我回北京進他所上的國文專修班，那是燕京大學一個附屬機構。當時，燕京國文系（系主任馬鑒）擁有許多國學界名教授如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們的課，專修班的學生同樣都可以聽，只是兩年就畢業，發專修班的文憑而不發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趙澄建議我去，因為不要高中文憑就能入學，而且可以混個教書的資格，他有意兩年後帶我去南洋。年輕人走進社會之前，先得混上個資格。

在國文專修班的那一年裏，我最受益的是旁聽了楊振聲的“現代文學”課。他當時本是清華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門課非常叫座，我只是許多旁聽生中間的一個。他講中外文學都是一個個作家的講，先介紹生平，然後談作品。每次上課他都夾了一大疊書，隨講隨順手朗讀作品的段落。國內的，從魯迅、茅盾講到蔣光慈和沈從文，國外的從托爾斯泰、高爾基、狄更斯、羅曼·羅蘭講到喬伊斯——那也是我生平頭一回聽到喬伊斯的名字。他講得生動、有條理，而且分析得細致入微。

那時候，我對《創造月刊》上登的有關南國的描繪，十分向往。我想飄泊，我要流浪。南洋更遠，想必更加新奇，成為我向往的去處。可是我這織地毯擠羊奶起家的，由於學無根底，對音韻學，對金石，對古代批評史等課實在鉆不進去。很快我就決定干脆還是進個本科，學點鉆得進去的。

我升學的一大障礙是文憑。剛好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在招第一期新生。盡管輔大的校長陳垣在學術界還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時候，在北平五家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師大和輔仁）中間，這家是最次的。我考進輔仁要感謝楊剛的四哥。他當時是那裏的注冊課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數學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語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堅持收下我，並且要預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計當時一是由於肯投考輔仁的就不多，我在數學答卷上又大訴一通失學之苦，而在收誰的問題上，洋神父的發言權也更大，我就這樣被錄取了。

混進了輔仁之後不久，教育部搞了場甄別考試（因為假文憑太多了），我這下子又拿到了一張正式的證書。

我小時候一直讀新教的長老會學校，這是我頭一遭同天主教（舊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聖誕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內部更加華麗，而且舉行彌撒時還焚香點蠟燭，神父口誦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氣氛。對於非教徒，他們並不要求去望彌撒。我偶爾進堂純粹是出於好奇，同時也想在焚香誦經聲中，感受一下那種神秘氣氛。

輔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歐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個大門、別無旁門。如遇火警，一個也別想跑掉！前樓和兩廂是教室，後樓是宿舍。課程大致同旁的大學一樣，只是拉丁文為英語系必修課，由一位鬍鬚垂到胸間的老神父教。至於文學史則講得明顯的帶有偏見。遇到文學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紀的紐曼）就大捧特捧，對反天主教的作家（如愛爾蘭的喬伊斯）則罵個狗血噴頭。

當時，輔仁發的講義和指定閱讀的書目大多帶有天主教成見，充滿了偏袒歪曲。可是為了混學分，同學們在口頭及書面上也只能盲從。但這種低估學生判斷能力不實事求是的教材，有的當場就被學生識破，有的事後醒悟了，所以也絕不能持久，那只會誤人子弟，並不能為天主教增添什麼無彩。尤其是歷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對出來。

總結我對輔仁那種中古僧侶式的教育：我認為，教育只能啟發，不可硬性灌輸；課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觀真理或事實，不可歪曲虛構。學生不是木頭，是有頭腦而巨頭腦隨著歲月還會發展的高級動物，切不可為了騙取他們一時的篤信（其實，如果沒有分數作誘餌，他們也不會真信），使他們日後走向另一極端——反教。

給雷德曼當了兩年的助理，使我對天主教有了些了解。雷德曼這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戀而出家的，他曾幾次在夜晚向我朗誦他的情詩。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動，頭上的青筋就鼓了起來。他有時一邊朗誦一邊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課程中，歪曲更嚴重的還有哲學課。他們不但絕對排斥唯物主義，並且時常講得不像哲學，更像神學。宇宙的主宰當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勢力之代表。

也許由於他失過戀，更由於他性格異常激動，雷德曼有時會歇斯底裏發作，暴跳如雷。過後，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時的好友林觀得應母校英華中學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務長。行前他邀我去那裏教書，我謝絕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裏又發作了。這回，他雙手拽住我的脖領大聲咆哮。我轉身甩門跑出去，就給林觀得拍一電報：“願來閩。”第二天雷德曼又來向我道歉。我告訴他：晚了，我已決定去福州。

於是，又一次渡黃河過長江，然後坐海輪南下。海對我早已不生疏了。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過馬嶼，開進閩江，兩岸山崖上還留著上個世紀中法戰爭的遺跡：炮彈在巖石上炸出骷髏般的炮眼。我記起了當年的民族英雄劉永福。

英華中學位於福州對面的倉前山半腰，中間是一座橫跨閩江的大橋。從我住的那間屋裏，可以眺望遠山和秀麗的閩江。江上經常泊著火輪，並時有快艇穿梭。我特別喜看閩江邊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據說能遠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國語言不統一的問題。其實，今天看來，交通便利了，全國的經濟脈絡通了，這個問題並不帶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這個北方倫就像兩年前在汕頭一樣，在街上買點東西都非常不便。首先連數目都不會說，事事都得靠筆談。

在那裏教書，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課時點名這一關。當地有些學生的家長給孩子起名字，專喜歡選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寫的英文，音好讀，卻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則有時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讀準其音；再加上漢語方言讀音的巨大差異，就更難掌握。我在那兒上頭一堂課點名時，就為念錯了一位學生的名字，惹得學生們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尷尬。鬧過那次笑話以後，我就干脆讓班長代為點名，我一邊聽他念，一邊在點名冊上加以注音。

我曾聽說北平孔德學校采用過一種新式的設計教學法，就是不由老師“講”，而是老師只帶著學生“做”。比如，教英語，就帶領學生編字典，從而擴大語匯。教地理，就指導學生畫地圖。學歷史，則繪制“年表”。

我教的是國語，怎樣通過這種“設計教學法”來增加學生對學國語的興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頭，低年級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錦暉的那些輕歌劇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級就排戲。這樣，學生們就對國語產生了興趣。高年級教作文最好的設計是編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學生們對寫作的興致。

跟學生交朋友對為人師表是極其重要的。在汕頭，由於課余時間大都花在“夢之谷”裏了，沒怎麼同學生們打交道。福州時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曹維廉副社長以及曾任臺灣《中央日報》主筆的葉明勛。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幾十年。

回憶我在崇實時期，同學中間頗有些好友，但沒跟一位老師交過朋友。一方面由於我那時跟學校當局大多處於對立狀態；另一方面，那時沒有年齡上同我相近的老師。在汕頭和福州，我同學生幾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記師生之間的界限了。

但是，崇實有兩位老師我至今仍常懷念。一位是兼中醫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閱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潔若還記得有一篇寫的是：“人騎在驢上，驢累得滿身大汗，氣喘籲籲。人還嫌驢走得慢，不斷地用鞭子來抽打。”為了鼓勵我，李老師常在我的作文本後面一批就是幾百個字，諄諄地寫出他對我的期望。當然，這些作文本也沒能逃過那場浩劫。

還有一位姓賈，是教地理的。

當時，教代數的是一位專靠板子教書的既兇又狠的老師。那時，我們用的課本是一個姓溫德華的美國人所著的——中文書名為《溫德華氏代數學》。最初，我對代數蠻有興趣，在班上並不是最次的。那時我上學要由東直門南小街走到北新橋。馬路是用土鋪的，汽車輕易不過一輛，只有人力車和腳踏車，另外還常過駝群馬幫。馬路兩旁是磚砌的水溝。

一次過馬群時，中間一匹馬驚了，嚇得我趕快跳過水溝逃開。慌亂間書包散了。等馬跑遠了，我趕回去撿。糟糕！我的《溫德華氏代數學》給刮沒影兒啦！這就意味著要挨不止一頓板子！

那正是月頭上。我想了個辦法：交飯費時只交早晚飯的，中午餓它一頓。那樣，就夠重新買一本溫德華的書，也就可以少受點皮肉之苦。

於是，同學們吃午飯時，我就一個人在籃球場上練投籃。後來被人發現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氣，才落到這個下場。可是教地理的賈老師一聽說，就立刻掏腰包為我補交了那頓飯費，並且親自把我從籃球場上領回食堂。

可惜那位賈老師後來離開了崇實。多年來我曾多方托人打聽他的下落，也沒打聽到。他那次對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於趙澄和賈老師這樣的情誼，在人間我一向最重友情。後來又遇到楊振聲、沈從文和巴金三位，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真是幸運。早年雖伶仃孤苦，可我從不覺得人間冷寞，就是落難到柏各莊那三年，還交了一位貧農朋友鄭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了。當時他正在開灤煤礦。

在福州教了一年書之後，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並且轉學進了燕京，成為那裏新聞系三年級學生。

燕京是家貴族大學，我是怎麼進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讀書時，曾給東大地的洋教授推過草坪，看過娃娃，還為新聞系疊過一份份的《燕京新聞》。

1933年重回燕京，就開始靠為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寫小說來維持了。畢業前的一年，要寫論文《書評研究》，我就隨寫隨一章章地發表。我的大學就是這麼混過來的。當時，燕京有由馬鑒先生主持的學生輔導委員會，它對我就是職業介紹所。

我的轉學並且從英文系改到新聞系，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人過二十歲，總會不斷思考此生要干些什麼。我在十六歲上就已決定走文學的道路了。然而這只是個大方向，我還在考慮干什麼職業，我不想靠投稿為生，那太不穩定。英文系畢業，只有去教中學英語。我雖然教過幾次書，但我並不想再去教。因為年年教一套課本；太單調。自然更由於我那時對到處跑跑發生了興趣，什麼職業最能為我提供旅行的機會呢？只有干新聞這個行當，既可以為走南闖北提供條件，還有供我發表作品的園地。我心裏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新聞這個職業只是為我廣泛接觸人生的手段，文藝創作才是我的鵠的。

我早年嘗盡了貧窮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業後靠典當為生的狼狽。我不想再重復那種遭遇。然而我更不想為了三鬥米去干我所不願干之事——譬如做官兒。那陣子，傅作義就曾通過先師吳文藻要在內蒙（綏遠）給我個小官兒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寫寫牧民，然而一聽說非得當官兒，並且還得人國民黨，就堅決謝絕了。

其實，我並不認為新聞學有多少可學的。課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諾所教的“特寫”，其他如廣告學、采訪術，我都時常曠課去旁聽英文系的“小說”（包貴思）和“文學批評”（謝迪克）。

我這輩子早年寒苦孤單，中年（1957年起）屢遭厄運，但青年和晚年卻都十分幸運。1933年同斯諾由師生成為摯友，對我一生也是一大關鍵。我從他在課堂上所講的得到莫大啟發，使我堅定了當一名旅行記者，並且用文藝筆法寫新聞特寫的決心。同時，由於當了他的助手學到許多工作方法。斯諾在燕京只教了兩年，而那也正趕上我在國內最後上的兩年大學。我們不僅在課堂上見面（他第一天上課就宣布“我不是來教而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他不是故作謙遜，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虛懷若谷的為人），更多的時間我都泡在海澱軍機處八號他的家裏。我（後來又拉上楊剛）幫他編譯了英語世界第一（？）部現代中國小說集《活的中國》。有一陣子我們三人（還有斯諾那位喜歡搶話的海倫）湊在一起談論並爭論。畢業之後，我們的關系延續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過頭。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來北京，本來我們還可以再見一面的。怎奈他由於在美國《星期六評論報》上寫了兩篇文章預言解放後毛澤東終有一天也將像鐵托那樣向斯大林挑戰而不允訪華。六十年代，當他的預言果然實現，重訪中國時，我已在柏各莊農場勞動了。從他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協宴會上向東道主老舍問過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國營農場勞動哪。”並且告訴他：“蕭乾對寫作已經沒興趣了。”

他在書中說，他是帶著懷疑聽取那個答復的。

在燕大那兩年，我還結識了教美學和文學批評的謝迪克。我一向怕讀抽象文字，還把藝術理論視為畏途。他卻把我引入那個領域，在審美方面給了我啟蒙和指引。有一陣子我也迷上了亞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紀英國一些美學家如配特。謝迪克和斯諾同樣有一種富於魅力的教學法。首先，他同學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臨下。其次，他啟發而不灌輸，引導而不強迫。在班上，他總想法引起些爭論——爭得越激烈，他越興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結下友誼。課余除了斯諾那裏，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還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舉行的《彌賽亞》大合唱中，他（男高音）總是四位獨唱演員之一。他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在溜冰場上，又是位姿勢優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報》為曹禹的《日出》出評論特刊（整版）時，他的評論為許多人（如侯金鏡）所推崇。敵偽時期，他像燕京許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樣，也被日軍拘留在膠東。

他可沒白當俘虜！1979年我重訪美國時，他正在康奈爾大學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漢語語法》已成為英美漢學界的權威之作。他帶點嘲諷地說：“多虧了日本兵給了我那四年的進修機會。”他還譯了《老殘遊記》。

謝迪克是位勤奮不倦而又熱愛生活的人。七九年當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幾天裏，他曾冒雨開車陪我漫遊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親手做的俄式佳肴，還聽他彈了好多首“蕭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園和他帶我去聽的一次音樂會。年屆八十的他還在唱《彌賽亞》，但已不再是獨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參加母校的一次活動時，突然接到她病重的電報就馬上趕回去。一進門，只見太太已經咽氣了。

謝迪克的精神矍鑠得真是驚人。九十年代初，他來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學吳樂懿結了婚。估計當時她也已八十歲出頭了。信中描述了他們的新婚旅行：由他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開車，遍遊大半個美國。

當然，沒人能長生不老，前年謝迪克去世了。不久，吳樂懿也相繼離開了人間，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兒逍遙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這裏也補上一筆。

在燕京，我還對心理學發生了興趣。我學過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但我獲益最多的卻是夏仁德教的《心理衛生》，它幫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別人。懂得從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分析出各種心態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轉彎抹角的自我辯護，明白各種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動。我認為，對下去體驗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會各種人打交道的新聞記者，那應是一門必修科目。心理學是一門了解人的學問，這門學問對於我從事的新聞采訪工作，從中受益匪淺。

在燕京離畢業還差半年，《大公報》社長胡霖就把我預定下來了。第一次會見中，他提出我進報館後職務是編副刊，我要求在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讓我出去走走。不講價錢，反而要求額外的工作、任何老板當然都不會拒絕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師範去講課。那時精力充沛，對於工作向來不知畏懼，只是有點擔心“女子”那兩個字。朋友都竭力為我打氣，好在一周只去一兩趟，就還是答應下來了。

我對教天津女師的事幾乎沒什麼記憶。其實，在汕頭教書時，就是男女合校，我並不害怕女生。只是後來我發現兼這個差使會把我拴住，不便於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沒教幾周就辭掉了這一兼職。

一提到天津女師，我就想起後來成為臺灣文藝界元老的張秀亞。在我剛開始編《大公報·文藝》時，她就投過稿，並且被刊登出來。她那時恰好是女師的學生，當她知道我在那裏兼課時，想借機同我謀一面，她寫信給我，約定在我上課的那天，她將戴一頂大草帽等在課室外面。其實，投稿人要跟刊物編者見見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講完課，一出教室門，大草帽之外還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緊張了，就匆匆溜掉，心裏還怦怦直跳。

後來我們認識了。四八年她隨丈夫（天主教大主教於斌之弟）去臺灣前還來復旦看過我，那是我們最後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當我被迫擱筆的那二十二年間，她卻在寶島上一本本地出著鴻著。從她的書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飽經坎坷。

1939年，我從香港《大公報》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現代漢語。

我從1930年在北京就不斷教西方人華語。他們最歡迎北京人教。因為四聲發音準確，尤其喜歡懂得英語語法的北京人。我教過大使館參贊和洋商。當時還協助一位丹麥女漢學家孟泰夫人譯過幾卷《東華錄》。工資一律都是每小時兩毛五分。

也就在那時，我通過教漢語認識了美國的威廉·安瀾，合編了八期《中國簡報》，這些都已寫進我的《文學回憶錄》中了。這裏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為了談談我通過教西方人漢語——特別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點經驗。

不少人主張教外語要用直接教學法，就是一上來師生就講所學的語言。我也同意。我從九歲跟我的洋嫂子學英語，就是這麼用直接交談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讀了一本語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個旅人看地圖，地方去過了，就一目了然。還記得我那本語法是帶圖解的。至今，我仍認為用圖解是學語法的一條捷徑。

但是，教已受過高等教育的成人華語，我認為有時借用一下西語的語法還是條捷徑。語法是由活的語言中總結出的規律。語言結構各有特點，但也有共同的東西，比如詞類。

我在東方學院教的課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編的，他還曾把會話部分錄了音。當時，英國青年已應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齡的老學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輕人，他們都是信仰上（如桂格會）的反戰主義者。上次歐戰，英政府曾把當時的反戰主義者全都囚在海峽的曼島上，他們受罪，對國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費。二次大戰時，英國的辦法改了，準許他們從事些非戰鬥性的職務。這四十名青年就志願去中國戰場從事救護工作。走之前，來東方學院參加訓練班，由桂格會提供場所——伯明罕郊外一所農場，由我和西門教授給他們開個速成班。我除了語言，還得做一些有關中國各方面常識的介紹。

照我們這裏的說法，這四十名英國青年應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還有行動：拒服兵役。第一次歐戰，英國處理得十分簡單化，也十分浪費。國家同敵國開戰，全國同仇敵愾，可卻有一小撮人出於信仰，同抗敵大唱反調，拒不服兵役，關進牢房當然罪有應得！然而二十五年後，英國政府在二次大戰中學了乖，懂得矛盾應緩解而不應激化，也承認既然憲法上給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為執行憲法的政府，就應認真實現，方能取信於民。

在我同這批反戰青年接觸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覺他們都是誠懇的、優秀的英國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編著一份藝術刊物，還有搞醫的。近年來他們時常把看過的英國報刊寄給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們之間建立起的友誼。其中有一位在滇緬路上英勇獻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貝利，在雲南內地染上惡性瘧疾，一條腿致殘，一直架著拐。多年來他疾病纏身，卻以頑強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為國際法學家，著作等身，可惜已於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後，我於1942年去劍橋當了學生。兩年間，成天頭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侶那種黑袍。

劍橋是很難進的大學，王家學院門檻尤其難邁。我當時主要是沾了身為“偉大盟邦”一分子的光，還有福斯特和魏禮兩位的推薦，才進了那家貴族學院，並且還成為住宿生。劍橋以大學後身的劍河聞名於世，而王家學院教堂在劍橋壯麗宏偉的中古建築群中又是佼佼者。學院給我一間臥室一間書房，後者兩面窗戶，一面朝著劍河，另一面對著教堂。

關於大學生活，已見我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裏不再重復，只想借此談談劍橋的導師制。

進入學院之後，事先早已為我指定喬治·瑞蘭茲教授為我的導師。他是劍橋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頭髮本已是金黃色，傳說他上課前還要再灑點金粉。1984年我偕潔若去拜訪他，當時他已八十幾歲了，不但不用手杖，時而還作跳躍狀。他留我們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劍橋照僧院規矩，一到黃昏，女客就不許在院內滯留。那天潔若不但住了，而且還當了高桌（教授進餐的長桌）上賓。

達迪（大學裏，人們對瑞蘭茲的通稱）指了他書房裏我們坐的那張長沙發對潔若說：“當年乾就是坐在這裏同我討論意識流小說的，每周兩次。”

確是那樣。三九年我一到英國，就鉆研起意識流小說了。我一直在讀喬伊斯和維吉尼亞·吳爾夫夫人的書。剛好瑞蘭茲是吳爾夫夫人的寵兒。在導師的指引下，我又讀起美國亨利·詹姆士的小說。自然，在進王家學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認識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過他的倫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樂部，也兩次去過他在撒利郡的家，並且從他家去過列諾爾德·吳爾夫的家。可惜當時他的妻子維吉尼亞已經投江自殞。

福斯特是位寡產作家，他一共才寫了六部小說（其中一部寫同性戀的是他逝世後才問世的）。喬伊斯的小說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長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過幾遍。他的《芬尼根守靈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歐戰場了。亨利·詹姆士文筆細膩，勞倫斯則傾向粗獷。

我每周總寫一篇讀書筆記，預先交給導師。然後他約我去他那裏“飲茶”，一邊品茗，一邊討論筆記內容。他從不把他的意見強加於我，倒是每聽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見（一個東方人的意見）時，就特別感到興奮。這時，他的口頭禪總是：說下去，說下去。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實在是用中國“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販自蘇聯的觀點），來看待高踞在英語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說。對於他們那些刻意在文藝表現上的別出心裁和勇於探索，了解得很膚淺。這也是四六年回國之後，我始終沒敢去正面寫文介紹的緣故。例如，關於維吉尼亞·吳爾夫，我似乎只寫過一篇短文論她的女權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國人對待文學的眼光來分析他那些小說。例如，在談他的《霍華德莊園》，我就認為他的中上層人物寫得像，而工人形象則模糊，甚至歪曲。當我在同瑞蘭茲交談中這麼說時，他就表現了強烈的興趣。在給福斯特的信中，我又這麼說了，而他不僅表示了濃厚興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說我“擊中了要害”。

對劍橋，我首先贊賞的就是這種寬容和肯聽取不同意見的雅量。一個武斷主義者在教學上是不會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麼是人文主義精神，我首先要舉的就是能虛懷若谷、肯於聽取不同意見的態度。惟我獨是則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學生，當然更治不了國。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臨一個既小又大的問題：沒地方安家。當時要頂間屋子，需要金條；而截至那時，我一生還未見過一根金條，更不要說擁有了。

我去華東著名學府復旦兼教職的動機實在不純，就是為解決住房問題。當時，復旦通過靳以告訴我，倘若我肯去兼職（而且保證只開兩三門課，每科每周各只兩小時），就給我一幢日本人遺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書房、客廳、臥室俱全，還有個大浴缸。在那裏，我歡快過，可也煎苦過。

提起在復旦的那兩年，我感到十分負疚。我一直反對教師兼職。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裏名教授如周作人、劉半農、沈兼士，都一身兼著兩個以上大學的教職。有的向各校輪流請假，即便課課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學生們一是慕名，二是為了混學分。不認真的教授更好對付。從教授來講，兼職就不可能同學生交朋友，下班夾皮包就走。不了解學生，不知己知彼，還談得上什麼教學！

四六年我回上海，報館沒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點也沒考慮我在身兼二職。一下把我派去臺灣采訪，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課，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溫代課。我只為她出出主意，親自教的課不多，和同學接觸自然也更少。離國七載，本來大可以向他們討教一下國內的現實，會少犯許多錯誤。那時我剛入中年，好逞強，獨斷獨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寫了一篇開罪當時文藝界一位泰鬥的文章，以致釀成禍端。不過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從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宮，未嘗不是我難得的福分！免於被迫寫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總之，從復旦這段日子我首先總結出的是：教者應當專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慚愧呀！一提起復旦那兩年，我就感到慚愧，因為當時我連半心半意都夠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辭職走上香港《大公報》的新崗位了。從那裏，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認為，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教育應是我首先關注的焦點。縱觀維新的日本、新興的新加坡，以及我們自己的臺灣，教育莫不是它們復興的起點。十九世紀末，日本曾把由我國榨取的上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掃數投入教育。新加坡開國後，也首先抓國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訪新時，去那裏的外交部看望在倫敦時的老友拉賈拉南（當時任外長兼副總理）時，看到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富國新加坡的外交部卻是一幢矮小陳舊的灰色樓房，可是新加坡大學的校舍卻富麗堂皇。在德國法蘭克福，我遇見一批來自臺灣的旅遊者。一問，原來是臺北一家中學的教員。他們的薪金足以供他們每年外出旅遊一趟；而我們這裏，為了解決教師們的溫飽，前幾年卻讓教師們同其他行業一樣尋求第二職業。我對面一家小學假期間曾改開旅店，白天還兼著什麼行業！

每當節日看到巍峨輝煌的布置，或走過正在修蓋華麗的政府大廈，我心裏就核計：這該夠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協常務委員。每年都有許多位委員提出這個教育經費的問題，大會主席在報告中，也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我有時覺得中國早已不再屬於第三世界了，我們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場，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國內外捐獻來彌補基礎教育經費，就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確不折不扣的是屬於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學教員往往比大學教授更辛苦。中小學教師既無輝煌的學歷，在社會上名氣往往也不大。他們別無倚靠，必須紮紮實實地不辭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學對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報告他每年度發表了些什麼論文，出過什麼書，作過多少次學術演講。至少在我當教授時，大學當局從沒考核過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準不及格。

關於中小學，我還希望教育當局明文規定：嚴禁體罰。從我個人的經歷，體罰往往出自教師的煩躁、壞脾氣、缺乏耐性。體罰標志著教學的失敗。體罰不但打擊甚至消滅學生的讀書熱情，也是對其自尊心的摧殘，我建議：對實行體罰摧殘弱小心靈的教員應給以處分。重者，應送法院。

小學教育相當於打地基，至關緊要，我希望現在的小學校不再要學生們朗聲“唱”書了。“唱”書是為了死背，也就是讀書不求甚解，那是誤人子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應始自智力的萌芽期，並應貫徹整個教育過程。希特勒絕不會允許這種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從。這是民主國家教育與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從不會思考的學生，是徹底的失敗；就國家前途而言，簡直不堪設想。

因此，我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不僅是往學生腦袋瓜裏塞多少知識，而更應讓他們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貓狗訓練好了，也會服從。獨立思考既是人與禽獸的區別所在，也是國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東條、希特勒，還是墨索裏尼，他們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這個。

如今大學收費了。我贊成為那些不是萬元戶的貧寒子弟，設置幾項不至於影響學業的工讀機會。學新聞學的，課余為當地報紙跑跑新聞，有何不可？這不能光靠學生自己張羅，關心學生福利的校方應設立專門機構，主動與社會有關單位聯系、張羅，開辟途徑，然後由學生自選參與。

幾年前我去沈陽訪問，見到那裏一位也曾當過“右派”的市長。他告訴我，在沈陽當教員，工資一律加提三級。這數目雖不大，且純屬物質刺激，但卻表明該市對教育的重視。

可是寫到這裏，一位剛去延安地區訪問歸來的朋友來看我。他舉那裏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學校為例，說開學那天，每個學生得交二十元“校門費”才準進去辦入學手續。學費是二百五十元，學外語則上千元。然而這以外，農民每年還得交一筆教育附加費。“交不出，就加倍處罰。再交不出，官家就闖進家門隨便拿”。

我聽了不禁唏噓良久，感嘆不已。

一九九六年

老唐，我對不住你
作者：蕭乾

我曾把鬥爭者與被鬥爭者之間的關系比作貓與鼠。並且說過，這位置並不固定，時而也會相互掉換。比如我吧，從1949年至1979年間當的基本上是鼠，可沒人會相信1951至1952年間，我居然也當過一陣子貓——一只二號貓。在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中，我被委任為一個打虎隊的副組長。那時，貪汙——不一定真貪汙，只要承認貪汙夠一百萬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當鼠倒也罷，反正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可為了當那半年多的二號貓（當貓就得張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場有問題），我至今仍懊悔不已。當時，我們遵循的原則是“穩、準、狠”，可難就難在這個“準”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萬元，可定案時只落實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錢，我們也還能勉強心安理得，算是沒白打。可最後竟然連一分錢也沒能落實！

開總結會那天，當領導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時候，我們那個小組七八個人都洗耳靜聽。而宣讀的結論是：“並未發現他有貪汙行為。”老唐聽了，估計心裏必然在頌揚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可我（估計我們小組每個人）都實在狼狽不堪。多年來一想起這件事，我就深感內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現在是懷著懺悔心情，用此禿筆寫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自打交了八十，一閑下來心裏就常搗騰這些陳谷子爛芝麻。有時候是午夜突然翻上來，有時候是閑下來發楞的時候。說說，興許就痛快一些。

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進了一個專門從事對外宣傳的機構。因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經參加了那項工作。最初我們只有七個半人，因為那位領導身兼多項職務，每星期他只來半天。他主編當時對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時，外文方面俄文獨占鰲頭，許多學大半輩子西方語言的，都忙著擺脫沾著資產階級臭味的英法文，有的還把珍藏多年的這類書籍雇輛車拉到東單舊書店，給個三文兩文就賣掉，然後趕緊改學當時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資深學者甚至丟掉用了一輩子的西學，積極參加俄文突擊。一個月不教課，不見人，甚至不接電話，竟然把俄語攻下，並且用俄文翻譯起長達萬言的蘇聯論文了。

他們可絕不是投機，而是為了真誠地否定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連頭顱都擲了，我們這些回頭浪子還有什麼舍不得丟掉呢！

相比之下，我們那個單位算是幸運了。所學的西方語言都仍能派上用場，因為我們宣傳的對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那個單位很快就擴大充實起來，成了一個“洋包子”的聚集點。單位裏除了少數俄文干部，大多是留學歐美學西方語言的。我們不僅可以保留原來的全部藏書，更重要的是並沒由於不會俄語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們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裏，也有個“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屬於單位的印刷廠。老唐就是那裏的領導——廠長。印刷廠坐落在單位十分偏僻的東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著廠長親自出馬。所以我同老唐輕易見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從延安來的干部，在當時，那就足以使我肅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內行，何況人家已經受過革命的鍛煉熏陶，是勞苦功高的。

四九年解放後，古老的中國一開頭需要好好地滌蕩身上的汙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於當時進行的各種運動，所有的愛國者都是擁護的。我自己就參加過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運動。當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審禍害農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橋目睹殘害幼女的老鴇在挨鬥之後被當場槍斃時，我雖並沒好奇到擠近刑場跟前去觀看，卻對那果斷的革命行動由衷地擁護。五○年冬，我又去湖南嶽陽筻口鄉參加了一場土地改革。一個月裏，目睹農民擺脫了幾千年的剝削壓迫，成為農村的主人，也是極為興奮的。回來並曾為配合對外宣傳，日以繼夜地趕寫了一本後來被譯成十一種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記得五一年幾月了，我們單位處級以上的干部去中南海聽了一次提到許多駭人聽聞事實的報告，說貿易部有人把三噸什麼寫成三百噸，多了兩個零，就為國家造成十億元的損失。還有把米茶磚寫成黑茶磚的，造成的虧損也十分驚人。至於奸商的不法行為就更可氣了：武漢的西藥販子販賣假藥，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兒童。上海有個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干部行賄，賺了一大筆錢。奸商用爛棉花制成救急包，用壞牛肉制成罐頭，還有發黴的餅干，臭蛋壓成的蛋粉，坑害當時正在朝鮮前線出生入死、保家衛國的志願軍。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貪汙、不反浪費、不反官僚主義，就要亡黨亡國。

於是，“三反”“五反”運動就在全國展開，我們單位緊跟著也動了起來。會要開，對外宣傳的業務也不能停頓下來。辦公室裏時常是一張桌子上劈劈啪啪打著字，另一頭就有人在扒拉著算盤。

我們是個新單位，雖然有些黨員做骨干，但畢竟政治力量單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這麼大的運動。根據上級指示，就跟同一個大院的一家由延安遷來的大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三五反”委員會，並且由領導機構宣布幾個打虎小組。沒想到我竟被派作一個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來自那個大單位的一位飽經革命風霜的老黨員。另外還有幾位組員，其中有渴望在鬥爭中爭取入黨的青年團員，有正在向黨靠攏的積極分子，有一位當時的身份是“留用人員”，還有一位南洋歸僑青年。這是個很具代表性的戰鬥小集體。大家在反復聽了報告之後，都摩拳擦掌，準備在這場運動中一表對革命的赤膽忠心。

但是，人們的思想並不是一條直線，有時也會有些曲折。也就是說，在公共場合表白的，並不總與內心一致。其分別就在於：有的善於把這種有差異的思想隱蔽起來，照樣隨大溜——因而就不會惹出麻煩；有的人私下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無意中就會有所表露。我承認，我自己心裏當時就存在著“走著瞧”的思想，然而自打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之後，我就懂得：對政策是不可多嘴多舌的。何況當時我身為打虎組副組長，更得格外慎重。

可那位初來乍到的歸僑青年就還沒練出這種涵養。大會上，他也照樣跟著喊口號；可私下卻流露出點疑竇，並說過：像我們這樣的清水衙門，能出老虎嗎？

那位老干部組長平時從不疾言厲色，輕易不說三道四。可是一聽到這種右傾思想的苗頭，立刻警惕起來，馬上組織起學習，要求端正思想。他嚴肅地指出，“清水衙門”是“最危險的想法”。緊跟著，團員和積極分子都異口同聲地認為，這種看法是當前的大敵。嚇得那歸僑面紅耳赤，一再檢討自己由於完全沒有經過改造，所以才會在運動中唱反調。有人甚至說這是有意削弱小組的鬥志。

當時，積極分子還搶著發言，不肯善罷甘休。認為散布這種麻痹思想必然別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護，也許他本人就是只老虎。但是，身為小組掌舵人的老干部很巧妙地把方向還是轉到“三五反”本身來，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膽懷疑，擦亮眼睛，一個老虎也不得放過。

當各戰鬥組經過醞釀，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戰鬥目標之後，嚴密仔細的查帳工作就開始了。深夜，單位各個辦公室仍燈火輝煌，算盤像一陣陣疾雨般地響著。

一進大樓，沿著樓梯的墻壁貼滿了紅黃綠色標語，上面大部分寫的是堅決擁護偉大的三五反運動，也有反對右傾思想的。樓梯正面窗戶上是一幅特大標語，上書：“不許放過一條老虎！”

運動從務虛轉入務實了。革命群眾個個鬥志昂揚，各戰鬥組在上級的指揮和指點下，開始醞釀起鬥爭對象。以單位每年經手的款額按比例計算，我們至少得揪出四十頭老虎。於是，凡經手過錢財的，如財務科、總務處，以及跑器材和經手稿費的人，一時都成了懷疑對象。在一次大會上，一口氣就揪出二十五頭老虎。

運動的局面就這樣打開了。

正當我們組焦急不堪的時候，那位積極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廠那個附屬單位，那可是每年經手多少億的角落，而印刷廠那邊的工人也正發動起來，廠裏鋪天蓋地貼滿了有關唐廠長的大字報。

一天，組長開完碰頭會回來向我們宣布：上邊已經決定，把印刷廠的老唐交給我們組來鬥了。他說，這是上級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這種信任。

一個戰鬥組沒有戰鬥的對象，那就像打遊擊摸不著敵人。如今把老唐交給我們，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為政治鬥爭對象，平時再昂首闊步，腦袋也會耷拉下來。身上就好像散發出什麼特殊的臭味，人們見了都躲得遠遠的，惟恐沾上毒素。

至於老唐，他從來也沒趾高氣揚過，如今成了人所不齒的老虎、一個受到指控的貪汙犯，就更加縮成一團。他剃光頭，身上穿的是件殘舊的灰制服，說不定還是延安時候發的，腳上的布鞋上還打著補釘。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裏的煙袋鍋，還有那拴在煙袋桿兒上的煙荷包。

他原是個沈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為審查對象，只要開口想說明點什麼，那就會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貼墻站著，楞楞地但是坦然地望著我們。

這時，我們就七嘴八舌地盤問起他來，並且一聲聲地嚷著：“老實交代！”可老唐要麼不吭聲，要麼就說：“俺沒貪過汙。”

兩軍對峙，倘若勢均力敵，還能鬥上幾個回合。然而我們是七個人，我們後頭還有整個單位，以及全黨全國作為後盾，而他只孤身一人，並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經扣上了“貪汙犯”的帽子。對比起來，那是一百比零。更何況團員們還一路帶頭喊著：“老唐不交代，就叫他滅亡！”

口號喊完，讓他交待。老唐還是那句話：“俺沒貪過汙。”

他的重復引起了小組裏的憤慨。這時，有人提出，把他交給全單位的大會去批鬥。而且，從今天起，他得“隔離反省”，也就是說，關在機關裏，不許回家。

這些，見過革命世面的老唐都並不在意。有一種懲罰可使他楞了一下：沒收他的煙桿兒和那個煙荷包，理由是怕他放火。

其實，並不是由於老唐死不交代才把他隔離反省的。開會之前就已經由那位積極分子通知老唐家屬，把他的鋪蓋送來，並且告訴他愛人：“老唐今天不會回來住啦。”那女人問：“啥時回來？”答復是：“要看老唐坦不坦白啦。”

從那晚上，老唐就同旁的老虎一起被關在機關後院一排倉庫裏，那裏有專人家守。那也許就是“文革”造反派關“牛鬼蛇神”的“牛棚”之前身，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說不定它的來歷還要更早。

老唐當時對這一措施仿佛並不驚訝，他更在乎的還是那根由他手裏奪去的煙袋。開頭，我心裏倒曾有些嘀咕：我們並沒掌握老唐的任何把柄，這麼做合適嗎？

這念頭一起，我就使勁默誦：“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樣，就又堅定了將“三反”進行到底的決心，不再動搖了。只希望全體大會後，鬥爭能有所突破。

全體大會主要是為了造成聲勢。老虎出場前，先由一位年輕的同志領唱一首革命歌曲，喊一通口號，然後，主席才宣布：“把老虎帶上來！”

那真是一幕轟轟烈烈的場面：禮堂周圍貼滿了紅綠標語，老店和其他老虎入場時，群眾一聲聲喊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有的人還從坐位上站起來，追到個別老虎跟前去喊，仿佛在示威說：這一只是我的老虎。

真是驚心動魄的一幕。驚的，一是一下子揪出這麼多老虎！二是，咦，某某某怎麼也成了老虎！

其實，這是不難理解的。一個老虎被揪出來，他不甘寂寞，就會供出自己平時看著不大順眼的人。贓款的核實是後期的工作。當時當了老虎想找個伴兒，並不怎麼困難。

虎群中我們最注意的當然是老唐。他依舊安詳地揣著手，低著頭，走在那群被詛咒的虎群中。然而看樣子，他並沒因這浩蕩聲勢而受到震動。

大會的第二天，我們趁熱打鐵，趕緊為他開會，指望他目睹那浩大的革命聲勢，會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可是，他就是死不開口，頑抗到底。別看他土頭土腦，問到一些具體數字、什麼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總也沒抓到破綻。

可是大會之後，旁的組可疊出捷報。樓梯沿墻貼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認出貪汙多少款——要上百萬才算是“大老虎”。而我們這只老虎就是一元錢也沒承認下來！組裏由於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說，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還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事後，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組長提醒大家，這種空頭支票可開不得！無產階級最講究實事求是。誆出來的坦白一時交了卷，如果將來落實不了，就會喪失組織的威信。

我們聽了，打心裏折服。

正當我們為這僵局而一籌莫展之際，印刷廠那邊的戰鬥小組跑來向我們“借”老店去鬥他一個晚上。組長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放手交全組討論。有本位思想的就認為，老唐這只老虎只能由咱們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說，可別忘了老店原是那裏的廠長。廠裏人要求拉他回去鬥一個晚上，咱們總不能給人家釘子碰。況且工人去鬥一下，說不定會打破僵局，他就開腔了呢！

這可是組織對我的一次考驗。右傾就會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場不穩，既對自己不利，也會有害於鬥爭。既然組裏大家都贊成，我不能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那樣對運動、對自己，都是不利的。況且這是印刷廠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領導階級，人民政權是以工農兵為基礎，而在這三者之間，工人更是領導階級。

所以我也點了頭。作為副組長，我這個頭點的分量可要大一些。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負疚至今的緣由。當時，我上意識說是為了運動，但下意識則是為了保全自己。

於是，當晚就由我們全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廠。

還沒走到廠門口，就見兩邊墻上已經糊滿了紅黃綠色大字報。當時，“唐”字上頭還沒打紅×子，那是到“文革”時才發明出來的。據說，是受到舊社會刑場告示的啟發。

進廠門之後，那裏的“三反”運動負責同志立即跟我們親切握了手，然後繃起臉來吩咐說：“把他押下去！”

頓時，廠裏的工人們震天動地喊起了口號。

我看到院裏已經用草席搭起一座小臺，兩邊掛著水月汽燈，一片轟轟烈烈的景象，直像是在辦什麼喜慶事兒。

這時，負責人過來同我們一一握手，連聲說：“謝謝你們合作。”並且叮囑說：“明天早晨八點半來接他吧。”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塌實，我一點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燈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樣挨鬥法。只感到革命鍛煉說來容易，實地經受起來實在並不簡單。

這裏應當補上一筆：

就在工人鬥老唐的頭一天，我們組還抄過老唐的家。叫門時，老唐那位纏足的愛人走慢了一些，組裏那位積極分子當地一腳就把門踹開了。

說老唐的家“樸素”，那可很不夠。竟然就樸素到連一件裝飾性的陳設——例如一只花瓶也不見。一進屋，都是些破破爛爛。他們一家雖然住在城裏，而且是首都，卻連張床也沒有。全家就睡一鋪大炕，靠窗戶角有個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開，以為會有點金銀財寶，可只抖出點爛棉絮。

屋子是兩間，可空空蕩蕩。我們翻箱倒櫃，只在角落裏見到一個並沒上鎖的破皮箱。打開一看，幾件換季的衣裳底下壓著個淺藍色的人民銀行小存折，我們一時如獲至寶。可是打開一看，每月存進去的合不到現在的五元錢。整個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唐的那位面黃肌瘦的老伴兒，一看就是個老實人，她還非要燒水給我們沏茶。於是她就一邊捅開煤球爐子，一邊問我們：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們並沒聽她嘮叨，只是四下裏東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貪汙的蛛絲馬跡。

但是，我們完全撲了空。每當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緊接著工人提出要“借”去鬥他的事，我的自責心情就更沈重了。我是昧著良心點的頭啊！

把老唐交給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幾位組員去印刷廠領他回來。跟我們接頭的工人一見面就告訴我們，鬥爭會開到大半夜。他把我們領到後院一間堆房，房門上了鎖。打開門之後，只見老唐瑟縮在墻角一領破席上。頭腫得像是個大西瓜，簡直大了一倍。他眼神遲鈍，臉色蒼白，脖子上血跡斑斑。顯然，他經歷了一場可怕的鬥爭。

我當時心裏想：革命可真不是請客吃飯！

領我們去的工人厲聲喊：“站起來！”

老店哪站得起來呢！他用一只胳膊撐著破席，蠻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聽他使喚了。我只好過去扶了他一把。然後，他一拐一瘸地跟著我們走回來。

我們組一致同意應當讓老唐養養傷。收了押之後，當天沒再為他開會。老虎挨了這麼一頓揍，也真該讓他將息一下。

過了幾天老唐開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動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幾筆都是與出版科同志有關的。可是一讓他交代時間、地點，他就又張口結舌了。

後來他學了乖。每逢交代什麼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點——老唐對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單什麼飯館，就是中山公園。數目也都不算大。

我們組把戰果報上去，也開始受到了表揚。同時，上邊還提醒我們：同兄弟組相比，我們還很落後；要乘勝直追，不可麻痹大意，放松鬥志。

每當我們走過張貼出來的戰果統計表的時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們組，就覺得口號沒白喊，心機沒白費，總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說，由於老唐這麼坦白，這麼合作，我們對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開了竅，大家的日子都好過起來。

只是這數字和特號老虎還有很大距離。照印刷廠的年收支情況，他也還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從樓後押他到小組來“過堂”，總要經過前廳和兩道樓梯，一路墻上都貼著大字標語和鬥爭的喜報。他很可能已經摸索出我們需要的最起碼的數字了。

也許是為了減少或縮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幫我們湊。這樣，每次會結束前，他從不“關門”，總說：“讓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湊足數目，早些結束他這段痛苦的日子。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說：“我有個老戰友……”我們立即追問起：“老戰友怎樣啦？”“他是搞裝訂的。”我們意識到新的戰果就要到手，就來個趁熱打鐵，追問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說：“我給了他……”負責記錄的組員趕忙打開了筆記本，並且追問：“多少？”

他說了個不小的數目。

於是，我們要了兩輛吉普，就押著老唐來到西直門大街一條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車開不進去，就在胡同口外邊下來。組員們押著老唐，我們兩個組長就去拍那家的門，門上紅地黑字寫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這位老戰友一看後邊還跟著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麼回事了。他楞了一響，悟出這是來跟自己對質的，就咕咚一聲朝老唐下了跪，邊作揖叩頭邊哀求說：“我的老哥，俺們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請你高擡貴手，別害我吧！”

他邊說邊刷刷地掉著眼淚。

老唐是個軟心腸人，這情景顯然觸動了老唐的惻隱之心。他咽了口吐沫，小聲對我們說：“我記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顧湊數目了，卻沒料到還有對質這一實事求是的舉動。

連開吉普的司機一路都在駕著老唐“不是東西”。我們組在撲空之後，更是氣憤，甚至警告老唐：今後交代什麼，都得這麼對質，他不用想蒙混過關。

老虎與打虎者之間關系緩和了一段之後，現在又緊張起來。我們雖沒動手打他，可是每次開會總一副劍拔弩張的樣子，非要他交代個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們怎樣拍桌子追問，老店又恢復了最初那一問三不知的頑抗了。這時，性急的團員就厲聲對他說：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還把你押回你們那印刷廠去！”

這聲恫嚇可真奏了效。

經過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開口了。他說，他貪汙的錢沒分給誰。他都買了銀元啦！

“銀元在哪兒？”

“俺埋在徐州城外頭的柳樹底下啦。”

這倒也符合當時農民不信任銀行，甚至不信任鈔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兒去刨這些銀元？

我們要他交待出確切地點。他說是埋在城外（可見當時徐州還有城墻）護城河邊一棵柳樹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現在回想起來，老店這可真是順口溜了。可我們當時急於追求數字，也太缺乏判斷力了。

四十多年後來回想這件事，真覺得荒唐好笑。我們匕個知識分子活活給一個農民耍了！然而，這農民確實也被我們逼得沒法解脫。干了那麼多年革命，什麼享受也不圖。如今，身陷囹圄，幾個月見不到老婆孩子，而且還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點豁出去了。

正當大家議論咋辦的時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國內地跑跑的歸僑青年就自告奮勇說，他願接受這個任務，去跑一趟。

於是，組織上就為他開了介紹信，請徐州的“三五反”委員會就地給以協助。

這可真是海裏摸針！

小張——我忽然記起他的姓來了——組織紀律性很強。動身之後，每天必打個長途來報告情況。徐州那邊的兄弟單位也派人協助他沿著護城河邊去一棵棵地刨。

倒楣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楊柳，它們什麼也沒窩藏，完全是無辜的。只由於老唐那個交代，就一棵棵給刨得亂七八糟。而且除了幾條蚯蚓和露出的樹根，什麼銀元，連影子也沒見！

掃興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頭，挖到的卻是一堆堆的土！

小張回機關時，運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或者說，掃尾階段了。

搞運動總要分階段，而每個階段又各有其重點，這是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規律的。運動開始時，強調的是不能放掉一個老虎；“三反”搞得徹不徹底，關系到黨及共和國的存亡；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獸，是定時炸彈。上邊號召每個公民、每個干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膽懷疑，要同我們隊伍裏的腐化分子作堅決的鬥爭。

如今，各戰鬥組經過幾個月的日夜奮戰，取得了累累戰果。現在到落實階段了，上邊加緊內查外調，戰鬥組則轉入學習，並且談自己的體會，檢查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

於是，我們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古腦兒交給上級。老店還在隔離反省，但他的問題已不歸我們組管了。

思想檢查是從寫自傳開始的。

共和國雖然剛剛三歲不到，可我那起碼是第四五回寫自傳了。幸虧我大學畢業就進了《大公報》，四年後我又去了英國，四六年才回來。中國近代史最復雜的是國共合作那個階段，虧了抗戰中的武漢我沒到過。那時誰是國，誰是共？誰是正派人，誰是國民黨特務，很難分辨。

我很僥幸，自己當時沒在國內，所以我主要檢查的是資產階級思想。我迷信過西方民主，甚至贊賞過議會政治。檢查會上，有人說我在思想上是個大老虎。我洗耳恭聽，並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幾位大學教授的啟示。他們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沈痛承認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記得三○年我在輔仁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家裏九代篤信天主教的同學，力勸我皈依天主。他還特別向我談起向神父懺悔自己劣行之後，他本人所得到的快感。他說：“那就像洗了個熱水澡！”當時，我沒能領會他說的好處。可是到五十年代，我在大會上清算自己迷信西方民主自由那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時，才開始領會到。然而人們並沒把我這頭“思想上的大老虎”關起來，反而似乎還更尊重了。想來是由於我還有點自我暴露的勇氣吧。

運動煞尾時，最重要的工作是核實定案。這可不是誰說了就算的！一筆筆地都得有根有據，有下落。這時，工作做得再細致不過，而且都經過同本人以及有關人員核實簽字。數目不能籠統，每元錢都得落實才算數，體現了組織上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大原則。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大會上宣讀最後戰果的那一天。

當念到老店的名字時，我們組都豎起耳朵來傾聽幾個月來我們最後的、真正落實了的戰果——我們為之喊了多少口號、拍了多少回桌子、費了多少心血得來的戰果。

報告人根據印刷廠工人的反映：老店平時有些公私不分的毛病。並且補充說，這倒也難怪，老唐是打解放區來的，那裏一直實行的是供給制。然而——

我們豎起了耳朵。

“經過反復核實，多方調查，並未發現他有貪汙行為……”

這時，我掉過頭去看老唐，他依然低著頭坐在那裏，一點也沒顯出得意的樣子。也許作為老黨員，他認為在運動中受點罪也沒什麼，組織上是從來就不會冤枉誰的。

幾個月之後，我在機關大門口又碰見了他。我愧疚得低下頭去。他卻捧著剛買到的一塊熱乎乎的烤白薯，想撅半截給我，熟頭熟腦地說：“老蕭同志，嘗嘗，挺熱乎。”

我狼狽地道了聲謝，朝他擺了擺手，就匆匆忙忙走開了。一邊走，心裏一邊嘟囔說：

“多麼善良的一個人啊！”

一九九六年

點滴人生
作者：蕭乾

飛肉

每個人一輩子都既有順當的巧遇，有時也難免會陷入尷尬的境地，窘得擡不起頭來，可事過境遷，回想起來，又會感到可笑，甚至會拿自己開心。

我就常記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鬧的笑話。

那好像是在1918年左右。那時，我的四堂兄還沒娶美國嫂子。當時他正在教一個姓孟羅的英國人漢語。一天，孟羅請他吃飯，為了讓我見見世面，他把我也帶去了。

記得那天孟羅先請我們看一場電影，是在長安街平安電影院。那是我頭一回看電影。可能是卓別林的片子，因為至今還記得他那能上下聳動的小胡子，不跟腳的鞋子和手裏不斷耍著的拐棍兒。

帶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為了讓我長見識，他萬沒料到我會讓他大丟其臉。

第一道上湯，還算順利。反正我記住事前囑咐的：調羹可別碰湯盆。真正的魔難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盤炸得焦焦的牛排。這回我得過刀叉關了。

四堂兄大約也估計到我這一關不好過，事先便叮囑我務必要看著他的動作，我只要照樣模仿就是了。

於是，我也照他那樣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後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裏一送，就成了。

誰料到我那塊牛排硬是不聽話，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開。眼睜睜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這塊還動彈不了。我意識到四堂兄也在替我著急。

於是，我使勁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盤子，而且仿佛長了翅膀般地溜出桌邊，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來。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著這一戲劇性事態，可四堂兄漲紅了臉，狠狠地瞪著我。我呢，真是喪了魂，正要貓腰去把飛肉擡起，四堂兄用漢語狼狽地訓斥我：“別動！”

我從聲調中聽出他的怒氣。

孟羅其實例並不在意。他從面前的大盤子裏又給我補了一塊，還說著安慰的話。

但我實在怕這第二塊牛排也會長出翅膀，就噙著淚水朝它發怔。

飯後辭出之後，四堂兄一路無可奈何地嘆著氣，朝我悻悻地說了聲：

“廢物，真丟人！”

與鷹同席

英國人好客。尤其在大學裏，每個星期總得赴幾次茶會。時而還會有人邀去度周末。我去過兩趟福斯特在賽拉郡的家，看到他多麼孝母。老詩人羅伯特·特萊威林的家更去過多次，常同他那位早年僑居過印尼的荷蘭夫人在林中散步，從這種周末領會到英國傳統家庭的風貌。我尤其喜歡聽他們飯後的朗誦。有時是選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膾炙人口的小說，如《簡愛》，有時是著名詩篇。記得福斯特曾繪聲繪色地朗誦過T．S．艾略特一首描繪貓的詩，他把貓形容得活靈活現，逗得大家（尤其他那位老母）笑得前仰後合。

一回，福斯特在他那改良俱樂部裏為我介紹一位在英國中部諾丁漢大學教哲學的朋友，後來那人寫信來約我去他那裏度周末。旅英七載，我應邀去友人家度過上百次的周末，惟獨他那次最使我難以忘懷。老實說，如今回憶起來我還有些冒冷汗。

那位教授像福斯特一樣，是位老光棍，可他有一別致的伴侶。一進客廳他就為我介紹了，是一只老鷹，名字叫托姆。

他指了指我，煞有介事地對托姆說，這是從東方禮儀之邦來的客人，你可不許撒野！托姆好像挺懂事，朝我張了張翅膀，伸了伸脖子，似乎還點了點頭。

老實說，當時我心裏一點也不踏實，生怕它朝我撲過來，用它那錐子般的尖嘴啄上我兩口。

還好。它大概明白這是主人的貴客，只用它那黃中透綠的眼睛朝我眨了眨，像是在打量，在端詳，在決定值不值得歡迎我。

用晚餐時，我萬沒有料到老鷹也入了席，而且踞在我和主人之間。主人見我神色緊張，就趕忙向我保證說，我家的托姆最懂規矩，它天天跟我一道吃飯。

我實在放心不下。我想起上初中的時候，一位體育教員曾爬到操場那棵大榆樹上，想捉一只在樹椏中間落腳的老鷹，結果給老鷹啄得滿胳膊是血。

我那時真怕它一興奮，朝我撲過來。

可托姆確實懂事。當我用刀叉切著盤子裏那塊牛排時，它也在它那盤子上一口口地啄蛋黃。每啄上一口，還歪歪脖子朝我望望。

主人留意到我有多麼緊張，就趕忙解釋說，它是在表示友好。然後又提高嗓門對老鷹說，這是從中國來的貴客。然後又轉過頭來問中國可有老鷹？我說，在動物園大鐵籠子裏見過。他聽了不禁咂了兩聲，說大鐵籠子太不舒服了。然後朝老鷹說，你願意關在大鐵籠子裏嗎？

老鷹歪過頭來朝他眨了眨眼，又仰了仰脖子，仿佛在考慮怎麼回答。

主人似乎有所領會地說：“我們的托姆不喜歡關在籠子裏。”可我心裏說，那同關在這屋子裏又有什麼區別！

我們每上一道菜，托姆的盤子裏就也換個樣兒。一下是玉米粒，一下是青菜或剁碎了的生肉。它一邊啄，一邊朝我們主客二人望望。

我呢，一邊吃著一邊擔心思，巴望這頓古怪的與老鷹的共餐早點結束，而且能平平安安地、不挨一下啄就散席。

原以為飯後飲咖啡時會把老鷹請走，不然。主人又把它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仆人隨後端來一只盆子，裏面是像牛奶一樣的湯水。這樣，我們喝著咖啡，老鷹也一口口地在盆裏啜。

最後，主人把老鷹架在他肩上，老鷹吼了一聲。主人說，瞧我們的托姆多講禮貌，它在向中國客人道晚安呢！

托姆被送回陽臺上了。我的心才踏實下來。

可那一夜我沒睡好，總覺得窗外的托姆不時地在朝我撲扇它的翅膀。

狼狽

那年在福州教書的時候，我剛二十歲出頭，跟學生距離不大，喜好自然也相近。我愛打籃球。其實，我的球藝極不高明，當前鋒不會投籃，當後衛常犯規。可我就是喜歡玩。下課後，常到操場上跟學生們一道較量，我打起來還十分認真，一回曾把學生脖子抓破。打那以後，我總提醒自己：別忘了師生這道界限。

那是一所教會學校，是美以美會在世紀之初創辦的。教職員中有開明人士（其中有的後來還參加了革命），但實權則掌握在幾位虔誠的老教友手裏，其中有一位家裏幾代人都信教。逢到做禮拜，他總跟校長一道坐在臺上，他有時也講道，要不就站到臺前朗讀新舊約。這位老教友認為，星期天（他叫禮拜日）除了查經、禮拜、默禱，什麼活動也不允許。他平素對學生們禮拜日還在球場上活動，一直極為不滿。我們球癮又太大，老教友早已看不順眼了。學生們可能以為有我這個老師在一起，就可以放心打去。

一個星期天，正當我們玩得挺歡的當兒，老教友忽然氣呼呼地出現了，並且闖進球場，一F子就把球攫到手，厲聲說：

“這是主日，不許打！”

然後就憤憤地夾著籃球走了。望著他那背影，我們全呆了。大家都知道這位老教友仗著他的教齡，連校長也不看在眼裏，只好掃興散場。

我呢，不但掃興，而且還大大地丟了臉。好在沒過多久，我就乘海輪北返了。

登五臺有感

我一向對名山古剎缺乏興致。三六年上泰山去采訪馮玉祥將軍，事畢，我都未趁機看看日出奇景，就趕緊下山趕發通訊了——可惜由於將軍大談抗戰，結果，檢查官本著當時“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給扣留了。“文革”中在鹹寧干校三年，許多“五七戰士”都順道遊了廬山，我卻鼓不起那雅興。

九三年，山西文史館華而實館長邀我作五臺山之遊。我竟不顧這副老骨頭架子，欣然前往，我想看看那裏的佛光寺。我不信佛，也不懂古建築，其所以對佛光寺感興趣，是因為想起一位故人：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她曾冒著酷暑，隨著名古建築學家的丈夫梁思成在這座佛光寺那積滿塵埃、搖搖欲墜的梁柱間，手持米尺，爬上爬下地丈量、考證。

不少人稱贊她的小說寫得好。然而她統共就寫了《九十九度中》等那麼幾篇。我還看過她畫的水彩，也見過她的舞臺設計。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可她更熱心的是幫助丈夫，鼓勵朋友，她的大部分時間、精力都花在高談闊論上，而且她發表高論時，旁人很少能插進話去。因為她談得總是那麼精彩、動聽，誰也不願意打攪。

倘若當時她像約翰生博士那樣，身邊有位勤於記錄的包斯威爾，把她的那些妙語宏論都記錄下來，那會是多麼精彩的一本書啊！

她自己寫得不多，但她更鼓勵旁人寫。我就是在她的殷切鼓勵下繼續寫下去的。

我們最後一面是在五四年的文代會上見的。我遠遠望到她，就跑過去坐在她身邊，叫了她一聲“小姐”。她發窘地小聲說：“都什麼年月啦，還小姐小姐的！”

我推敲她那句話的含意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她那時已不再年輕；另一方面，都解放了，還稱她作“小姐”，這不等於稱她作資產階級麼！

是與否

yes是“是”，No是“否”，這原是最起碼的英語常識。

然而語言並不光指詞匯，教語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這個最簡單不過的“是”與“否”來說，中國人的用法同英語世界的習慣就大不一樣。差別就在這第二句上。例如：

問：“你是中國人嗎？”

回答都是：“是”或“對”。沒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問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國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對方所說的話。

然而英語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書的時候，一天，一位年輕的美國女教師下課後，臉色漲紅地走進教員休息室。我問她出了什麼事，才知道，原來在她的班上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她在課堂上用英語問學生們：“我是你們的朋友嗎？”

學生們齊聲嚷道：“是。”

接著她又說：“我不是你們的敵人吧？”

臺下齊聲使勁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嘆地對我說，已經教了他們快一年的書，學生們對她的態度竟還是摸不透。

語言用法這種微妙的差異，有時會造成很大的誤會。這個例子對於在翻譯工作中主張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譯專家們，我想應該有所啟發。

一次失言

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為了趕上時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過去，有時連過去在學術上的成就也羞於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舊知識分子的印記。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雖身為大使，其實他原是位作家，流亡倫敦時曾同我一樣也是國際筆會的會員。那天同席的還有我們一位名詩人兼德國文學研究家。大使那天誇說，他在使館頂層有一寫作間。每天他必躲到那裏去看書或寫作，不見客，不接電話。接著又談起他正在讀著德國詩人裏爾克的詩集。

這時，我就接下去說，同席的那位兼德國文學研究家的詩人是最早把裏爾克介紹到中國來的，譯稿還是在我主編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的。

我的話既是事實，自然也包含著表彰。不料那位詩人聽了卻滿臉通紅，不置一詞，像是被人當面揭了什麼短似的。

這時我覺察自己失了言，但話已說出，收不回來了。

席間一度出現了緊張，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現在回想起來，那正是連無辜的《簡愛自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為毒草的年月。當時，倘若有人說我研究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計我也會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樣草木皆兵、動輒得咎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也是看電影

誰沒看過戲和電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電影可不是為了開心，那是嚴肅的政治任務。當時，《海瑞罷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紅某子的，就都屬於“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的毒草。去看欽定的“毒草”，可得義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學習小組長就繃起面孔厲聲宣布：下午兩點半要去文化部看電影，不許遲到早退，不許請假。最後還著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機關開會批判——最後兩個字是帶著兇狠的眼神和語氣說的。這顯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場，也預示出這又將是一場殊死的鬥爭。

作為嚴重政治任務去看的電影，偏偏是充滿江南秀麗風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極動人的文學片。然而人們可不是去欣賞；而是要在那小橋流水中間尋找萬惡的修正主義。

命運真奇妙。那陣子，頭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過些，因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態的是革命群眾。我細心傾聽著他們一個個吃力地往那無辜的電影頭上扔著泥巴，扣著修正主義帽子。其實，這倒也不難！那年月，凡是屬於真善美的，都可能毫無例外地扣上那頂臭帽子。

革命群眾扣完帽子，時間也差不多了，小組長宣布任務完成。於是，就散會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沒那麼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就是砸爛狗頭，碎屍萬段。“革命”和嗜血就成為同義語了。

斯文掃地

“文革”期間，機關腦體倒掛。平時的勤雜人員如今坐在辦公室裏給干部們派起工作了。年輕的去拉卷筒紙，老的則派些“輕”活。有個時期，我同範用和王子野燒鍋爐。承他們二位照拂，往外推爐渣時，他們總搶著駕轅，讓我在旁邊推。後來又改派我同原社長許覺民掃大院子了。

那陣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隊點名，然後自報身份，有報“胡風分子”的，我就報“右派”。古典部有位老黨員，干了一輩子革命，什麼過錯也沒犯過。他原本應報“修正主義分子”，可他報了聲“老干部”，這下可惹出亂子了。那個個子高大的原司機班頭兒——那時成了革委會主任，就當眾左右開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干部十幾個嘴巴，好不威風！

許覺民那時算是“走資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們倆總是扛上掃把，準時來到收發室，那位好心腸的工友還偷偷給我們各斟一杯茶。強迫性的勞動就是積極不起來。我們總是聊一陣天才無精打采地抄起竹掃帚。許覺民邊走邊詼諧地說：

“走，斯文掃地去吧！”

我聽了喝彩道：“這個詞兒用得恰當，用得好！”

亡羊還可以補牢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會嘗到聽候宣判的滋味。當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腎部的透視片交給主任大夫，大夫迎著燈光邊看邊搖頭時，我心裏可緊張了。我多麼想知道自己軀體裏出了什麼差錯啊，可又不敢問，只能屏息直楞楞地望著他的臉——特別是他的嘴，聽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條斯理地轉過身來寬慰我說：“腹腔問題好像不大……”這時，他又皺起眉頭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塊毛栗般的陰影說：“你左腎可長了塊結石，塊頭還真不小哩。”

透視和同位素掃描進一步證實了他的診斷：我的左腎確實有塊鹿角形的結石，他估計至少已經有十年了。（這時，我記起在湖北鹹寧干校喝了三年那帶糞渣兒的湖水。）不過，他說正因為它塊頭大，掉不進尿道裏去，所以他建議保守治療，暫時不采取措施。

恰好這時（七九年夏）作協通知要我參加首次對美國的訪問。我能去嗎？幾家醫院的大夫都給我打了保票。這樣，我就帶著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機。四個多月跑了美國十幾個城市，有時清閑，有時忙到淩晨。除了腰部偶爾作痛外，結石並沒搗什麼亂。

回國後，促使我下決心非去掉這塊結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當時想，既然那枝筆又還給了我，我就要上山下鄉，好好干它一場。就像五○年領導說要我赴朝鮮管理戰俘，我馬上就去協和醫院把闌尾割掉一樣。我總希望身上沒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結石手術，導致尿道不通，帶了八個月的管子之後，終於還是把左腎摘除了。

接著，也許由於負擔過重，這唯一的一只腎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於是，我到處找有關腎病的書看，並開始嚴格控制起飲食。十幾年來，我就靠這三分之一的腎，居然還湊合著活下來了。

同樣，當我滿口好牙的時候，一直不知道愛惜，還同旁人比賽過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幾顆，倒懂得愛惜起來。

所以我總是亡了羊才去補牢。

朋友，勸君還是羊未亡就先補牢，這是一個老人真誠的忠告。

出版奇跡

既然往日的文學不是“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業整個閑下來就是意料中事了。從編輯到出版，從校對到印刷，都關上門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間，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項“特急任務”交下來了，說上頭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於是，全出版社立即響應號召，全力以赴，日以繼夜地大干起來，要力爭在出版速度上創個世界紀錄。

任何行當一擱將近十年之久，肯定會生疏。同時，任何行當擱下將近十年之後，大多數從業人員也必定會感到技癢。如今任務下來，而且來自最高方面，這在當時是莫大的光榮，大家干起來，怎能不分外起勁！發稿、校對，一環一環都特別加了緊。

大家不但放棄午休，還加夜班。一方面是由於又摸起本行業務，畢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義；同時，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對革命的忠誠。經過三個晝夜的齊心奮戰，這三百多頁的“特急任務”，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時全部完成了。

書印成之後，由我們出版社革委會主任親自送交有關領導轉呈上頭，接著就受到表揚。

於是，革委會立刻在臨街的鐵欄桿上掛起二十幾尺的橫幅紅綢金字大標語：慶祝提前完成緊急任務而受到表揚！當天黃昏，革委會就組織了一次慶祝遊行，並要求全體人員一律參加，不許請假。每人還發給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邊走邊喊著口號。

後來才知道，原來突擊出來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閱的《笑話大全》！

文明標準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劍橋去倫敦度假，就預先按照報紙“招租欄”給倫敦一家長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訂了個房間。在利物浦車站下車後，為了妥當，我還又給那家公寓去了電話，回答說房間已經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門前：按鈴，開門。可房東一看我是個黃種人，竟彬彬有禮地說：“對不住，那間房剛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爾的老夫人開一公寓，專喜接待東方學生。她那裏已經住了一位來自錫蘭（今名斯裏蘭卡）的女提琴家，還有學政治的印度學生（後來成為新加坡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此外就是倫敦中國銀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沒費什麼事就也住進去了。

老太太對膚色雖沒成見，但對房客們有個極合理的要求：必須穿著睡衣入寢。也許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臟了，可她卻說這是文明不文明的標志。

我是在北京東北城角窮人家長大的，小時候干脆光著腚睡覺，成人後，也只穿條褲衩和背心，從不習慣穿什麼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層小樓裏還住著幾位東方同胞，在他們的提示下，我趕緊去買了一套。而夜裏我還是照老樣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團，裝作穿它睡過了。

就這樣，在這位老夫人眼裏，我也成了一個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寫作中心來了一位短期訪問者（就是僅住上一兩天的），是位希臘作家。他的一部小說被拍成了電影，中心要放給大家看，這位原作者就跟著影片一道來了。由於同是來自文明古國，我就邀他共進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

此人其實剛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臉上長滿著棕色的絡腮胡子。他握著我手的時候，連聲說著：“孔夫子。”於是，出於禮貌我也報以：“蘇格拉底。”接著，他又迸出“李白”兩個字，我趕緊還了聲“荷馬”。

我知道的希臘詩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裏關於中國詩人的名單抖落得見了底。反正這番對口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足以使我們一見如故。

那天我還特別去當地的朝鮮鋪子裏買了點東方小吃。我們邊吃邊聊。飯後飲白蘭地時，他忽然嚶嚶地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從上衣貼身處掏出一張照片。他顫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嗚咽著告訴我：“她——我的艾瑪，我親愛的妻子，丟下我，獨自到另外那個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麼慘，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點怪這種艾瑪太狠心。

我燒著咖啡，他繼續在敘述他同艾瑪的快活的日子。他滿臉淌著淚水，捶著胸，直直地問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會尋短見。他呢，就像個愛哭的老娃娃，越勸，他哭得越激動，雙肩一聳一聳的。

我趕忙給他斟上杯酒，他一飲而盡。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時候，他又一次端詳起文瑪的照片。這回，我探過頭仔細看了看：花叢裏探出的確實是一張秀麗的臉。

這頓飯我一直在聽他為艾瑪所頌的挽歌。他抹著淚告訴我：她既活潑，又會理家。他捶著飯桌，詛咒奪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場疾病。

他反復問我：“沒有了艾瑪，我還怎麼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給他斟酒，並且勸他節哀，用作品來紀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對面那片灌木林裏散步。打老遠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著一對男女。時而嘰嘰喳喳地交談，時而還似在抱吻。

惟恐驚動了這對情侶，我就折入林間小道，可那男的聲音聽來好熟悉。

待我從樹葉隙縫裏一瞥，原來正是頭晚在我房裏抱頭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臘詩人。而同他一見如故的則仿佛是來自東歐的一位女詩人。

一九九六年

蕭乾文集籬下
作者：蕭乾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麼不同呢？姥姥死了，當然只好住姨家。環哥認為媽路上的囑咐是多余的。他蹦著鬧著，小耳朵就沒聽進那句辛酸話：“咱日子這下可苦了。你放規矩點兒就算心疼媽啦！”

媽和爸吵嘴，甚而動手，村兒裏誰沒聽慣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來當然得吵一陣嘴的。吵了嘴後，環哥照例應享有一次隨了媽到新鮮地方的旅行。一向總是去姥姥家。姥姥家離村兒十來裏。總是鎮上禿王的牲口馱去的。姥姥家龕上供著小小銅菩薩。那圓胖胖的馨，只要輕輕一彈，就有錚錚的響聲——但姥姥活著的時候不准彈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薩走了。不然，今天那白頭髮老太太又該扶了九連環拐杖迎出來了。

環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來的第二天就和媽吵了。吵著吵著啪嚓一聲，一只粗碗向媽頭上砸去。媽忙用胳膊搪開。媽的頭髮勒在爸的手裏如一束胡麻，吧咭吧咭地批打起來。媽哭。環哥夾在中間跺著小腳鴨兒也哭。嚇得臥在薯秧垛上的狗嗥嗥地叫了起來。還是村兒裏的長工把爸攙了出去。媽就伏在土炕沿上，委曲地由喉嚨裏抽噎著，間或罵著：“沒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來了。拿著一張托人寫就的紅帖子，逼媽畫押。鬧騰了一夜哪。天亮，環哥就由熟睡中被拖下炕來。一條褥套和一只柳條箱都系在禿王牲口的背上了。環哥記得快出房門時，爸揮著鐮刀瞪著眼問他：“兔鬼子，跟她還是跟我？”環哥往媽懷裏一撲，登時一個尖尖硬硬的指頭就由腦後戳來：“給我滾，連老帶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媽的畫押了。滾，滾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禿王問：“三嫂，公母倆又怎麼啦！三哥在京裏的事不挺有油水嗎？”媽咽著淚水，任那松松軟軟的驢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後仰地，默默無言。直到出了村兒，禿王才勒住韁繩問：“老太太是過去了，咱們這回該奔哪兒呢？”媽用干干的嘴唇說：“馱我到城裏北門，投奔我妹妹家去吧。”

於是，過了張家莊的黍子地，環哥就看見高粱穗上露出一座破舊的城門樓。“上城裏去哩！”環哥樂得直顫著身子。那畜生感到背上的擔負起了變動，長長的耳朵即刻豎了起來。媽忙抱住環哥，咬著牙床說：“你個沒心的燒豬！”

把帶來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騰出的一間廂房後，媽就開始嗚咽著跟姨數落起來。姨口口聲聲地說：“離了倒好。可不能就這麼離！”

這時，姨家表弟進來了。一個推了學士頭，白嫩，靦腆，毫沒有村野氣的體面書生。兩天來不息的嗚咽聲已把環哥的耳朵哭鈍了。經過大人的引見後，環哥就跑去和體面的同伴親呢起來。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談的時候，兩個便溜了出去。

直到晚飯時分兩個才轉了來。四只泥汙的手伸給兩個愁苦著的母親看。環哥笑嘻嘻地還直誇這裏護城河的泥鰍大，譏笑著表弟多麼膽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圓了，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顏厲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轉過頭來叫他們洗了手換好了衣服再來吃。

天不早了，環哥的小肚裏嚕嚕嚕地響了起來，他餓得恨不這時有一大柴鍋冒蒸氣的玉米給他啃，但姨家的鍋杓是響在另一間叫作廚房的屋子裏。擺在眼前的是盤碗碟筷，整齊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當大人們正謙讓上下座的當兒，環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軀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防媽把他拖了下來，惡狠狠地瞪他兩眼。“媽變樣兒了！”環哥心裏奇怪著。

姨父嘴唇上有黑壓壓的那麼兩撇，怪不得人家說城裏吃衙門飯的老爺們都留胡子呢。環哥聽姨父用極客氣、極有禮貌的樣子勸媽放心，說：“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對這和善的男人，媽仿佛倒要哭了出來。環哥顧不得這許多，只用小手握住那紅漆筷子，就把塞在喉嚨間的米粒順溜溜地滑進小肚囊裏去。並不時地伸長胳膊，扯著小脖子，用筷子遙遙地捕捉一片顏色別致的菜。這時，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著挾進他碗裏去，跟著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姨給媽送來一件城裏人穿的褂子走了後，媽氣沖沖地指著環哥的鼻尖說：“給我丟人來啦！”

睡在一張木床上哩。姨家的什麼都講究——比姥姥家強多了。環哥躺在那張木床上，晃著小腦袋，想著姨家堂屋條案上那玻璃盆景，花花綠綠的。簟瓶裏還插有大大荷葉托著的紙蓮花。他翻過身來問：“媽，媽，姨家八仙桌上答答答響著的是什麼呀？”焦急著的媽聽到這瑣碎的話自然會生氣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吧。燒豬！”

環哥挨了媽的揉，就賭氣用被角把頭蒙了起來。他算計著在這黑暗嚴密的角落裏作夢一定不會遭到媽媽干預了。他就閉上眼想：姨家的門口還有三磴臺階呢！臺階下成天過著車呀馬的。哪像家裏：出門就黑壓壓一片綠莊稼，要不就一片死寂寂的墳堆子。姨家院裏還養了肥胖的龍睛魚哪！姨家房檐底下有燕窩，老燕兒不時地咕嘰咕嘰地叮嚀著小燕兒。還有呢，姨家表弟會唱學堂裏的曲兒。表妹穿的是有花紋兒的皮鞋……

天一亮，媽就坐在床沿裹腳。還給環哥蓋被呢，這孩子正閉了眼睛溫習著小腦袋裏所貯藏的一些新鮮事物哪。經媽一蓋，就索興踢開被商，坐了起來。

“睡吧，環哥！”媽低聲說。

“媽，媽，姨家後院那棵棗樹結的是長的還是圓的？比咱……”

“你管哪！可不准在這兒撒野。這不比咱家。這兒是城裏，又是別人家。瞧，你昨幾個把表弟胡帶，惹禍啦！”

“去河邊玩玩算啥？媽，你平常還讓我去窯坑裏摸螃蟹呢！”

“要命鬼！這不比平常啦。這是別人家！”

“不比平常”，“別人家”，環哥似乎聽懂了而又不真懂。橫豎，若在家裏，這時雞就該叫了。環哥躺不住。他要看那肥胖的龍睛魚去。他要起來。

“給我睡下，小鬼。”

“干麼，平常這時我不已經該去拾糞了嗎？”

“又說平常！這是城裏。人家還沒起呢，你不能胡鬧！”

環哥一定要爬起來。他睡不住了。那柔軟的棉被像是生了刺，老紮著他那粗皮肉。他的後脖頸沒有練成和枕頭磨擦的工夫，照例是一醒來就得爬起的，他哪睡得下去。

但媽死命地捺住他，直到他答應起來也不出房門。

系好了鞋帶，可就不能不下地了。哪裏閑得住呢！環哥在房裏揉著眼睛，轉了轉，對媽說：“媽，我要去撒尿。”這回媽真沒法子拴住他。環哥把媽那無可奈何的眼色解釋作應允了，咚的一聲就把門推開。等到媽跑向門邊想囑咐他什麼時，孩子已牽了褲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細磚墊高起來的魚缸去了。

上房裏有了一聲沈悶的咳嗽。環哥回過頭來看，門是嚴嚴地為秦瓊把守著，僅有的那塊通亮的玻璃窗也還用花花的布遮了起來。看了這死闖勁兒，環哥吐了口唾沫，像是說：“懶骨頭，起來吧，這兒多涼爽！”

又是一聲帶些粘疾的咳嗽，跟著是都市小孩才醒時的一聲慵懶、嬌氣的咦咦聲。環哥不屑地扯開了褲帶，對準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園子裏的貨——撒起尿來。

他還悠閑地仰了頭，看看遊動著的晨雲會不會湊起一陣雨來呢，上房裏卻有了聲音：“這是誰呀！”

環哥的媽聽到了，趕緊躥出房門把他扯回房來，咬牙切齒地說：“丟人啊，這不是田裏！”

環哥懊喪地低了頭。真倒黴，大清早晨的！

這晦氣直到吃早粥時看到了表妹梳好的圓滾滾的辮子才消掉。看到那纏了紅絨頭繩的辮梢，環哥不知道該怎樣逗逗這女孩才好。

吃過早粥，表弟挾了書包去念“人之初，狗咬豬”去了。環哥問媽“有啥活兒干啊”，意思是該背起柳筐來拾糞去呢，還是拿了鐮刀去割草。可是，這是城裏，城裏的人是只念書的。連媽想找事做還沒有頭緒呢。就說：“小兔崽子，你給我乖乖兒地在房裏呆著就是於活兒了。”

這，環哥哪兒成，一個爬慣了樹鉆慣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轉眼，他就丟下袖鞋底子的媽，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門，就見到梳了黑漆漆、圓滾滾辮子的表妹蹲下兩條小腿，低著腰，在花叢裏拾些什麼。環哥趕緊跑了過去。看到那小手正撿花叢下細碎的小黑花籽，就也幫起忙來。小姑娘告訴他是夜裏風吹下來的茉莉籽。環哥不在意這些。種籽他見到的多了：紅豆、茄子、芝麻，什麼都看見過。這算啥，不稀罕。他不過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會兒表妹就和他熟得環哥長環哥短地叫了起來。

環哥和誰一熟，就得先試試他。意思是：就得逗逗他，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幫表妹拾完花籽，就說：“該叫我掐兩朵給我媽了！”表妹搖起頭來。環哥居心逗她麼，就索性把頂大的一朵掐了下來。登時，小姑娘就忘掉了適才的友誼，哭了起來。嗚咽著，嘟囔著“這是我們的家，這是我們的家”地走進廂房來。她揉著大辯梢。撅著小嘴告狀說，“你們的環哥”怎樣怎樣地“缺德”。

媽聽了多紮心哪。明知道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哪有心去戴那搶得已碎成八瓣的花！但為了告狀人的身分，她只好用手拍拍外甥女抽搐著的小肩膀，騰出另一只手來，再在親生的肉上擰兩下。

疼啊，環哥一向對付身體上折磨的辦法是一陣巨大而無淚的嚎啕。（這也許是他由村兒裏驢子學來的。）當前，雖然是在別人家，他也不肯收住自己的嗓門。

於是，午飯的時候，姨父好心地勸媽還是別打孩子。

沒有了同伴，環哥後悔起來。悔不該招惹經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被監在房裏，握了一管細毛刷子措起橫豎的紅道子來了。環哥用懺悔的心伏在窗口，守著那一個個紅的字都為那刷子嚴嚴實實地塗黑了。她挺著辮子，一點兒也不回頭。環哥腿都立酸了，就悵然地走下階來。

階前正蠕動著一簇黑烏烏的螞蟻。他即刻蹲了下來，用涎水淹那正在向同一方向前進著的螞蟻。看那些纖細的小腿一著涎沫即失了動彈能力的可憐，他出神地笑。笑著笑著石階上一陣橐橐的皮鞋聲。他忙擡起了頭，卻是那一絲笑容也不帶的姨父的臉。

“積點兒德！唾沫多臟啊！”

“唾沫哪兒臟啊！”環哥心想：你那痰才臟呢。

“站起來吧！”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頂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兒女都是他的服從者。“今兒早晨誰在院裏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環哥頑皮地笑著。

“哼，拐過角去就是茅房。以後別再——”

聽到這番責問的媽，趕忙走了出來。先問問妹夫是去衙門嗎，接著承認這孩子不懂規矩，然後才轉過頭來，悻悻地說：

“環哥，你——你給我立刻進房裏去。”

環哥擦著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讓我打你，你就放手鬧開啦。鬼，我哪輩子欠下你家的債，受你們老的小的欺負。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啊，我一死你就好了——”環哥的媽數落著哭了起來。幾日的委屈，由於她這孩子一時的不體貼，都勾引出來了。她坐在床沿上，嗚嗚地哭。

環哥乖了。他呆呆地倚著床沿，開始感到這次出遊的悲哀。他意識著寂寞了。熱戀了兩天的城市生活，這時他小心坎懂得了“狹窄”“陰沈”是它的特質。媽以為他老實了呢，他卻在想著家裏那條體己的黃狗。他想著黃昏的高粱怎樣一仰一俯地向他點首。豌豆地裏爬了多少勇敢苗條的螳螂。他想著二禿子快積足了的一百單八將洋煙畫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驢要下小驢兒了。杜家的貓又快要生養了，還答應給環哥一只小貓呢。他想起這場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園的棗快熟了吧，該約誰扛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棗，環哥湊近窗口，對著那山屋脊背後伸出來的棗樹出神。看到那掛滿了紅綠果實的樹枝，使他下意識地感到家鄉味來。一個由田間原野來的孩子看了那顏色，即刻就體會到身體該如何動作才能攀到那果實最繁多處。

他已把一只腳邁出門檻了，但看到媽愁苦的臉，又喚回適才那悲哀來。城市多寂寥啊，聽不見一聲牛鳴，聽不見一句田歌。總是哇呀哇呀的人聲。直等到好久好久，才有了一陣敲門聲。

表弟下學了。這是他唯一的同伴，還不曾吵過架的。這書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誘惑了。他發誓不再惹惱他。他要好好地留著這同伴。

鬼鬼祟祟地，又給他混出房門了。

“干麼玩兒呢？”這被老師監了一天的白面書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貪起玩來。

於是，環哥問：“你會打轆轤嗎，那圓滾滾，嚕嚕嚕的玩藝兒？”

“不會。”

“你會撅甜棒兒嗎？”

“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環哥一擡頭，高起興來了，兩只粗手抓著表弟文弱的肩膀問：“你會爬樹嗎？”

“不會。”

“來。”環哥牽了表弟的袖頭往後院走。“我爬給你看。”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門。這不是他常來的地方。

“你呆在底下。我去打，你撿。”環哥盤了雙臂熟練地囑咐著。

“不，不。我爸爸不准動這樹。他留八月節雇人打下來，送衙門上司的禮。”書生記起年年張老爺一口袋，趙老爺一蒲包地送。留在家裏的只有兩餑餑盒子，而且是小個兒的。

“干麼雇人打呢，真是飯桶！來吧。瞧——”環哥朝拳頭吹了口氣，便把一只腳蹬定那棗樹的一塊疤痕，雙手一抱，就離開地面了，嚇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麼！這白玩兒！”說著，環哥敏捷地掉換了三腳兩腳，小小身子已隱在果實累累的樹枝裏了。隨著，運用了小身軀所有的氣力在那樹枝上蹦跳，立時樹葉如暴雨似地刷刷的摩擦了起來。長圓的棗，滿紅的，半紅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子似地劈哩啪啦地墜到墻根下，墜到熟菊花莖下，墜到表弟脖子上了。立時，羞怯的孩子也為這陣棗雨興奮起來，樂得屈下腰去，選紅的向兜裏揣。

樹杈上的環哥也忙爬了下來，用更捷敏的眼光選拾地上的果實。

環哥一壁脆脆地嚼著，一壁驕傲地說：“這，這不算什麼！我們家裏的樹比這兩棵還壯。結的圓棗有這麼大——”說著環哥用兩個手指圈成一個大大的圓環。

“你爸讓你上樹嗎？”表弟關切環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環哥誇耀地說，“我爸在北平有了闊事情。北平是頂大頂大的地方。比這兒還闊多了。北平有一千輛一萬輛車。什麼都有——”忽然，環哥記起昨晚媽囑咐過的話來。

“別瞎吹，你沒有爸爸的。”

“你敢說！你才沒有呢！”

“別急，我昨兒晚上聽我媽和我爸說——”

“說什麼？”

“說你爸不要你們了！”

“放屁！”環哥挽起袖子來了。

“還說，說你爸是個該死的東西。丟下了大姨，在北平娶了一個頂壞頂壞的女人。”

“你瞎說我揍你！”環哥一把就抓著表弟的領子，啪的一聲，環哥的手掌落在那細嫩的皮肉上，隨著是表弟的哭聲。

環哥丟下領口被扯破的表弟，丟下那些“臭”棗，狼狽地走出院門，和慌忙奔來的姨母撞了個滿懷，就一直逃回廂房去。

看了環哥身上的泥跡，媽著起急來了。

“又造什麼孽了，小鬼！”

“媽，”環哥噙著熱淚撲到媽懷裏，“爸不要咱們了嗎？”

環哥委屈地學說了一遍剛才的事，問：“媽，媽，頂壞頂壞的女人是誰？是不是偷咱雞的張大媽，還是趙家那不講理的丫頭？”

媽只托著腮，由窗口望著飄在暮色裏的炊煙，茫然地搖頭。

晚上，姨到房裏和媽說呀說呀說到半夜。環哥蜷在被窩裏酣睡了。朦朧中，他只聽姨說了許多聲：“姐姐，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主。”

等環哥醒來，那只柳條箱又已捆好立在門口了。姨父微笑地走進來，摸著下頦，用極溫善有禮貌的語調說：“地方有的是。都是自家人。干麼這麼忙著走？”

環哥用贊同的眼色瞅著媽，但媽卻用勉強的微笑朝這溫善的人搖著頭。

一九三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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