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冷得能把鼻涕眼淚都凍成冰。衣不蔽體的人們一個個踩著腳，搓著手，嘴裏嘶嘶著；老的不住聲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來。

最擔心的是隊伍長了。因為粥反正只那麼多，放粥的一見人多，就一個勁兒往裏兌水。隨著天色由漆黑變成暗灰，不斷有人回過頭來看看後尾兒有多長。

就在兩天前的拂曉，我聽到後邊吵嚷起來了。“‘大鼻子’混進來啦！中國人還不夠打的，你滾出去！”接著又聽到一個聲音：“讓老頭子排著吧，我寧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種取暖的辦法。

天亮了，粥廠的大門打開了。人們熱切地朝前移動。這時，我回過頭來，看到“大鼻子”垂著頭，挾了個食盒，依依不舍地從隊伍裏退出來，朝東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邊走邊用袖子擦著鼻涕眼淚，時而朝我們望望，眼神裏有妒忌，有怨忿，說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國郵輪“讓·拉博德”號在新加坡停泊兩個小時加完水之後，就開始了它橫渡印度洋6000海裏的漫長航程。離赤道那麼近，陽光是燙人的。海面像一匹無邊無際的藍綢子，閃著銀色的光亮。時而飛魚成群，繞著船頭展翅嬉戲。

船是在歐戰爆發的前一天從九龍啟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歐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號開到西貢就被法國海軍征用了。這條船從新埠開出後，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國餐館當廚師的山東人和一個亞麻色頭髮、滿臉雀斑的小夥子。餐廳為了省事，就讓我們也到頭等艙去用飯。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華郵輪的餐廳理應充滿歡樂的氣氛。侍者砰砰開著香檳酒，桌面上擺滿佳肴和各色果品。隨著悅耳的樂聲，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間如有位女高音，說不定還會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這是一條陰沈的船，船上載的凈是些愁眉苦臉的人。在餐桌上，他們有時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豬肝還是牛排，因為他們全神幾乎都貫注在擴音器上，豎起耳朵傾聽著他們的母親法蘭西的戰爭部署：巴黎實行燈火管制了，征兵的條例公布了——是的，這是對大部分男乘客切膚的事，因為船一靠碼頭，他們就得分頭去報到，然後，換上軍裝，進入馬奇諾陣線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惱：得忍受空襲，物資的短缺，守著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運。他們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說：“親愛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當作糖往咖啡杯裏倒。

正因為大家這麼優容滿面，就更顯出三等艙裏那個有雀斑的小夥子與眾不同了。他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是個最合兵役標準的青年。可他成天吹著口哨，進了餐廳就抱著那瓶波爾多喝個不停。酒一喝光，他就興奮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雖然沒舉辦舞會，他卻總是在跳著探戈。

每天早晨9點，全船要舉行一次“遇難演習”。哨子一吹，乘客就拿著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點去排隊，把救生圈套的脖頸上，作登上救生艇的準備。我笨手笨腳，小夥子常幫我一把。因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說：“這條船上的乘客都悶悶不樂，就只有你一個這麼歡蹦亂跳。”

“是啊，”他沈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說：“他們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來。我天天盼！從希特勒一開進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聲。）可給我盼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