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西互釋時期(1928-1948)： 借鑒西方同時又從中國內部尋找突破口

這是鄧以蟄潛心學術，成果頗豐的大收獲時期，代表性的成果是《國畫魯言》《書法之欣賞》《畫理探微》《六法通詮》，奠定了其在美學界和藝術理論界的地位。1928年為轉折，因為該年他的《民眾的藝術——為北京藝術大會作》②一文表明他不再對西方文化藝術心存浪漫幻想，轉為關心中國當下社會實際，不僅是從象牙塔進入了實踐生活。更關鍵的是一方面鄧以蟄受到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美學的影響…

鄧以蟄把中國從石濤一直到民國吳昌碩、李瑞清等這樣一條脈絡下來的繪畫傳統通盤加以否定和批評，進而痛陳中國藝術的六大弊病：一曰復古運動，二曰懸奇立異，三曰陳規虛套，四曰舞弄筆法，五曰自作聰明，六曰裝飾與寫實不分。那出路在哪里呢？



鄧以蟄不像康有為的弟子徐悲鴻那樣，選擇寫實的道路。他比較模糊地說：「我時時刻刻希冀風來吹破。」[2]20這里的「風」顯然是「西風」。除了繪畫，在音樂上鄧以蟄也持類似觀點。他說「中國人目下的病症是，索莫、渙散、枯竭、狹隘、忌刻、怨毒，要的音樂須是濃厚、緊迫、團聚、豐潤、閑曠、雋永，豁達諸風格了。」[2]37…

鄧以蟄最大的特點就是分析問題不僅細致，而且深入。我們現在開始反思民國時期的美學著述方法，認為其較大的弊病在於以散談式的、感悟式的方式講述美學甚至研究美學，這固然符合美學這門學科研究「感性的、感覺的」知識特點，但容易流於泛泛而談，這也是1980年代美學熱之後至今，美學這一名稱乃至於這一學科的內容被濫用到各個學科、各門知識中的重要原因。



因此，鄧以蟄細致深入的研究方法在民國時期就顯得彌足珍貴。鄧以蟄的美學和藝術研究的方法既重視哲學的思辨，邏輯的推演，又重視個體的生命感悟，還重視歷史的考證分析，論證詳盡，論據充足。前者主要體現在20-40年代的長篇論文中，中者主要體現在20-30年代的短篇藝術評論文章中，後者主要體現在美術史和收藏類文章中。較好地把握了邏輯性和歷時性、辯證性和體驗性的統一。…

「中西融合」或「中西互釋」作為20世紀中國現代美學轉型時期的典型特征，已被學界廣泛認可和接受。在鄧以蟄研究領域，既有研究成果已經注意到論鄧以蟄美學思想中的「中西融通」特征，但詳論不多。朱志榮在《論鄧以蟄中西融通的美學研究方法》中，也僅僅是將其當作美學研究方法來看待，並未全盤研究其中西融會的美學特征。且大多數研究成果認為鄧以蟄的美學思想沒有建構起完整的體系，對之批評較多。



這些觀點不僅不夠全面，且大多是從文學美學的角度予以論述…

這里的主宰者不是激情，而是明察；不是虛無縹緲的思辨和構想，而是腳踏實地的分析與描述；不是高高在上的綱領，而是細致入微的分析研究；「不是泛泛地進行論證，而是去接近實事本身」。胡塞爾其所以要求哲學需要「嚴格(streng)」，海德格爾其所以強調思想需要「審慎(Sorgsamkeit)」和「小心」(vorsichtig)，意義均在於此。這種「嚴格」、「審慎」的態度要求我們不是作為真理的締造者或擁有者去發佈綱領、構建體系，而是面對具體問題進行含有實事的描述分析，理解各種人生、社會、世界的現象和本質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奠基關係。…

四

羅素把維特根斯坦視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滿的範例」。按照陳嘉映的說法，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極為深厚的文化素養，並以最本真的方式繼承了西方哲學愛智慧、愛真理的精神；他對人類生存本質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賦，使他在哲學上達到了其他哲學家難以企及的深度。

維特根斯坦著作的魅力，相當程度上在於其獨一無二的文學品質，並因此對整個藝術家群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維特根斯坦成了詩人、作曲家、劇作家、小說家心目中的哲學家，紐美因（M. A. Numminem）還將其浩瀚的《邏輯哲學論》譜成了組曲(Tractatus…

錢鍾書認為：「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對於「圓」的理解，必須與「時」偕行，即根據不同的環境、時間、地點才能獲得具體的含義（「時義」）；由此，圓成了一種「活的終極、生成中的中極」「活的圓」。用錢鍾書的話說，就是「圓活」，即表現了純粹思想的整全性的「一」。與「時」偕行的「圓」，如何落實為具體的文章做法呢？錢鍾書說了「圓之時義大矣哉」之後，接著即說：「推之談藝，正爾同符。」錢鍾書引用了一系列關於行文當「圓」的論述。如，畢達哥拉斯曾說過：「立體中最美者為球，平面中最美者為圈。」帕斯卡說：「其中心無所不在，其外緣不知所在。」德國評論家蒂克稱，圓形之無起止是大學問、大藝術。《易經》雲「圓而神」，朱子說「無極而太極」，皇侃言「小而圓通，有如明珠」，佛典說「圓通」「圓覺」等等，可見，「圓之時義大矣哉」。最後，錢鍾書一言以蔽之：「乃知『圓』者。詞意周妥，完善無缺之謂。」…

《管錐編》由781則劄記組成，分成十卷，分別評論十部中國古典要籍；每卷第1則為總論，是著者對這部書的總體認識，第2則以下對該書中具體段落進行相關的考訂和評論。錢鍾書「夫子自道」：「端賴賢者於義則引而申之，於例則推而益之。」《管錐編》每則文字大致可分為「義」和「例」兩部分。所謂「義」的「引而申之」，即從表面的歸納，到「抉髓究理」，這是「具體的概念」由表及里的軌跡運動，也就是一個個小論點的轉換。對「義」之論證，則舉若干事例、事實作為論據；錢鍾書總是按照概念的流變的秩序或運行的軌跡，把相關的事實例證編排到相應的位置。《管錐編》中隨處可見的「增訂」文字，絕大多數都是對「例」的「推而益之」。…

早期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寫得「像水晶一樣清晰」，形式也很特別：每一章有一個總題，然後給出一系列擴充和論證；一句句格言式語句用號碼排列，表示各個命題的主從關係；所有詞項都像是術語。《邏輯哲學論》的段落以各個層次的阿拉伯字母編號，似乎象征著它是一個嚴密的邏輯結構，文句的口氣也頗為獨斷。

後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關注兩個主要論題，即語言哲學和哲學心理學。維特根斯坦處理這些論題的方式，完全不同於其他哲學家：

首先，形式上沒有通常用於指明論題的章節標題，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693條獨立標號的評論組成，篇幅由一行到數段參差不齊；第二部分共14節，每一小節由未作編號的分散評論構成，有的半頁，有的長達36頁。…

此外，還有另一種思維，「乃是概念的規定性」，它是「實體性的統一性的一種形式規定，是作為整體的形式的一個環節，亦即概念本身的一個環節，這個概念本身乃是有了規定的諸概念的基礎。這個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來直觀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維的對象、產物和內容，是自在自為的事情，是『邏各斯』(Logos)，是存在著的東西的理性，是戴著事物之名的真理」。從這種概念的規定性出發，內容成為我們考察的對象，「內容不如說是在自身那里就有著形式，甚至可以說惟有通過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氣和實質；而且，那僅僅轉化為一個內容的顯現的，就是形式本身，因而也就如同轉化為一個外在於顯現的東西的顯現一樣」；「隨著內容這樣被引入邏輯的考察之中，成為對象的，將不是事物，而是事情，是事物的概念」。…

綜觀一：不深入內容，站在個別存在之上，如同一個框架，可以將內容納入於自身中。這是僵死的的存在者，掩蔽了活生生的運動。

綜觀二：「把自己完全交付給認識對象」，「隨著物質的運動而前進」；這種運動方式，「內容先把自己簡單化為規定性，把自己降低為它自己的實際存在的一個方面，轉化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後科學認識才返回於其自身」。

作為「有我之知」，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屬於第二種「綜觀」，即「動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的運用。他說：「我覺得在研究哲學的時候，應該不斷地改變姿勢，以避免因為某一只腳長時間站立而變得僵硬。」又說：「通向世界未來的道路並不筆直也不平坦，它曲線前行、方向變換不定。」這種研究方式決定了其述學文體必然是「斷片」式的。…

康德式的先驗分析有著致命弱點，即為每一個概念劃定界限，並將概念嵌入到先驗體系之中，成為一個零件；這一體系表面上看很周密，卻與實際情況存在巨大的鴻溝，一旦該體系中的某個零件出了問題，整個體系便隨之崩毀。故維特根斯坦坦言：「我本人對於構建一座大廈沒有什麽興趣，相反，對這座大廈的根基很有研究的興趣。」

的確，那些強烈吸引我們的解釋和體系建構，無力解決所要面對的理解問題。維特根斯坦竭力想把我們從某種特定的思想風格中解救出來，徹底擺脫控制著我們哲學想像的那些理智的妖魔：

我認為，尋求解釋的企圖之所以錯了，原因之一是，我們只需要以正確的方式將我們知道的東西放歸一處，勿需添加任何東西，而我們試圖於解釋中獲取的那種滿足會自行到來。…

斯坦納將「理論」在諸多話語領域中所取得的「勝利」視為「自我欺騙」，「無非是因為科學占了上風，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

錢鍾書的銳見亦一針見血：「邏輯不配裁判文藝。」他說：在考究中國古代美學的過程里，我們的注意力常常給名牌的理論著作壟斷去了。不用說，《樂記》、《詩品》、《文心雕龍》、詩文話、畫說、曲論以及無數掛出牌子來討論文藝的書信、序跋等等是研究對象。同時，一個老實人得坦白承認，大量這類文獻的探討並無相應的大量收獲。好多是陳言加空話，只能算作者禮節性的表了個態。葉燮論詩文選本，曾慨嘆說：「名為『文選』，實則人選。」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實質」是「歷史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常無實質，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

維柯以「詩性智慧」跟「知性智慧」相抗衡。卡西爾說得好，在維柯那里，邏輯學首度突破了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範圍，並把自身的世界建構為一個人文科學的邏輯，作為語言的、詩歌的和歷史的邏輯。維柯的思想是超越理性主義傳統的一種努力，其終極目標是制限西方近代文明的片面走向，回溯、重造人類心智的原始整一性和完滿性。

柏格森認識到了語言、符號的局限：用語言符號只能得到相對的知識，憑借理性邏輯僅能獲得表面的知識，至於「生命意志」的「綿延」——柏格森稱之為「唯一的實在」——是無法由邏輯、符號來尋找的。為此，柏格森充分肯定了直覺、悟性的重要。M.懷特評述柏格森時說：「理性最多也不過是能夠在一座預先構造的科學房屋四周『環行』，而直覺則有進入這座生命、感覺和經驗大廈的高貴特權。」…

二

表面上看，由於「理論」在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話語領域中的「勝利」，以及著者對於「理論」的過於「迷戀」，導致了時下「述學文體」的千人一面；深層次地看，則是人們出於本質主義的尋求，「對一般性的渴求」，而沈湎在「科學」的方法之中。

著者往往不是順著歷史或現實中有關事實的發展，而是順著理論結構寫下來。他們或用齊澤克來讀解余華，或用德勒茲來剖析孫甘露，或用薩義德來解釋《小團圓》，或運用並未吃透的德里達、波德里亞、拉康等人的學說四處出擊。仿佛這些「大師」的理論是百試不爽的「試金石」，諸如此類懸擬、虛構的論著，大面積地「過度引用」西方「理論」，實無多少個人有獨到見地。

「理論」原本並不具有頤指氣使、君臨天下的「權勢」。伽達默爾追溯過「理論」(theory)一詞的原初意義：

「理論」一詞的希臘文是theoria，它表現出人的存在這種宇宙間脆弱的和從屬的現象的明晰性，盡管在範圍上微弱有限，他仍然能夠純理論地思考宇宙。但是根據希臘人的…

摘要：學術研究是一項個性化的事業，是一門創造性的藝術；述學文體不僅關涉學術表達形式，而且關涉學術思想的創造；學界普遍缺乏述學文體的自覺，至今充斥著乾癟的概念演繹和空洞的體系構架，蔓延著畸形的「學院語言」——「反黑格爾主義」是重建「述學文體」的核心主題。維特根斯坦、錢鍾書等人的述學文體，徹底改變了「講理論的態度」，由對象化之思轉為有我之思，由「知性智慧」轉為「詩性智慧」；在以語言思考的過程中，他們打通古今中西，打通人文各學科，動態地立體呈現獨創性灼見和個人化風格：這種述學文體，可命名為「畢達哥拉斯文體」，是對古代道說傳統的回望。

關鍵詞：述學文體；黑格爾主義；維特根斯坦；錢鍾書；畢達哥拉斯文體

作者簡介：吳子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記者：現在我們熟讀的詩詞，有不少來自於少數民族詩人的創作，比如元好問、耶律楚材等。詩詞爲什麼能夠突破民族的壁壘？民族的交往交融是如何推動産生新的詩詞傑作和新的詩詞精神的？

蒙曼：詩詞代表着中華民族共同的審美取向和價值追求，這才能超越民族的壁壘。舉兩個最經典的例子。…

那麼，爲什麼會有這麼多“思鄉”的意象呢？因爲思鄉和我們剛剛提到過的愛國一樣，就是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情感追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五湖四海的人們匯聚到中國這片土地上，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人離開故鄉，東奔西走，這才走出了中國的廣袤疆域和燦爛文明。



站在中國這個大舞台上回望自己故鄉的時候，會慢慢發現，作爲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思鄉之情是永恆的，但是與此同時，故鄉的範圍也會越來越大，一代代中國人“反認他鄉是故鄉”，最後才奠定了中國這個共同的故鄉。我們今天説要探尋中華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理解中國人的鄉愁，這個鄉愁是“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同時也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記者：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鼎盛時期，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爲隋唐盛世注入了質樸雄厚的氣質，這與盛唐詩歌風格的形成有何關係？對唐詩的發展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詩不僅是衡量中國人文學才能的重要標尺，也是中國人表達情感的基本方式。中國人主要不是藉助宗教，而是藉助詩來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實現情感的滿足。就以我們每天舉頭仰望的那輪明月來説吧，我們用詩賦予它各種情感內涵，這里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團圓，也有“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孤獨；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也有“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的磅礴；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的深沉，更有“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豪情。我們中國人不僅用詩歌唱自己的生活，撫慰自己的心靈，也用詩來啟蒙自己的孩子，塑造他們的精神世界，這就是最具活力的“詩禮傳家”。

開筆禮。（圖片來源：新華網）…

有許多發現都彌足珍貴，比如韋莊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描冩唐末黃巢起義時的大亂局面，韋莊當年因此名聲大噪，號稱“秦婦吟秀才”。但這首長詩到宋朝就亡佚了，直至在敦煌被發現，世人才有緣重睹了這首詩的真容。還有李白的《惜樽空》，有學者認爲，相較於傳世的《將進酒》，更能體現出李白的“狂”，是更加接近李白創作的原版。

敦煌藏經洞《惜罇空》。（圖片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