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歐洲這些航海強國，海洋仍然是人類能力的極限所在。據說，在文藝復興時期，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間通道的「海格力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上刻有「沒有更遠的地方」（Nonplusultra，或譯作「此處之外，再無一物」）的警示，警告水手和航海家不要再繼續前進。

直到18世紀下半葉，歷史作為一個實體，即國家或文明，開始呈現線性時間的屬性，從過去延伸至未來的概念，逐漸成為時間觀念的主導模式。這一模式最初在西北歐興起，隨後在20世紀擴散至全球。

歐洲產生線性時間觀念的因素很複雜，涵蓋了宗教、科學以及對全球資源的追求等概念，為資本主義不斷積累的模式提供了抽象且可測量的時間框架。對深海的不斷探索是競爭激烈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或許並非巧合的是，這個時期也標志著現代歷史學的興起，它偏離了海洋時間性的周期和回報範式，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家利益和目標的影響。

分隔海洋

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最初的概念旨在為德國的「大空間」（Grossraum）建立基礎，他認為歐洲的「規則」（nomos）無法延伸到海洋上。在他看來，規則指的是社會秩序中的法律權威，主要涉及土地劃分和資源「奪取」或「侵佔」。盡管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深海航行，施密特所描述的「陸地和海洋之間的對立，也就是不同空間秩序的對立」仍然存在。

與陸地的主權不同，海洋是自由的。他強調，海洋「可以被所有國家自由利用……它沒有邊界並且是開放的。當然，最重要的是，海洋自由也意味著進行戰爭的自由」。此外，海洋也成為佔領和統治海洋以外地區的人民和資源的許可證，超出了文明規范的范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逐漸崩潰。1939年的《巴拿馬宣言》（Panama Conference）中，美國首次宣布，自己國家的特定安全區域延伸至大西洋和太平洋的300海里。地球上最後一些邊界正在被界定。技術發展，如潛艇和航空力量的增強，削弱了海洋的基本特性，同時也加強了對海洋的控制。領土爭奪和主權聲索不斷延伸至海洋，類似陸地空間的情形。

然而，盡管在19世紀末之前，海洋上的暴力主要局限於水面和漁業，但自20世紀以來，人類不斷深入海洋深處，留下了一系列可預測的災難場景。海洋已經成為工業殖民區，面臨大規模商業交通、漁業、核試驗、石油和天然氣勘探以及軍事化島嶼建設的影響。此外，海洋還成為類地行星的垃圾場。現代觀念中，征服自然和無節制消耗自然資源的模式前所未有。人類歷史中那種認為我們可以摧毀、否定和超越所依賴媒介的傲慢，是荒謬的。

隨著深海技術的進步以及在海底發現化石燃料和礦物，各國開始爭相在海洋深處提出主張。到21世紀初，海上石油鑽探已經佔據全球石油產量的30%。然而，這不僅會釋放二氧化碳和甲烷，還會在海洋深處建設永久性鑽井設施、核電站、風力渦輪機、浮動港口、液態碳氫化合物儲存設施和碼頭。大型港口為油輪和拖網漁船提供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島嶼建設也在擴張。過去四十年，新加坡對沙子和其他材料的需求導致印度尼西亞周圍的約25個島嶼消失。

保護科學越來越關注海洋酸化以及工業化對深海生態系統造成的損害。未來十年，將有重達300噸的車輛被派往海底采礦，大多用於綠色技術。然而，這些資源也是眾多且常常脆弱的生態系統的家園。曾被認為生長速度非常快的錳結核實際上需要一萬到一百萬年才能生長。一些保護組織成功引起主要監管機構的注意，比如聯合國國際海底管理局（ISA），該機構正在制定一系列法規，從2020年開始管理深海采礦。然而，盡管付出了努力，聯合國仍受制於國家利益。

從國際法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入侵背後的驅動力。聯合國曾多次試圖規范民族國家對海洋及其資源的控制范圍。1982年，大多數國家（不包括美國）同意一個國家將其專屬經濟區（EEZ）擴大到200海里。如果每個沿海國都提出這一國家管轄權要求，那麼專屬經濟區的面積將達到4300萬平方海里，約佔海洋面積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