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晉濱: 齊格蒙・包曼~~流動的現代性,社交媒體是陷阱

2017年的今天,享譽國際的波蘭思想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英國里茲的家中逝世,享年91歲。他生前致力於研究猶太人大屠殺、現代社會中身份的流動性、消費主義及全球化。

1925年包曼出生於波蘭波茲南(Poznań)的一個猶太家庭。二戰爆發,德國入侵波蘭,不足14歲的他隨家人逃往蘇聯,加入蘇聯指揮下的波蘭軍隊。在二戰期間及戰後,他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波蘭工人黨黨員。在後來談及自己為何會信仰共產主義時,他覺得這與他童年時所經歷的貧困,及作為猶太人所受到的歧視與羞辱有關。他於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修讀社會學與哲學,及後留校任教。1968年,波蘭掀起反猶運動,他與家人被迫離境。他於1970年最終定居英國,並於次年開始在英國利茲大學教授社會學,直至1990年退休。


大屠殺,流動的現代性


包曼是一個多產的學者,一生出版了50餘本著作,包括一系列以「流動的」(Liquid)為題的書。早期包曼最廣為人知無疑是1989年的《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當時的很多學者將大屠殺所展現出的野蠻,視為與現代性遭遇的一次挫敗。然而包曼卻在書中尖銳地指出,猶太人大屠殺恰恰是現代性的後果,因為現代性正是以工業化和理性化的官僚主義為支撐的。他寫道,「正是在這個現代文明的理性世界中,大屠殺才是可以想像的。」

除了思考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的關係,包曼也關心現代性及後現代性如何影響個體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流動性」(liquidity)成為他定義後現代社會的關鍵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包曼提出了「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意思是: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中,我們都成為了「無根」的個體,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信賴的參照系/參照物。在這個時代不安全感成為常態,因為「所有的協定都是臨時的、稍縱即逝的,僅僅在另行通知之前才具有效力」。

「流動的現代性」帶來了「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這是一種彌散的恐懼感,它沒有特定的對象,但它無處不在。包曼最喜歡用「行走在雷區上」的比喻,來形容這種現代社會特有的恐懼感:「我們行走在一個雷區上,清楚地知道這裡到處都是地雷。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們在哪裡,甚麼時候會爆炸。讓我們感到害怕的,正是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性。」包曼甚至悲觀地認為後現代社會中的愛與恨也成為「流動」的情感:它們不穩定、難以捉摸、製造焦慮,最終導致道德冷漠、非理性和暴力。


社交媒體是一個陷阱


在後現代社會,社交媒體越來越成為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結的紐帶。包曼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EI Pais)的訪談時表達了他對社交媒體的質疑。在他看來,社交媒體與傳統社群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要麼屬於或不屬於某個社群,但是社交媒體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我們選擇喜歡的人做朋友,把不喜歡的人拉進黑名單。顯然,社交媒體讓我們感到沒那麼孤獨,但它卻剝奪了我們學習社交技能的機會。他認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因為在這裡避免衝突太容易了(只需把別人拉進黑名單)。

在大多數人那裡,社交媒體不是用來團結不同見解或者拓寬視野的,恰恰相反,他們用社交媒體來創造一個「舒適圈」(comfort zone),在其中,他們只聽到自己的回音,只看到自己的倒影。社群媒體固然很有用也很有趣,但它事實上是一個陷阱。」(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 香港01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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